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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电影大亨邵逸夫先生逝世了，享年107岁。先生的逝世引发了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热烈讨论，自1984年中英谈判确定香港回归以来，他向大陆捐赠了47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可以算得上是功德无量了。然而，也有一些人没有忘记他作为企业家的另一面，“在金钱这一层面，邵逸夫呈现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他大手笔做慈善，二十几年来共捐给内陆47亿港元；另一方面，他在经营成本把控上又极为悭吝，甚至锱铢必较，与大多数香港老板并无差别。”“邵逸夫的‘小气’是出了名的。”
如此看来，逸夫先生作为“慈善企业家”，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他出手阔绰，把“爱心”源源不断地献给内陆的教育和医疗事业；而另一方面，用邵氏老员工的话来说，邵逸夫“有两千多员工”，在对待自己的员工方面，颇有点“谈感情伤钱”。近在咫尺的员工和远在天边的慈善救助对象，颇有点矛盾的意味。
在当代社会，这种矛盾的现象并不鲜见。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后，富士康公司捐出了5000万的善款，位居捐款企业前列；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富士康员工不时爆出的跳楼、斗殴、罢工新闻，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就是这样一个大企业，宁可豪捐上千万、上亿给慈善事业，却在工资待遇上锱铢必较，着实让人费解。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子女们的教育问题、父母们的医疗问题难道不是因为工资低而变得愈发严重吗？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工人的贫困，使得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的民生问题成为广大劳动者的难题，另一方面，资本家又不忘拿出钱来做慈善，“消解”这些问题带来的痛苦。
回看历史，这种矛盾的现象也常常出现。例如，现代慈善的开创者兼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在1911年创办了“纽约卡耐基基金会”堪称现代慈善业开端，而另一方面，1892年他的父亲安德鲁·卡耐基雇佣了300名平克顿警卫血腥镇压了霍穆斯德钢铁工人大罢工；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一生直接捐款5.3亿美元、对慈善机构的赞助超过10亿美元（北京协和医院就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建立的），却在1914年下令屠杀了为争取工资而罢工的矿工，史称“拉德洛大屠杀”。
铁腕的劳资政策换来的是垄断资本的不断壮大，而那些对工人阶级的血债，已经被富豪们所创立的各色各样的慈善团体的爱心光环所覆盖。一面是面目狰狞的刽子手，用强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一面是慈眉善目的牧师，用“软实力”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资产阶级进入垄断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现象！
如今，慈善事业早已深深浸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慈善”也不仅仅是“事业”，不断向产业方向发展。据统计，2001年至2011年间，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增加了25%，增长率超过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2012年的资产规模达到3160亿美元，雇佣人数940万余。2013年，美国CNN电视台联合《坦帕湾时报》、“调查性报道中心”对美国慈善机构进行了时长一年的调查，发现善款中有10亿美元流向盈利性企业。全美最差的50家慈善机构过去十年筹款13亿美元，只有4%的钱最终给了需要帮助的人。
此外，慈善基金会开展国外项目时常常带着浓重的政治意味。美国三大私人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福特基金会从195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之中。比如福特基金会参与到了美国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控制权的斗争当中，将其海外项目集中部署在中东和东南亚，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国家利益，为“减少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宣传”充当助手。慈善基金会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活动目标是打击共产主义，宣传美式自由民主。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慈善基金会的对外援助是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下，把国家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虽然慈善基金会目前已经从法律上摆脱了“家族”的影响，但是其董事会主要还是由商业巨头组成（富豪捐款给基金会逃避高额遗产税不是什么秘密）。这意味着慈善基金会仍然控制在企业家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实现利益的重要渠道。在国际舞台上，慈善事业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国家代理人实现利益的重要渠道。
慈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包含着时代政治、经济意义，慈善事业并不是按照人性善恶去发展的，不能从抽象的爱心、善良视角去进行分析。比如，香港政府拒绝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捐赠自己名下土地建造廉价房的提议，因为他的“慈善”行为带着明确的商业目的。在其捐赠的7块土地中，有6块为未开发的“生地”，且远离市区，政府需要为其建设道路、电力、供水、市场、店铺等公共和商业设施，花费远超地价，如果政府决定为这些捐赠来的土地兴建配套设施，周围的土地必然跟着受益升值。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下总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社会里，“慈善事业”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恰好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的“恶之花”。我们所要批判的慈善，是那种竭力去掩盖和美化不平等剥削关系、把工人的剩余价值施舍些皮毛来麻醉无产阶级的“慈善”。
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追求社会公平、提高工人权利的不自觉的朦胧情绪，而主流媒体则通过铺天盖地的报道，利用这种模糊的愿望，“鼓励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慈善家、当局和资产阶级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血腥压迫工人阶级，才使得慈善家的行为成为可能。列宁曾批判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为了资产阶级施舍的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长子继承权（指革命斗争的权利）。我们不需要奢望他们的慈善，而是应该收回我们的权力，将其用之于所有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福祉。到那时，慈善则会因为剥削和因剥削造成的贫困的消失而失去其存在的土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