12月初，切.格瓦拉之女阿莱达悄然来到上海，参与由岭南大学发起的首届“可持续发展南南国际论坛”所组织的一场考察活动。随后她跟随考察团行走在苏浙沪的乡镇，一边看一边对比着中国和古巴的异同。在杭州，略显疲惫的她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谈起对父亲的记忆，也诠释了她心中依然坚定的革命理想。 在迈克尔.摩尔揭露美国医保体制黑幕的纪录片《医疗内幕》（Sicko）中，有一段对古巴威廉索勒儿童医院医生阿莱达.格瓦拉（Aleida Guevara）的采访。通过镜头，格瓦拉医生向世界介绍古巴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医疗体系和国际医生计划。这个被美国人想象成“路西法”的国度药价低廉，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甚至也以等量的慷慨对待外国人。看到这一切，被医保公司拒之门外的美国病人痛哭流涕。
所有这些，始于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于1960年发表的演讲《关于医疗制度的革命》，他认为，向所有的公民提供医疗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的信仰之一。古巴革命胜利52年来，经历长期的经济困难，政府的承诺从未改变，“医疗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观点仍被古巴医生反复强调。
阿莱达.格瓦拉正是为古巴政府工作的众多医生之一，她还曾作为国际医生被派往尼加拉瓜、安哥拉和委内瑞拉。但她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她恰好生于1960年，她的父亲就是切.格瓦拉。
阿莱达常常戏称自己是一个“遗传事故”，因此“拥有了成为两位伟大人物的女儿的特权和荣耀”。“并且，我也是古巴革命的产物。”她自豪地说。
 卡斯特罗抱着两岁的阿莱达，与夹着雪茄的切·格瓦拉谈笑风生 低调的革命者
12月6日，记者偶然参与了由岭南大学发起的首届“可持续发展南南国际论坛”在上海的一场座谈。与会者多来自亚非拉国家，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领袖、厄瓜多尔人权委员会委员、菲律宾亚洲另类人民联合组织成员等，他们计划用一周的时间走访苏浙沪三省，对华东的乡村建设进行实地考察。学者和社会运动实践者们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频频就媒体导向问题、流浪儿问题和农村问题向上海学者发问，气氛十分热烈。尽管在场所有人都积极寻求发言的机会，其中一位来自古巴的医生还是显得与众不同。她不仅对中国的发展状况显示出了热切的关注，还就观察到的每一个现象与古巴进行对比。比如，当上海社科院的一位学者介绍他关于上海流浪儿的田野调查时，她便提供了古巴解决流浪儿问题的方案。一名医生对专业领域之外的政策如此了解，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尤其当她讲起祖国，言语间仿佛在那里生活着的不仅仅是古巴人民，也是“她的人民”。
座谈会结束后，记者询问这位医生的名字，才知道她就是阿莱达.格瓦拉。整个活动中，没有人特别介绍她的身份，在随后几天的参观行程中，她也没有享受特殊的待遇。反而因为只会讲西班牙语，她在彼此已经熟悉的能说英语的同行者中显得有些落寞，随行的三大件行李也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但是她很少求助别人，身上似乎始终有一种“革命者”的傲气。
在古巴也一样，人们并不因为她是切.格瓦拉的女儿而将她置于脱离底层实践的高位。她做着和所有古巴医生一样的事情，帮助古巴人民，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服务。“去其他国家工作也很正常，全世界70多个国家都有古巴的医生，爱和健康是无价的。”她说，“和所有古巴人一样，我的革命观点不仅仅受到父亲影响，也受到卡斯特罗的影响。革命是不盈利的，革命是为了让所有人得到尊严。”
除了医生的本职工作，她还是ICAP（the Cuban Institute fo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古巴与世界人民友好协会）的成员。她去世界各地宣传古巴革命，讲述她父亲的一生与他的著作。“在我第一次做关于父亲与古巴革命的演讲时，我明白了社会运动是始终存在的。”同时，她也在不断地从社会运动中学习，比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在巡回演讲的过程中，阿莱达结识了许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能和这些人合作并且帮助他们，使她感到特别快乐。  切·格瓦拉的准“全家福”，其中包括他的母亲、第二任妻子以及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伊尔达，后面站着的小女孩即为阿莱达。这张照片摄于1963年。阿莱达之所以记得这个年份，是因为照片中她妈妈正怀着她的弟弟。当记者请阿莱达在刊载了这张照片的《一首未唱完的歌：献给切·格瓦拉》（[古巴]阿迪斯·库普尔、弗洛伊兰·贡萨雷斯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一书上签名时，她神情严肃地拒绝了，原因是“这本书里写的一些事情不符合事实” 爸爸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爱着我
阿莱达4岁的时候，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去了刚果，按当时官方的说法，他从此不能回到古巴。那时她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觉得切.格瓦拉是革命领导人，“是朋友而不是父亲”。在她5岁的一个晚上，切.格瓦拉经过乔装打扮，秘密地回家了。阿莱达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整个人都变了，我觉得这不是我爸爸，而是爸爸的一个朋友”。于是她默默低头吃饭。“后来，爸爸轻轻地摸了我一下，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摸法，这时我感觉到这个人爱上我了。爸爸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爱着我。”
阿莱达是切.格瓦拉与第二任妻子阿莱达.玛奇（Aleida March）最大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让他们阅读父亲写的东西，对她来说，继承父亲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她之所以成为医生，一部分原因正是想要更靠近父亲。当她第一次读到后来成为畅销书和电影的《摩托日记》时，它还只是一捆手稿，然而她立刻被叙述者发自内心讲述的冒险经历吸引。随着阅读的深入，她才开始意识到写这本日记的人正是她的父亲。阿莱达与父亲相处的时光非常短暂，大部分时间，她只能通过切.格瓦拉寄来的图文并茂的明信片与之交流。《摩托日记》使阿莱达对父亲有了更多了解，追随他的旅程，她看到了拉丁美洲鲜为人知的一面，也了解到父亲的梦想和雄心壮志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他意识到那些可怜的人们最需要的不是他作为医生的科学知识，而是他促成社会变革的力量与坚持，只有变革才能修复他们被践踏了几个世纪的尊严。” 她读得越多，就越爱那个当时只有23岁的年轻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阿莱达和家庭的其他成员开始整理切.格瓦拉未出版的手稿。1993年，《摩托日记》首次出版。阿莱达觉得这本书拉近了青年切.格瓦拉与今天的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虽然作为女儿阿莱达并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关于切.格瓦拉的回忆，但她并不觉得缺少父爱。“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爸爸的形象始终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氛围里，爸爸好像并没有缺席，而是实实在在地陪伴着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我也不愿意选择别的爸爸，他就是我唯一的父亲，给予我非常多的爱。”  阿莱达向中国提问
此次参与南南论坛，是阿莱达第二次来到中国，她对一切现象都充满好奇，提出了无数问题。有些问题很快得到了解答，另一些则仍然是问题。
12月10日，他们完成了在杭州萧山一处工业区的考察，来到西湖景区游玩。阿莱达对景色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是当她看到湖边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卖部时，径直走了过去。“这个怎么玩？”她指着一枝玩具气泡枪问。陪同的墨西哥女孩伊丽莎告诉她，这种枪可以打出彩色肥皂泡。记者以为她要挑选礼物带回儿童医院，伊丽莎解释说，由于控制商品进口，在古巴，人们很少能看到这样颜色鲜艳的塑料玩具，也没有很多国际品牌商店，所以阿莱达对这些玩具特别感兴趣。
后来，在开往晚餐地点的大巴上，阿莱达随手拿起一份《外滩画报》翻看。看到其中一款索尼卡片相机，便询问它在中国的价格。当听说约要两三千人民币时，她说：“真贵。”“你用的是什么相机呢？”阿莱达从包里拿出一台莱卡的卡片机，大家纷纷告诉她，莱卡比索尼更贵。她笑说：“这是一件礼物。”
当然，阿莱达问得更多的是严肃的问题。在与中国学者座谈时，她问，面对全民物质至上的倾向，媒体除了投其所好，是否进行过反思？而对于全世界都关心的中国的经济发展议题，她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除了发展经济之外，是否还能为世界贡献更重要的东西？在华西村，她亲眼看到乡镇企业创造了极好的经济效益，但她问，那里的工人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怎么样？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告诉她自己是这里的外来务工者（翻译用的词是Immigrant，移民），她问，这个人明明是个中国人，为什么又说自己是移民？当被问及中国的乡村是否如她所想，阿莱达告诉记者，短短几天的参观时间太短了，她只去了三四个村子，很难据此做出判断，她说：“我到一个地方，别人会向我介绍这里很好、很有趣，但这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在这几天中，我了解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城市迁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在减少。这让我很担心中国的农业问题，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可能很多粮食都要从国外进口，我认为人口大国应该实现粮食自给。”阿莱达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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