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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阐述了中华孝文化历史上的极端化过程和表现，并对此进行了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分析；对当代孝文化建设中极端化防范提出了几点思路：正确认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培养现代公民意识、消除子民心态；发展经济，给孝文化建设创造优良的环境。
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华孝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举足轻重，“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不断发展中，“孝”的观念是逐渐从一种单纯的家庭道德观念慢慢扩大演变为一种多元文化体系的。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孝文化的认知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孝文化是个变化着的概念。我们这里要讨论研究的是，古代孝文化为什么会走向极端，以及对这种历史现象可能发生的防范。
一、孝文化发展演变的极端化过程
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对个人而言，文化起着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起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动整合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文化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作用。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价值观念会有差异，但经由统一文化的熏陶，必然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孝文化在这些方面无疑是极具优势的，它从作用于个人开始，及至亲人之间并很自然地扩大到君臣之间，发展到社会化，正因为它是一种很好的价值整合的工具。孝文化几千年来受到中华民族的遵循和认可，不仅与它的本质属性有关，更与它的社会功能有关。
孝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人间大爱，是对爱与幸福一种理想化的追求，本是体现理性和情感融合的一种人伦规范，尤其在其起源之初，应该是一种美好的人生智慧，是协调家庭亲人之间和谐亲爱关系的道德规范。它的起点是基于人的理性和感情需要的。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可见，孝行是建立在一种对人的尊重和爱护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政治意志强大的封建社会，孝文化最终走向了极端，变得高度社会化并且畸形化。自晋代以后，孝文化逐步演变以至登峰造极，封建统治者从方方面面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尤其是精神上的控制，于是“孝道”便成了他们禁锢人思想、麻痹人意识的法宝。他们为了达到让人们形成绝对服从的心理和习惯，往往宣扬一些极端的甚至违背了基本人伦道德的范例与行孝的“楷模”。如“郭巨埋儿”、“唐媳乳母”、“卧冰求鲤”等例子，为的是使人们效仿，使人们对封建伦理绝对服从。孝文化的人伦合理性逐渐被其专制统治者所追求的功利性所代替，家庭中的父与子、夫与妻，社会中的君与臣，都演变成为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到了宋明时期，孝文化被融入极权政治运作系统，其消极意义更是被无限度发挥，从而使一种可敬可爱之德性演变成扼杀人个性的工具。
二、孝文化走向极端化的根源分析
1、孝文化走向极端化的社会根源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不同，农业文明的优势在于，她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持续不断的食物资源，提供了供养老人所必需的剩余劳动产品。因此汉民族很早就有养老尊老的传统，不像游牧民族那样“贵壮健，贱老弱”。而且家庭成员不仅是血缘至亲关系，而且也是一个自然的劳动生产单位，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依赖性非常强，而且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疼爱和无私奉献，除了血缘关系的自然亲爱属性外，其间也包含了很客观的功利性因素：一是为传宗接代，所谓“无孝有三，无后为大”，二是为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儿女是属于自己的，长大了回报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儿女也是这么认为的，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孝顺父母天经地义，甚至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父母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在古代也就有了“岳母刺字”的故事，并传为美谈，虽然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故事，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可见一斑。红楼梦里写到，宝玉挨打，惨痛无比，也不敢逃脱，更别说反抗。正是因为这种思想认识和情感基础，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所谓“孝道”问题，就有可能走向极端。
2、孝文化走向极端化的思想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皇权至上的极权政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个王朝无论在建国之初还是在治国过程之中，为了建立和巩固政权，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很多方面，什么“宁可错杀多少，也不放过多少”，都是不惜使用极端化的手段的。概而言之，在皇权统领一切的中国历史中，专制的特征非常突出。虽然在相对开明的朝代情况有些变化，但总的来讲，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程度的不同。一切都是为皇权服务，一切都必须匍匐在皇权的脚下。这种专制由上而下，便发展成为一种违背理性的秩序。曾国藩在他著名的家书里的也说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皇权神授，皇帝不管是出身流氓还是地痞，无不标榜自己是天子，他的权力是神授的，在这一点上历朝历代的王朝都是一以贯之地使用欺骗的手段愚弄人民。因此，在人们意识中，皇权具有类宗教性的力量，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奥妙的理论，更是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而孝道则成为其理论有力的奠基石。皇权是专制的，是不忌惮极端的，那么服务于皇权的孝道自然也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并以此为皇权的专制作着似乎合乎逻辑的注解。
三、孝文化建设中对极端化的防范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确认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我国新婚姻法中有明确的定位：“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包括：物质上的帮助以及精神上的关心支持，生活上的照顾，如给付生活费、医疗费，照料父母的生活，给予父母感情上的慰藉等。”显然这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是不存在欠债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归属谁的问题，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关系。但是，我们是人类，是需要美好感情的高等生物，父母和子女之间独有的天然感情纽带，是任何事物都不可替代的，是一切感情的基础。在孩子幼小时，诗经里咏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德行和智慧，都是馈赠给孩子的无价之宝，让孩子受益终生。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教育是责任和义务，但是父母给予子女的无私的爱，却是人间的大恩，是必须还报的恩情。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歌里写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所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以互相的责任和义务为基础，以感情为纽带的，违背了这些就是非正常的。对父母要感恩，但不等于无原则的顺从，如果父母有违法乱纪行为，或者做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同样应该批评教育甚至大义灭亲。
2、培养现代公民意识，消除子民心态
培养现代公民，这是很多学者呼吁多年的一个话题。孝子是一种人格，但是我们现代人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个孝子，因为孝子的内涵与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相比毕竟还是狭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需要的是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公平、民主、法制、竞争、参与等观念必须深入人心，人们必须成为具有现代人格的公民。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国库的殷实、城堡的坚固、公共设施的华美，而在于它的公民思想。”如果这个大前提能得以重视和建立，整体国民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一些领域中的极端化倾向。
“子民”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是典型而又普遍存在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一种痼疾沉疴，人们的
“臣民”、“子民”心态仍然是根深蒂固，如做事往往考虑的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从自己的身份责任意识出发。“子民”意识客观上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表现在公共意识、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等方面的相对不足。“老百姓”、“父母官”和“吃皇粮”这样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都折射出普通人的“子民”心态，这种习惯心理和相关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起到了对“子民”意识的强化。在目前中国，人民只有具备了健全的公民意识，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才能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进行一种文化宣传时，应该有着更开阔的思路，有着更为先进的理念。
3、发展经济，给孝文化建设创造优良的环境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不是与现代化无关的纯粹的文化遗产，而是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个类。孝道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指赡养关爱老人，表现在尊老敬老方面，而这些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倡导孝文化仅仅是停留在精神的层面和宣传的层面是不够的。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感天动地，可是多么辛酸！这是现代社会不可效仿的行为。我们要行孝，仅仅有行孝的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行孝的能力，因此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工作和创造能力是其大前提，没有经济基础的孝心生命力是不强的，没有经济基础的文化是脆弱的。当然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民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作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还存在着很贫困的地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还存在着相当贫困的人群。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在建设孝文化的同时，要联系现实实际，避免走极端。孝文化的建设是个长远的工程，也是个系统化的工程，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课题，我们要注意那种为文化而文化的倾向，要防止那种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要回归自然和理性，这样才能保证一种文化建设的健康状态。 晏培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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