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
说张浩文“陌生”，其实并没有道理。2005年春光灿烂的季节，我和浩文是鲁院第五期的理论高研班同窗，曾有若干次共赴饭局和私下聊天的快意经历，其情其景，记忆犹新。浩文祖籍陕西，来自海南，身板结实，面容亲和，说一口还算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浑厚辅以准确的表述，恰到好处。浩文常提起自己在写小说，大家也只是姑妄听之。那个班博士、教授、批评家如云，高谈阔论者比比皆是，小说写作显然不属于热门话题。
据我观察，小说家搞文学批评，虽属“客串”，绽放异彩者却不乏其人，比如域外有列夫·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卡尔维诺，中国则有鲁迅、沈从文、王蒙、韩少功、王安忆几位。而批评家写小说，说句扫兴的话，“玩票”而已，“票”出彩儿的，寥若晨星。那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美事，估计上帝都会介意。有趣的是，诗人与诗评家一身二任者却非鲜见，个中奥秘，且按下不表。其实我只想强调一个事实，小说的叙事境界，对于写作主体的难度是综合性的，它需要作家更宽广的视野、阅历、博识，更强大的想象力与叙事力，哪一项偏弱，都可能限制其整体发挥。
同学作“鸟兽散”回到“外省”，一晃已八年有余。这期间，大家多在文学批评领域发力，写小说者屈指可数。就在我几乎忘掉浩文一直在写小说这个事实，一不留神，读到了《绝秦书》。这使我一度恍惚。想象着被高校体质捆绑着的他，最终完成了一部近四十万言的厚重大书，便生出一波波揪心的感动。因了这部小说，浩文在我模糊的视线里变得陌生了。那套对于他已是轻车熟路的学院话语系统，是怎样被转换成如此令人勾魂动魄的小说叙事语境的，至今仍是个谜。
浩文在该书“后记”中援引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可视为此书的写作初衷。《绝秦书》立意高远，视野雄阔，笔力苍劲，气象森然，它的精彩需要通过阅读才能感知。据扶风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大旱,川塬地颗粒无收。全县灾民95005人,其中饿死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南南寨子、南邓村人烟绝。”区区不足百十字，几个数字，其信息量并不比一部直奔主题的小说更逊色，仅仅满足于完成一次亘古罕见的关中地区大饥荒记载，也实在是低估了浩文的叙事野心。旧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灾难只是苦难命运的一面镜子，其看不见的东西更令人震颤。
这部小说以扶风绛帐镇的周家寨为园心，通过描写周克文、周栓成两兄弟的家族命运，辐射了民国初年关中地区的一段历史乱象：鸦片泛滥、军阀互拼、县吏枉法、匪患惊心，乡绅忧民，饥者如蝗……这一切是天灾，更是人祸。蒋、冯、闫大战不休，军阀纷争狼烟四起。好年景限令农家大种鸦片，以充军饷，致秦人无粮可贮；庄稼绝收，却赋税加码，“宁叫陕西人死绝，也不叫军饷亏欠”。富人自保，消息封锁，道路不通，无人救援，灾民只有死路一条。小说前半部分铺垫了大量的三秦大地民俗风情描写，秦腔构成慢板的背景音乐，苍凉如泣，释放压抑，低迴不散。大难临头，百姓猝不及防。秦腔由哭诉、哭喊，变成失望、绝望。这些曾经真实发生的惨烈岁月，是当下读者所无法想象的。
历史不可逆转，小说人物的所有丰富性一点点被逼迫出来。饥饿吞噬了树木、野草，也吞食掉了日常伦理人性。挣扎在饥饿与死亡之间的种种细节，是全书最为精彩的描写。乡绅周克文活在清末，一生既耕且读，是“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缩影，也是“内圣外王”的矛盾复合体，他的思想从未真正进入过民国。“工业文明”“现代文化”的代表是他的二儿子周立功，两者的矛盾是不同文明的博弈，并无输赢，最终以大悲剧而怆然谢幕。小说结尾处，读者着实领教了浩文那令人窒息的叙述魔力。周克文搭粥棚，架起十八口碾盘大的铁锅赈灾，他要让本地饥民记住孔圣人的大恩大德，放饭第四天，忽见远处腾起遮天蔽日的黄尘，如同滔天洪水滚滚涌来，这支吃大户的饥民队伍有如刀枪不入、铺天盖地的蝗虫，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很快就淹没了粥棚，挤破了绛帐镇，踏平了周家寨，“这里的男女老少瞬息间被卷入漩涡中，他们呼喊着，哭泣着，挣扎着，被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而去……”
《绝秦书》以其坚硬锐利的叙事穿透力，刺透自然灾难的浅表层，还原历史真相，直抵悲剧的命门。浩文认为，灾难只是一种表征，在它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总体危机，包括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的溃败、暴力的循环等等，这一切都从根基上啃啮着转身艰难的农耕社会，使它病痛缠身，千疮百孔，却惯性依然，又无药可救，最终耗尽自己而轰然坍塌。
已有论者在把《绝秦书》与《白鹿原》相提并论了，倒不必操之过急。不过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再说两句也无妨。这两部“关中大书”皆不同凡响，仅就小说的气象、质地和底蕴而言，《绝》似不落下风。比之《白》的滞重、粘稠，《绝》甚至更为轻逸、疏朗，但作整体观，《白》的品相还是更具寓言象征意味。总之，三秦大地人杰地灵，适宜孕育和生长大气、厚重的作家，他们不习惯于写那种羽化般的轻飘飘东西。
此刻，浩文已不再“陌生”。浩文祖籍陕西扶风，关中农家子弟，1990年代初伴社会转型大潮，举家移居海南。韩少功曾谈及自己当年移居海南的缘由，是因为向往“一个精神意义的岛”，而海南净土能让他远离尘嚣，在沉静淡泊的心境中潜心创作。浩文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但我相信，此生此世，滚滚红尘，无论活在何时路在何方，浩文的行囊里都会携着故乡的遗址，还有如影随形的锐痛。
（《绝秦书》张浩文/著，太白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