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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语言文字与史籍经典 （上）
“伴我人生的蒙古语永不忘记，生死相依的大草原誓不背离。”这是每一个识字的蒙古人从小铭刻在心的诗句。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蒙古民族就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字系统。目前，全世界的蒙古族人口大约有700多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分散居住在蒙古、俄罗斯和中国的十几个省区。长期居住在国内的400多万蒙古人绝大部分仍然以蒙古语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语，尤其是在保持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较为充分的地区，蒙古语也非常的纯正和标准。但是在蒙古族与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蒙古族的语言也发生着变化，一般以当地的语言作为交流用语，有的甚至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土默川地区的蒙古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和蒙古语同一个语族的还有达斡尔语、土语、东裕固语、东乡语、保安语等。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且征服欧亚大陆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的时候，蒙古族的语言基本是统一的。后来，由于蒙古各部的人们分散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广大疆土之上，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散居各地的蒙古人来往日益减少，原本统一的蒙古语言从此开始分化，并逐渐形成不同地区的蒙古语方言，主要有西部的卫拉特方言、北部的布里亚特方言和中部的内蒙古喀尔喀方言。众多的蒙古语方言和地方土语，严重制约了各地蒙古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统一和发展制造了无形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蒙古语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于1980年正式批准以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察哈尔语音为现代蒙古语的标准音。如今，蒙古族的察哈尔话已经成为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标准普通话。
蒙古语和汉语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互有影响。总的来说，汉语对蒙古语的影响较大，蒙古语的许多词汇都是由汉语音译转化而成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蒙古语的语言系统，方便了蒙汉民族之间的沟通。同时，在长达数百年的蒙汉接触和交流中，尤其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也比较大，一些蒙古语的词汇也被汉族人们所接受。比如，元朝以前的汉族只有“我们”而没有“咱们”这个词汇，“我们”不包括谈话的对方，而“咱们”是包括谈话对方的，这是汉语借用蒙古语后才有了语言上的区分。又如，汉族从汉朝开始对路途中休息的场所一直称为“驿”，元朝政府改成了“站”，明朝建立之后下令“改各站为驿”（《明会要》卷七十五），但是汉族地区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站的称呼。如今，人们更是认同了“站”而忘却了“驿”。现代汉语中“那达慕”、“好来宝”、“乌兰牧骑”原本都是蒙古语，却被汉语借用。现在内蒙古地区的许多地名，实际上都是由蒙古语音译而来的，如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包头、萨拉齐、毕克齐、察素齐、乌素图、呼和浩特。还有的是蒙汉结合，如大召、小召，大和小是汉语，召是蒙古语“庙”的意思。
蒙古族文字是在古代畏吾儿人使用的回纥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根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乃蛮部就已经使用了这种文字，是成吉思汗最终确定它为蒙古族的通用文字。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受西藏喇嘛教红教的影响，特命元朝国师八思巴制出“八思巴蒙古文”，由于字体笨拙，书写繁琐，在元朝灭亡后就被淘汰，但是后来却成了朝鲜文字字母的基础。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蒙古学者却吉翰斯尔将畏吾儿蒙古字母加以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蒙古语言的特征，为蒙古文字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清朝时期，新疆蒙古族的“托忒蒙古文”曾经流行一时，可是由于字体复杂，并不被广大蒙古人所接受。1941年，蒙古国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新蒙古文”，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内蒙古地区实行了几年，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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