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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警告通行世界 作者:俞飞 “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雇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
这就是全世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米兰达警告”。
没有哪一个案子，能像50年前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那样，永久改变了美国司法与社会。毁誉参半的米兰达案成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刑事裁决。 疑犯捉拿归案
1963年3月13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警方神兵天降，23岁的墨西哥裔男子米兰达束手就擒。
十天前，17岁的白人电影院女服务员，凌晨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陌生男子开车停在路旁。先下车问路，假意搭讪。突然露出狰狞面目，掏出手枪，将女孩推进车内。在郊外沙漠发泄完兽欲后，男子洋洋得意地告诉受害人：“为我祈祷吧！”抛下女孩，开车扬长而去。
女服务员毅然报案。一周后，她看到一辆派卡德轿车似曾相识，好不眼熟。警方顺藤摸瓜，找到车主特威拉。一番旁敲侧击，了解其丈夫米兰达有过犯罪前科，相貌与女孩描述基本吻合。
警方火速出动，一举拿下米兰达。警察局内4个体型相近的墨西哥裔对象中，受害人指证：“没错，歹徒就是他！烧成灰我也认得。”
警方没有告知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协助，也未提醒他有权保持沉默，立马将人带到审讯室。
侦探库利与德布斯，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展开两小时讯问，“老兄，受害人已认出你了，还有什么想说的？”不得已，米兰达没有狡辩：“那我最好还是实话实说吧。”
他签字招供，供词上方一段打印好的法律术语，分外刺眼：“我庄严宣誓本口供系本人自愿作出，没有威胁也没有豁免承诺。我完全知晓我的法律权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陈述，都可能用来反对本人。”
警察心满意足，一切搞定，大功告成。万万没想到，事后，此案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背后另有隐情 无业游民米兰达无力聘请律师，法庭为其指定了辩护律师莫尔。
在研究了有关证据后，莫尔意外发现貌似无懈可击的案子背后，另有隐情。坚信警方手上的王牌证据——被告口供，绝对不可能靠正当方式获得，莫尔决定反击。
法庭盘问期间，莫尔成竹在胸，问题刁钻，层层设问，切中要害。
他先提问：“库利警官，在获取这份陈述的时候，你对被告说了些什么？”
回答：“我问被告是否愿意把他刚才给我们讲的事写下来，他说可以。”
律师追问：“你有没有提醒他的权利？”
回答：“是的，先生，在陈述的开头是打印出来的声明，我给他大声读了这段声明。”
再次追问：“我在声明中没有看到这样的文字，即他在供述之前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
回答：“没有，先生。”
最后一击：“向你抓捕的人解释他们在陈述以前有权接受律师的帮助，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回答：“是的，先生。”
律师以未事先告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由，说明口供不能作为证明他有罪的证据。然而，耶尔法官指出宪法中沉默权不适用于被警方拘押的嫌疑人，驳回律师意见。
当年6月27日，法庭宣判米兰达强奸罪和绑架罪成立，两罪并罚判处他20年到30年徒刑。
律师鼓励米兰达，将官司打下去。二审州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强调米兰达当时自己并未要求律师在场。3年后，米兰达将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
1966年2月28日，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由联邦最高法院审理。 沉默权的由来 6月，最高法院以一票之差，5：4推翻州最高法院判决，宣判米兰达供词无效，责令重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起草判决书，重新解释宪法第五修正案，强调警方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有聘请律师和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如果嫌疑人未获告知这些权利，那么供词无效。
判决书掷地有声：“《权利法案》所保护的公民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并不只在法庭内有效。在州警察局这样更为封闭也更不易受监督的环境中，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充分的保护措施驱散其固有的强制气氛，那么警察的审讯就背离了个人不得自证其罪——这一合众国人民最为珍视的宪法原则。”
最高法院为警方确立审讯嫌犯的全新规则：第一，预先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预先告诉嫌犯，供词可能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有权请律师在受审时到场；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这些规定后来被称为“米兰达警告”。
首席大法官沃伦撰写回忆录时谈及，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出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判决，几乎全是本人亲身经验所造就。长期基层检察官经历，使得沃伦深知，警方检方执法过程中无法无天、滥用权力司空见惯。为尽早破案，邀功请赏，执法者不惜威胁恐吓、刑讯逼供，不择手段获取口供定罪。每年美国最高法院都接到众多刑讯逼供和屈打成招案件上诉，大法官不胜感慨。
在法庭口头辩论时，沃伦质问：“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还可以为了进行调查而逮捕人们。难道你不认为把一个人关进监狱这种情形应当受到非难吗？”
在沃伦大法官看来，推行“米兰达警告”是迫不得已，只有严格限制警方权力，才有可能彻底杜绝警方的滥权行径。
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库利侦探不以为然。警方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他们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行事。他字斟句酌地指出，米兰达并不是在家中被捕的，而是自愿和警察一起到警察局去的。
库利回忆：“米兰达当时没有被捕，他和我们交谈，并在被捕前供认了罪行，不能说违反了宪法有关不能自证其罪的规定。如果亚利桑那州警方逮捕了他，那么，的确要告知他的权利。但是，1963年，没有任何规定要求警察在讯问之前，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他的权利，所以说，联邦最高法院驳回这个案子，实际上是改变了法律。” 
愿意接受的代价
米兰达的判决甫一出炉，美国社会炸开了锅，批评声迄今不歇。它差不多是最高法院最有争议的判决，也是历史上最受抨击的刑事程序判决。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判决，责令重审，米兰达重获自由有望。
此时，米兰达马不停蹄，与妻子特威拉打起争夺女儿抚养权官司。在愤怒和恐惧的双重压力下，特威拉向警方揭发，米兰达曾向她承认犯下强奸罪行。
从天而降的新证据，正是警方梦寐以求的绝佳礼物。
1967年2月，州地方法庭再次审讯。双方争论的问题变成：妻子能够作不利于丈夫的证词吗？
“可以！”法官予以支持。
特威拉向陪审团一五一十地讲述全部内情。米兰达再次被判有罪，处以20到30年监禁。
5年后，他假释出狱。
1976年，米兰达与人发生口角，被人刺死。凶手落网，警方学到教训，讯问以大声宣读“米兰达警告”开始。用警察的行话说，他已经“米兰达化”。反讽的是，凶手行使沉默权，并被释放。此后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米兰达警告确保了被拘押疑犯所提供的证供的可信性，即使疑犯在侦讯时提供假口供，亦会因为提供假口供或发假誓而受到惩处。而另一方面，这项声明亦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疑犯避免被屈打成招。因此，现时世界上采用普通法系的地区都吸纳了这项警告的精神，
毋庸置疑，米兰达警告，这一有助于刑事被告洗刷嫌疑的制度，可能导致一些罪犯逍遥法外。但是，美国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后果。因为第五修正案的权利，关乎生死，不容怠慢。 来源: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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