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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五十年代初聊城一中的学生，回顾当年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51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而国家经历了数十年战乱，本来就很滞后的教育，屡屡受到摧残，聊城地区原有的中学都早已停办多年。各县的中学刚创办，当时，聊城县内唯一的中学就是刚从游击状态的原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转入城镇的平原省立聊城中学，1953年2月改名为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当时人们简称“聊城中学”。 当时的聊城中学的校院，南起山陕会馆，北至聊城基督教堂北面的大码头。山陕会馆是学生宿舍，山陕会馆以北、双街以南有图书馆等，聊城基督教堂内除有一家民房之外是聊城一中的校本部，基督教堂是一中的礼堂，礼堂以南有一小院为办公室，礼堂以北有教室，两座小楼中，大一点的是史地教研组办公室兼宿舍，小一点的是数学研组办公室兼宿舍。最北头是木工室。 聊城一中1950年开始招收高中，此时有高中一个班，初中十四个班。从1952年起，在运河东岸新建教室二十四座，至1965年学校共二十五个班，学生一千三百人，教职工91人。 那是在1951年，为适应培养人才的需要，各县刚办的中学大多只招收一个班，学生四十余人。而已有七年历史的省立聊城中学，时有高中一个班，初中六个班。这年秋，初中已招三个班。根据国家需要，扩大招生，续招新生一百名。 但是，生源缺乏，各县有限的几处完小，都是寒假毕业。当时放麦假、秋假，离毕业还差一个学段。因此学校向地区内外遍发广告。这些应寒假毕业的学生，担心到毕业时没有招生的中学，就得等到下年再考。如现时考，还少读一个学段的高小，对一些超大龄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喜讯。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考一中的。 报名 我当时在聊城县河洼刘完小读六年级，在聊城一中第一次招生时，我们这些还差一个学段不毕业的在校生就慌着去考，但聊中招生不是按教育行政系统逐级部署的，当时的小学坚决不准。若勉强去报考，按退学处理，考不上也不准上了。河洼刘完小的代理校长担心这个仅有三十多人的六年级，如考走一些，教学秩序就被打乱了，他带着鄙薄的口气批评大家说：“县教育科会考虑你们这些人的安排问题，瞎不了你们这些人才……”。 所以那次大家都没报考，十分惋惜，对毕业后没处考学，须荒废半年时光的前景有很大忧虑。这次续招是在秋假期，没法去找学校，也不敢轻意去报考。同时招生广告上写着报考条件是“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历”，我们都很自馁，因为自己既不是高小毕业、也还差半年不够同等学历。 同学们在假期内分散在各村，就聚到一起商议：毕业证不可能得到，同等学历大概需区公所证明，我们认为区里是不会给开的……。其中一位同学想出个办法：去教育科问问怎么办！于是，我们到了教育科，恰好学校的会计段金庆老师正在那里，我们说了来意，他倒是很干脆，说：“我给你们开个信去报名”。一会就拿来一张信，大家自然都很高兴。迅速跑到聊中，已是报名期的最后一天了。 报名处设在运河西岸的传达室东面的一个窗口。报名很简单，管报名的老师和帮忙的同学接过那信没看就放到了一边，交一张照片和一千元（折合后来的一角），就给了准考证。我们这才领悟出：录取凭考分，自报的学历本来是无所谓的。后来学校的实践也说明不大重视自报的学历：一年后，张海萍校长亲自宣布，报考时有借毕业证的可声明，学校给恢复真名。几个班都有此情况，都改成了真实姓名；但对假考分，那些顶名的、替考的决不迁就，未入学籍的张榜除名，入了学籍的，勒令退学。 报完名，将离报名处时，又发现墙上贴的通知，报名再延期至考试的前一天。 但是差半年的功课仍是我们的思想包袱，幸而在暑期学段已发了下半年的课本。按照课本，我重点钻数学，因它占分数的三分之一，借助例题和自购的《算术难题分类详解》，日夜通宵攻读，循序渐进，全书习题都能做出来，经还原证明不错。 考试 考试头一天，家长给用白面裹高粮面做了一箆子银镶金的花卷，带上自己制作的沾水笔（这种沾水笔是木棍用线缠个的笔尖）和二分钱一包“墨水精”沏的墨水，步行来到聊城。找到了来报考的同学，都满怀喜悦。晚上住哪里似乎还都没考虑，或许感到天不冷，坦然在露天囫囵身睡一夜。夜来临了，学校附近真是人山人海。忽然有人提醒大家：“不知丁老师家能住否？”丁老师，即原在高小教我们数学的丁祖佑老师，上学期才调到联师（聊城师范前身）任教。他家在东关大街中部路南，我们摸黑找到他家，他又摸黑现从床上撤下席、苫，又找了些铺盖，我们就在瓦房的厦檐底下的台基上睡了一夜。 早晨起来，边走边啃着花卷，买碗水冲冲，就赶往考生聚集处。考场设在操场上，张海萍校长和几位老师站在讲台上察看全场。监考老师站在操场南北两端。考试时间到了，由体育老师王迺五喊口令，按准考证号每五十人一行，在操场东部站队。操场上摆放着三个一摞的砖摞，就是考生的座位，这些砖摞前后左右都相距一米，上面用粉笔写着考号，考生一行、一行地步入考场，各人选自己号码的砖摞。教导主任史大有宣布，拿起写着座号的砖，坐在下边那两个砖上，把写号的砖放到腿上当桌子。卷子是油印的，我们也觉得很新鲜。答卷时，监考老师持准考证存根上的照片逐个核对。 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常识，包括政治、自然、地理、历史等。同时通知次日早晨看榜，榜上有名的继续考语文、口试、体检。 当时考生的年龄差距很大，我十七岁，属中间，有二十多岁的，有十四、五岁的。考生的来源，除了当时属于平原省的聊城、菏泽、濮阳地区的考生外，还有属山东省的泰安、德州，属河北省的邯郸等地区的考生。从编号看，有二千七百多人。 第一榜取了六百人，次日继续考语文、考场与前日一样，砖摞上只有榜上有名的考生号码。经过语文等考试，录取了一百人，我们学校同去的同学中，被录取的只有我和顾春源。 学校 当时学校分为南北两个大院，南院在山陕会馆，北院是原基督教会。这时，在山陕会馆以北现在的山陕会馆停车场，已建了三排教室，高中在北排，初中主要在中排和南排。原来当教室的山陕会馆已全搬出，会馆全是学生的宿舍。会馆前后门都锁着，出入走大殿前和春秋阁前通往教室的夹道。 校部就是原基督教会，它在山陕会馆后面双街往北延伸的双街北段路西，路东是教会的家属区及民宅。基督教会大门上有一个支撑门厦的水泥拱梁，梁下是一门厦，厦下分两个门。门里正对门就是报名的那座传达室。 基督教会的礼拜堂是学校的大礼堂，礼堂南面是教师吃饭的小伙房，小伙房南边东、南、西三面是一圈教师的单间办公室兼宿舍，后墙建在砖砌的悬崖上，南临羊子巷街，西临丁家坑。礼堂后屋北面是美术老师安希武住室和美术组，南面是音乐老师武寄青的住室和音乐组。礼堂北面的牧师楼是老师宿舍和外语、数理教研组。其北是操场，曹操北面是体育老师王迺五的宿舍及体育器械室，往南是图书馆、总务处楼和一些带家属老师的宿舍及女生寝室。再往北，又是一栋单面楼，是校长室和教导处。再北边，是木工组、电工组。东面有院墙，墙东头，即双街的东首，街中间建跨街阁门。 此时学校有高一级（即高中二年级）一个班，高二级（即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两个班；初中十三级（即三年级）四个班，十四级两个班，再就是我们这一级─—十五级，已到校的是一、二、三班，续招的为四、五班。学生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农村来的。据了解，城镇完小的高年级也大部是农村的，这大概是因为农村的自给经济经受战乱的耐力较强吧！其绝大部分都是男生，已在校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续招的两个班降为百分之九十四。所有同学基本都住校，吃大食堂。 1952年学校又征收了双街路东的民宅，将街改到运河崖，成了一个大院。1953年在河东征地建了新教室，辟了新操场。运河上建了砖基的木板桥，学校大门也改到与桥相对的河崖路上，原大门拱梁，即新大门上的水泥拱圈。拱圈上用水泥塑铸顾协斋老师书写的“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因这时已有县中和正建的一处中学，按建校时间先后，县中改为二中，新建的中学命名三中。 入学 规定的报到时间，正逢我在县里参加县团代会，请了假，团县委给开了组织关系信，回到家，挑了被褥、草苫即去报到。 我们班的宿舍安排在会馆的春秋阁，铺是小木板凳架起的床板，不按人分板，是一个挨一个的铺褥被，安不下就再紧一紧，有剩余就都匀匀。从保管室领来以前没课本时学校自编的石印毛头纸教材当糊窗纸，用它把花棂窗格糊起来遮档风雨，会馆内所有住学生的殿厢都是用此糊贴。做浆糊有个简便法：保管室发适量从磨坊里收来的土面，到茶炉上先用凉水调成糊，再用开水一沏，就成了。如不熟，烧茶炉的师傅从炉眼里夹出一块燃烧的炭放进浆糊里转几圈就行了。 宿舍里照明，发两支蜡烛，一合火柴，由专人掌管。 可能怕我们冬天冷，一两个月后，调我们到春秋阁南边小院的一座东屋里。次年第一学期，调到会馆南大殿的后殿，又一个学期，换到前殿，再一个学期换到中殿的前殿。到了三年级，就搬入河东新建的宿舍。 当时会馆的各大殿内立柱上都有抱柱楹联，屋顶上悬挂很多匾，各个大殿的一层一层的梁檩上，一个挨一个地一圈全是会馆的匾额，各种字体、各种颜色的都有。共有多少块？没人数清过。我们每躺在床上，特别是夏天午休，总是先欣赏一阵这些书法。记得在南大殿东北角，是光绪末年挂的，由聊城著名书法家萧蒲田题写，由著名雕塑画家徐元祥制作的。那时对书法不懂，听大人说，这块匾虽然是当时聊城一带最著名的书法家所写，但挂到这里一比，水平就显得不高了。 大殿的石柱至石狮子的脖子上拉了多道铁丝，供学生们晾晒被褥。 学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部署卫生工作，教导处王耀华主任提出消灭苍蝇、蚊子、虱子、老鼠等害虫，台下齐呼“还有臭虫！”王主任补充“再加上臭虫”！臭虫咬人很厉害，先红肿成疙瘩，长时间瘙痒不退。它不仅藏在被服缝里，还栖息在床板、墙壁、房顶缝里，且繁殖很快，城镇居民几乎家家都有。当时还没有杀虫药剂，很难消灭。学校便新增几口大锅，专人烧水，课余学生们抬了床板和板凳去用开水浇烫，经反复处置，终于将臭虫消灭。 那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着一种皮肤病─—疥疮，很易传染，瘙痒疼痛难忍，且很难治愈，称为顽症。一些同学身带此病入学，为防止传染，专设疥疮宿舍，安排定时洗澡，医务室定时配药擦治，治愈后方可出此宿舍，入本班寝室。此病号室开始两座，病号逐渐治愈，减为一座，全治愈后，即撤除。 我们班的教室在会馆北边南排教室的西栋，晚上自习照明，全用汽灯。晚自习前由几位校工抬着一串串点燃好的汽灯逐屋吊挂，中间出了毛病，他们随时调治或另换一个。次年搬到河东新教室。开始仍用汽灯，闸南电厂供电后，改用了灯管。 闸口发电厂摄于1960年 聊城一中衣恒永供稿 作息的号令是教堂顶上的钟声，上课是连响两声，下课是响单声，起床、集合是连响三声，熄灯是两声间一声。打钟的是孙伯祥老人，他瘦得眼窝塌陷的好像连眼球都包不住，就是钟打得响。后来我居家，离校十五、六里，若没北风，钟声听得很清。 每星期一头一节课是周会，各班学生扛着板凳到大礼堂指定位置一班一行坐下来听讲。主席台两侧坐的是老师，正中墙上悬挂吕秉钧老师画的巨幅毛泽东炭笔画像。原来还有同样大的孙中山画像并排悬挂，此时已摘下立在北墙上。画像上方左右，张贴着印有马克思、毛泽东等头像的巨幅语录。 生活 礼堂北至牧师楼，是一片栽有刺槐的空地，这里是学生们的饭场。西面是大伙房。饭场东边是一排大瓷缸，开饭前，炊事员将稀饭或粥类挑来倒在缸里，缸上有大铜勺子和放勺子的木架。各班按班内活动编定的小组，出两个值日生，一个去领盆菜，一个从放碗的碗箱里搬出饭碗放到划定位置盛饭。炊事员两人抬一个放两扇主食笼扇的木架，花放在饭场中间。都准备好后，由学生选出的伙食委员会主席发令开饭。一个组蹲成一圈就餐。若遇雨雪大风天，临时移到大礼堂就餐。主食一般收麦后是馒头，春秋是小米、黄豆或加些玉米面的窝头。熬饭开始使用三、四口生铁锅，随着学生增多，铁锅容量有限，后来用的是两口钢板铆制的特大锅，据说是从上海买来，专车运来的，同学们很感新鲜，都去围观，卸了两三天才卸下来。这两口锅确实很大，刷锅需铺上麻袋下到锅里，用扫帚刷。 饭场中间置三、四排大石槽，饭前炊事员师傅已担满了水，供学生们刷碗、筷。碗、筷自备，刷完送回碗箱。 如果有的学生病了，不能随大伙就餐，可由医务室开病号饭条，在开饭后由做菜的老师傅给单做，自己去吃，或由同学代领。老师傅不识字，病号饭条上划“道道”是面条，划“点点”是米饭，划个圈，是加一个鸡蛋。 大伙房南边靠近西围墙，有口台基高出地面许多的井，上面支着辘轳，炊事人员用辘轳提上水倒入砖砌的流水暗沟，通过改换木制闸门，分别流入烧汤和蒸制的两个伙房。伙房再通过移动接水木槽，流入锅内或缸里。后来辘轳换成了水车。 学生的伙食费，记得开始时一般一学期旧币九万元左右，家有困难的学生有助学金，资助最多的全包，条件好的放弃申请，全自备。学期开始，由校长做动员报告，学生个人申请，小组评定，班里平衡，学校批准。一般分四、五个等级。后来逐年减少，大约1955年后就停了。 学生吃饭，除菜蔬外，面食随便吃。一切粮油、菜蔬由事务处采购。至粮油统购统销，由国家统一定量供应，供应不足，又无市场可补充，学校无能为力，不得不把晚饭改为稀食。 当时汽车极少，连胶胎的拉车也还没有，吃的粮、菜，烧的煤炭大多是船从运河里载来的，也有木轮小车推来的。 学校设医务室，有内科、外科、药房，看病不收费，重病需贵重药品，呈总务处边菊如主任批准。 学校设理发室，有两名理发员，第二年建澡塘，一月左右免费理一次发、洗一次澡，听说出售厕所的大粪的收入大体可抵此支出。 初入学时，还有消费合作社，供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大概是因那时候物资缺乏而设。由师生入股筹集资金，优先优惠供给社员，盈利分红。记得是由学生在课余管理，营业时间在午、晚饭后和课外活动时间。后来物资逐渐丰富，所供品种也不一定都受欢迎，经营萎缩，便撤消了。 老师 那时学校领导是张海萍校长，他入党晚，党支部书记都由教导处主任担任。我们入学前是田民，入学时田调走，换了王耀华，王调走，是史大有。当时的“三反”运动、“思想改造”都是书记王主任具体领导。教学方面的工作校长、主任都管。 张海萍校长“为实施正规化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想方设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当时大军飞速南下，接受分配来后方安置的批批应安置的旧政权人员。凡是上级介绍来的，只要有真才实学，除另做政治思想工作外，都在教学上予以重用。凡新来的教师，他必先听几堂课。对水平差不胜任教学工作的，不论来历如何，都坚决把他再介绍回去，不让不称职的人贻误学生。另外别人推荐的特别有才能的人，要求上级从外单位调配到学校来，因而学校拥有一批实力很强的教师队伍，各学科均有讲授能力很强的权威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张海萍校长是一位全才，曾见到数学老师赵同海与他研究高等数学难题；物理老师唐振武病重，杜箕泉去了县中，物理课成了空白，张校长即担任全校的物理课。校长时间不够，就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集体在大礼堂上课；高中语文老师有事请假，张校长就代讲语文。此时该讲刘绍棠的小说《青枝绿叶》，学生们都赞扬张海萍校长把书讲活了。他发现小说在景物描写上，把上弦月下弦月的形状给写颠倒了，结合某一话剧布景和其它实例，即写了一篇论文《谈日月星辰》，不久即在《人民文学》上刊出，可见他水平之高。抗战时，美国援华军的飞机被日寇击伤，迫降解放区，都是美国驾驶员，解放区净工农出身的干部不懂外语，就将张校长接去与其对话。张校长为人正直堪称楷模，他儿子小虎顽皮学习不好，读完小学后报考一中，这时考场已改在教室，参加考试的人多，像上课一样拥挤，或许他怕儿子偷看别人的答案、偷看小抄，监考老师不便监督，他特将小虎安排到稍远离考生处单设座位；或许避免改卷老师照顾分，每次考完校长都亲自当场判卷，有不少人围观，当计算出总分成绩不好时，校长哈哈大笑，戏谑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听说考了两年都没录取。 其他如语文老师李春野、郭应生、侯朝宪、刘直、魏庆功，代数老师赵同海，几何老师杨毓琛、荆宝安，物理老师唐振斌、唐振武，化学老师程登朝，生物老师崔耀南，历史老师吕合璧、孙永健、王耀华，俄语老师梁朝一，英语老师段子兴，美术老师安希武等等，有的虽未对自己直接授课，也都是学生们谈论认可的权威。还有两位体育老师，王迺五长于球类、器械操、武术，晁文昭老师长于田径、球类及体育理论。每开全地区运动会，都是王迺五任“总指挥”、 晁文昭任“总裁判”，学生们感到是一中的光荣。 亲给我们讲课、印象最深的是荆宝安、唐振斌、魏庆功、安希武、段子兴五位老师，觉得荆、唐两人总是以最简练的语言讲解几何、物理课，讲得极清晰、极明嘹，言词无一虚字。荆老师在黑板上画图、写字，都吃力地用左手，为的是怕他的身体挡住学生视线，可见他的良苦用心。魏老师朗读水平很高，特别是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读得生动活泼、形象逼真，大家都暗自叫好。美术课当时还无教材，安老师自编自画教材，那时聊城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就是石印，他不习惯地用特制的油墨在油纸上写画，编成写生、素描、明暗、透视、着色等十数章，印成约百页的十六开本讲义。据说有不少区内中学使用了此讲义。在黑板上画人物，了了几笔，即形象逼真。段老师教英语，英文写得很好，自己编印了英语发音等教材的小册子，他有一架英文打字机当时我们感觉有些新奇而神秘。 这些老师的原籍基本都是外地的。只有一位何新甫老师是当地人，据说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曾任原省立二中校长，在上海某印书馆当过编辑。图书馆里就有他的数本著作，编著者署名何铭三，发行人栏印“何 新甫”章。他学的是英语，他著作中有一本是英语画线教学法。当时学苏联，推行学俄语，英语无用武之地。他即自学俄语，担任数班俄语课。他好像有些精神病，时有言语失格，资格虽老，也不为大家重视。 这些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年龄较长，又多是“旧社会的教师、职员、（抗战时）流亡学生、旧军官、旧政府官员”。“三反”后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组织学生代表参加，本人是其中之一。据各老师自述的历史，其中有旧政权的军队少校教官、有大城市宪兵队长、有飞行队长、有专署专员、有省法院院长、有省党部负责人、有《中央日报》记者、有教会大学讲师、有大型企业工程师、有研究所研究员等等，据说还有人受着“管制”和保外就教“服刑”的。后来听说也有人故意夸大了自己在旧政权中的职务地位，大概是企图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到了“肃反”时，就给他带来莫大的麻烦。 随着人民教育的发展，逐步由师范学院、本校高中毕业生充实到教师岗位，教师阵容越来越强大。 学习 自习时间，当天授课的老师都亲临教室巡视，学生有问题随时给解答。张海萍校长除听课外，还不断把学生的作文簿、数学演草等作业本敛了一摞拿走，大概是既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也检查老师尽责情况吧！ 有了这些基本因素做保证，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细计。当时实行五级分，各种考试包括毕业也以此五等测量。五级分是学习苏联的记分法，成绩优秀记五分，良好记四分，及格记三分，不及格记二分，一点不会记一分。 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上课以外，组织多项活动。早晨起来就是全校集体在操场进行早操。上午课间有个大班空，教室关门，全班做课间操，或跳集体舞，或去操场做些体育活动。在课程表的课外活动时间，教室锁门，必须到操场活动；自由活动时间，根据自己爱好，自由选择活动。在体育方面，有篮、排、乒乓、羽毛等球类组织，有田径、全能组织，有单杠、双杠、徒手操等组织，还有国术队，习单拳、单械、对手等组织。在文娱方面，有歌咏、舞蹈、话（歌）剧、快板、杂技组织，有军乐、雅乐、腰鼓、口琴组织，有美术、科学制作，还有《前哨》、《文艺墙报》、《美术墙报》等墙报社，并发展社员。有专长的学子，在有专长的热心老师指导下，充分发挥和提高自己的才能。 每学期都有运动会，体育方面的人才自然脱颖而出；星期六常举办演出晚会，文娱方面的人才都显现出来；逢年过节都张贴各类墙报，政论、文学、美术人才展现出来；科学制作室，有各种工具和材料，供学生在理化、生物课堂上兴趣未尽的实验制作，不定期的举办制作成果展览。 举办讲座也是重要活动之一。有时在礼堂、有时在某教室，举办有时事、文学、科技等不同类型的讲座。事前贴出通知，写明时间、地点、讲述内容、主讲人，自由参加。例如文学讲座，当看了华东军区京剧团在新华广场演出的新编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学校看了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在团中央发出号召阅读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之后，高中语文老师李春野就对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艺术特点等进行论述、分析，对提高爱好文学学生的欣赏水平，写作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引导学生广读课外读物，是扩大学生知识面的又一举措。除给各班订有《中国青年报》外，在教室外设有报栏，内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政治、学术报纸。特别重要的文章都用红笔划上边框，一般重要的文章用红笔标划标题，以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阅读。如不满足，自由活动时间可去阅览室遍观全国报刊。 再是一中图书馆藏书多是有名的，存有大量当时新华书店没有的建国以前出版的书，还有相当规模的线装书。学生们借书方式有两种：开始是凭借书证从借书卡中选择，在图书馆窗口单本借；后来各班设图书橱，学生提出书名，由班里选出的书橱管理员统一去借。一个书橱约容百本左右，可供班内同学轮换借阅，并经常去图书馆更换，充分满足大家的阅读要求。 这些活动除学校组织外，学校的群众团体团总支（后改团委）、学生会（有主席、副主席、组织、学习、宣传、体育、社会服务等部长、副部长）配合开展各项活动；班里设行政、学习、卫生班长，团支部设书记、委员和各科课程代表具体组织活动和为大家服务。 回顾学校这些习规，意在约束和引导学生：课文学扎实，防止“死”读书；学好基本课，尽量开扩眼界，增大知识面；发挥各人特长，培养多方面才能；学好知识，同时练好身体。 作者刘洪山是原聊城糖酒供应站高级经济师 高文秀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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