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乡村记忆的边上 2014年01月22日 15:19 本文为文孟君为凤凰网城市撰文。文孟君，曾为杂志社编辑记者、高校教师，现从事休闲旅游文化咨询工作。 唐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一日，古徽州歙县篁墩人氏汪万武，因逃乱而至一地，适逢夜色渐渐退去，天刚破晓，只见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地沃草肥，花香四野，便搭草屋、起炊烟，决定择此地而居，取名“晓起”。这便是婺源晓起村的起源，由于村旁有溪，所以晓起村又称“晓川”。之后，另有洪姓在溪流上游一公里处建村，也称晓起。所以晓起村有上晓起、下晓起之分。 这段村史记载于《婺源县地名志》及《晓川汪氏宗谱》。这也成为婺源申请晓起村为“生态文化名村”的官方村史依据，自然，这更是晓起村、甚至婺源县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对社会学的重大贡献，指“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这只是个体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时才进行的记忆。”如此推论，“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公司、军队和工会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通常是由其各自的成员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当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 大多数人都有大学经历的记忆，这类记忆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是自传记忆；许多人更有关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记忆，如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的“七七事变”，这类记忆是通过书写等媒介手段记录下来的记忆，是历史记忆。 显然，晓起村的起源记忆是历史记忆。它存续于晓起村的历代村民中，并为每个村民所记忆。这个集体记忆建构了晓起村富有诗意的建村由来，赋予其自建村伊始就拥有的如诗如画、恬静安宁的文化内涵。 在台湾台中市的南屯区，这里居民因共同拥有着自传性的集体记忆而别有风采。这里的居民则共同拥有着关于麻芛的自传性集体记忆，那是独属他们的乡村记忆。 台中南屯：我们都记得麻芛 南屯，早在清朝时期此地即有汉移民开垦，由于当时有许多打制犁头店铺，故有“犁头店街”之称，也有“台中第一街”之名。 由于历史上农业生产所需，“犁头店街”盛行种植黄麻(黄麻为制作麻绳及麻布袋的原料)，并一直保留至今，可谓“黄麻的故乡”。同时，当地居民很早就有食“麻芛”的习惯，“麻芛”即黄麻的嫩叶，当地人用其煮汤喝，尤其炎炎夏日，多喝几碗的确清脾降火又有益健康。“麻芛”的集体记忆因此形成，既有饮食“麻芛”方面的、又有利用黄麻制作物品(如麻绳、麻袋等)方面的记忆，这些记忆塑造了当地的“麻芛文化”。 在“犁头店”，随便找一老人攀谈，说起“麻芛”，便会有这样的回答： “我是每天煮来吃，只要到了那个时候，餐餐都吃，想吃的话要清明节过后才能拨种，要农历三月中，才有得吃。” “用索仔(麻绳)去绑米箩，就是要挑稻仔耶的那个…那个畚箕也要用那个索仔。我们以前的农家都是每一个人种一小块，来打索仔(做麻绳)。” 即使是一些学校里的儿童，也会这样说： “我们学校有去看过庄阿伯的蔬菜园喔！有麻芛，我们也有吃到，苦苦的，不过也很好吃，大家都一直吃……我也有帮忙搓麻芛…好好玩。” “那个麻芛长的好高好高喔！我们还在麻芛园中玩，我喜欢到田里上课……” (参见王大立、王雅芳《地方文化与集体记忆的探讨——以犁头店“麻芛文化”为例》) “犁头店”的大人和孩子，都有着关于“麻芛”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这些自传记忆一代一代传承、体验、分享。在犁头店文化工作团队的努力下，推行本土文化教育，将“麻芛”作为一个乡土教学教材，发起许多麻芛相关的活动，使记忆除了感性体验外，还有了文化的蕴藉和故乡情感的注入，从而塑造了学校学生的群体记忆，凝聚了当地居民意识。在“犁头店”这块土地上，“麻芛”，从一个日常生活的食物，成为一个富有历史色彩、有对所在地感情的文化表征，并且能够永续留存。 乡村记忆的失落 无论是婺源晓起，还是台中“犁头店”，他们都享有自己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仅仅属于他们这个集体，外人无法介入共享。任何没有喝过“麻芛”熬制出来的“麻芛汤”的外人，不会有那种苦中带甜的记忆，也无法融于其中。集体记忆，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和地方的一个社会文化心理标识。一旦丢弃了记忆，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他们将不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们是谁，将到哪里去。 在许多乡村，由于社会一直以来对于农村及农村文明的忽视和贬抑，由于农村生存条件的相对落后，农村居民不愿唤醒、重建、保留自己的集体记忆，有时甚至有意忘掉自己的乡村回忆，在强大和傲慢的城市文明面前，宁愿卑怯地将乡村记忆深深埋在心底里，以此消弭自己与城市文明的裂痕： 他们，忘掉了村里刚刚拔出的井水，瞩目于都市酒吧的咖啡红酒；忘掉了村中池塘里的水牛，瞩目于游戏乐园里的铁甲怪兽；忘掉了隔壁阿婆的絮絮叨叨，瞩目于酒席宴会的应酬客套；忘掉了流传百年的乡间民谣，瞩目于一夜流行的宣泄饶舌；忘掉了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熟悉温暖的乡间民居，瞩目于高高耸立于灰色天空下陌生冰冷的格子楼屋…… 在这种有意地抹掉自己乡村记忆、梦想重建或分享城市记忆的努力下，久而久之，乡村记忆业已成为一个不可言说之痛，在这种“不可言说”之下，导致了个人乃至乡村整体的身份危机和身份意识的丧失。 一座座祖传老屋、乡音浓郁、鸡犬相闻、“十里不同风”的温情乡村消失了，代之以一个个整体划一、样式拼贴、户门紧闭、“相逢不相识”的呆板城镇，“千城一面”、“千村一面”。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失掉了乡村的记忆，重建的城市记忆有待时日，每个乡村、每个新城镇，落入了身份空白的陷阱。 久违，乡村 今天的城市，是昨天的乡村；抛弃了乡村，也就抛弃了城市的根。一个没有乡村记忆的未来，也不会是城市的未来！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瑟这样所说：“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来维持的。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在这个乡村记忆缺失的年代，的确需要来自当下“社会和道德”的支持，需要集体的建构，需要集体中每个人的参与。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听着乡音讲述的记忆，前面的村落，愈来愈近了…… “久违，乡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