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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靜安、周秉鈞之誤會 何焱林
近人周秉鈞《尚書易解》釋《書?金縢》“敷佑四方”之“敷佑”為： “敷，徧也。佑，讀為有。王國維曰：“盂鼎雲：'匍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罔，無也。祇，敬也，此言武王新見命於上帝，徧有四方。”①周之釋語焉未詳，盂鼎銘此段為“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載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 大盂鼎製作時已是康王二十三年，正是成康之治鼎盛期，其語境與《金縢》成冊時完全不同。周用數十年後製作盂鼎銘以釋《金縢》之“敷佑”，必乖剌。 “受天有大命”本來文從字順，義理曉暢。受於天，有大命。《書?康誥》亦有“天乃大命文王”，與之同義。近人王靜安釋“有”為“佑”，句遂成“受天佑大命”，文、義俱乖。既受天大命，不佑何受？加佑則贅則隔；若天佑大命，不受何佑？加受則贅則隔。 “受天有大命”不僅為加強語勢，且為既成時式。即受於天有了大命。這種時態表述，近人亦有，南洋一帶老華僑，常以“有”作語助，以表示過去完成式。如問：“你去開會沒有？”答：“我有去開會！”卽“我去開了會“。有古人亦常作語詞，如有熊，有娀，有唐，等等。 “有”無“佑”義，“佑”無“有”義。如《書?西伯戡黎》：“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書為“我生不佑命在天”，成何話語？又如《書?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能寫作“天有下民”？ 靜安君將《盂鼎銘》之“匍有四方”與《書?金縢》之“敷佑四方”混為一談，完全脫離時間，人物，語境，孤立地看待“匍”與“敷”皆從“甫”得音，“佑”古亦讀“有”，而認定“匍有”即等於“敷佑”。實則是兩回事。 《盂鼎銘》所敍之事為“載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譯成今語，即“從前武王繼文王之位，率邦人伐商，除去昏君商紂，成為天下共主，'匍（溥）有四方’。”其主角是武王，其主述是武王伐紂成功而“溥有天下。”《書?金縢》則是“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即請命於天帝之庭，施佑於四方，其主角無論是天帝，或是三王，豈能“溥有四方”？溥有四方何為？無論是天帝或是三王，都只能在冥冥中“庇佑四方”。惜乎智者千慮，猶有一失。 《廣韻》：“徧，周也”。又《廣韻》：“徧，俗作遍。”《魏誌?賈逵傳註》：“逵最好春秋左傳，自課誦之，月常一遍。”故徧者遍也，溥也。“清華簡”之炮制者將《書》之原文，“敷佑”按周秉鈞之釋《盂鼎銘》“匍有”為“徧有”，改徧為溥，《書》文“敷佑四方”遂成“簡”文“溥有四方”。 “匍有四方”即“溥有四方”，此借溥為匍。故清華簡“溥有四方”亦從盂鼎得，“溥有“與”敷佑“絕非同義詞，已如前述。盂鼎當與盂入土時一起入土，至遲當於犬戎攻破鎬京時入土，於清嘉道始重見天日，戰國楚人，不可能見盂鼎銘，由漢至清末，諸注家及閻百詩等攻《古文尙書》者，皆未涉及“敷佑”與“匍有”，便是《盂鼎銘》不見于世之明證。故清華簡炮制者乃從今人對盂鼎銘之誤釋改寫“敷佑”為“溥有”，清華簡為上世紀80年代後之人所炮製，鐵案如山！ ①見周秉鈞《尙書易解》（1984年岳麓書社版）一四九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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