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明朝的“开放”与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但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是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一次经济文化大交流。郑和下西洋对于五百多年来国际之间特别是亚非国家之间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
明朝实行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从朱元璋建国初期就决定了的。虽然也曾实行过一、二次的“海禁”，但那是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暂时采用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作为明朝初年所制定的“基本国策”，还是以“开放”为主。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实际上就是朱元璋对外开放的延续与发展。洪武元年，朱元璋始登帝位，立即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派遣使者，并郑重宣告：“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不好通。”“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成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奠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1)这个“诏示”，也可以说朱元璋准备行使睦邻外交。而这种睦邻外交，是以雄厚坚强的国力基础为后盾的。“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2)必须指出，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要随带那么一支强大的船队兵力，并不是“兴兵”，而是为了自卫；是根据当时东南亚地区动荡不安的局势而决定的。
在明朝初年，东南亚以及日本等国，的确有一些对明朝政权很不友好的国家。例如在中国南方的第一个邻国安南(今越南)，就经常侵犯中国的边境。在永乐与宣德年间，安南国黎氏王朝多次兵侵我云南、广西地区。如永乐三年，我云南宁远州士官同知刀吉罕所辖的猛慢等七个寨，全被安南所攻夺，并在这些地区大肆掳掠奸淫与虐杀。在郑和正式下西洋的前三年，明成祖曾经遣使警告安南，说安南如此“越礼肆虐，有加无己。”“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3)但是安南的黎氏王朝并不听劝告，对中国的侵略有加无己。甚至于在宣德二年(1427)，安南黎氏王朝竟起草了一份恶毒攻击中国的所谓《平吴大诰》。所谓“吴”，即指明朝政权，因为朱元璋最初的国号为吴，所以当时安南人习惯上称明朝为吴朝，在这篇《平吴大诰》中，安南竟自称是什么“大越之国”，“文献之邦”，说中国是“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念世仇岂可共戴，誓逆贼难与俱生。痛心疾首者垂十余年，尝胆卧薪者盖非一日。”(4)这些敌对行动，都是发生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而郑和几次出使西洋，离开中国大陆以后的第一站就是在中印半岛南端的占城。而占城当时也同样饱受安南的侵略。早在洪武初年，占城国就经常遣使向明朝告急，说安南以兵侵扰，希望明朝派兵救援。但朱元璋秉着不干预外国事务的原则，尽量调解安南与占城之间的争端。但是当时的安南统治者侵略成性，仍然屡次兵侵占城。这些事实说明，明朝初年，安南国确实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不安的因素。
除了中印半岛之外，当时的三佛齐国(苏门答腊浡淋邦)曾经诱杀明朝的使者。有一部分元朝的残余势力以及反对明朝政权的海盗武装力量，也利用三佛齐一带的海港，进行拦海抢劫，阻碍了明朝初年正在发展中的海外贸易事业。有些国际海盗甚至引诱明朝的一些不法官吏，内外勾结，进行官商走私活动。这些走私活动，往往都是和国外势力有联系的。有些外国势力，当时是很猖狂的。如琉球国中山王的使臣直佳鲁来到中国，竟敢在福建抢夺海舶，杀死福建官军。
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本来是十分友好的，但是由于元朝的贵族统治者，曾经对爪哇等国确实进行过一些征伐活动，于是损害了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形象。他们不理解明朝的新政权，把明朝政权看成和元朝贵族统治者是同样好战的国家。甚至于当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郑和部下的官兵竞在爪哇境内被杀死170人之多。明朝初年，中国在东南亚一带，竟是一个如此不受尊敬的形象！这就说明了明成祖为什么要急于派遣郑和出使西洋，迅速改变对中国不利的亚非形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明朝初年，中国已经很快的成为一个富强统一的国家了。
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迅速恢复生产，把从元朝统治者奴役下的各阶层人民都引导到发展生产上来，他制订了一些对人民的宽松政策。他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弦急则断，民急则乱。”(5)他很懂得人民在长期的战乱之后，很需要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连一大批习惯于打仗的军官士兵，都被朱元璋转移到生产战线上来了。在洪武、永乐年间，明太祖、明成祖都先后向国内的江西湖广和国外的朝鲜等地购买大量的耕牛，发放给农民和各地的驻军。(6)并规定军队也同样要从事耕作。所以当时竟出现了所谓“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奇迹”。至于大批元朝时代的佃农、奴婢以及受压迫的无家可归的“驱户”、流民，都由政府分配土地和耕牛、种子，安置其生产。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很快的恢复与发展。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主要粮食产量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比元朝全国的年产量几乎翻了两番。至于其他桑蚕、棉花等农村副业，也同样取得了喜人的成效。
在手工业方面，诸如冶炼、陶瓷、织染、造船、兵器等各种工艺，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来说，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所谓“四方百货，倍于往时。”(7)这些繁荣的局面，使中国在历史上也开始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阶段。总的来说，在明朝初年，由于明太祖、明成祖等一些比较开明的帝王励精图治的结果，使中国出现了又一个“太平盛世”的时代。“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8)“仓廪充积，天下太平。”(9)这些史料，说明了明朝初年，中国确是一个相当富强而且统一的国家。
为了促进经济事业更加迅速的发展，为了使国家社会更加安定繁荣，明初的几个帝王都意识到必须对外“开放”，首先和东南亚，进而和整个亚非地区发展贸易关系。
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海上贸易往来，由来已久。《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过元朝的时候，福州港和泉州港对印度洋各国贸易的盛况，并且还记述当时在印度西南海岸经商的各国船舶中，以中国商船为最多。到了明朝初年，由于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进一步发展了。东南亚各国，甚至连货币都是通用中国的铜钱。《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两书，都详述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对明朝商品交易的品种。如柯枝(印度半岛西南海岸，即今印度之可城Cochin)和中国交易的商品有“缎、白丝、青白花瓷器、金、银之属。”榜葛刺国(即今之孟加拉)和中国交易的商品有“金、银、布缎、色绢、青白花瓷器”等等。锡兰国(今之斯里兰卡)的人民最喜欢“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等等。
尽管一些国家对于明初的政权存在着一些误解甚至于敌视，但是实际上是很喜欢和中国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爪哇以及其他国家，都曾多次主动遣使来华，试图和中国进行贸易通商。那些国家实际上也是非常欢迎中国商船和商品的。张燮《东西洋考·下港》条记述当时爪哇的一段文字很有趣：“中国商船将到，有地方官吏来迎接船主，送桔子一笼，小雨伞两把，并即刻派人报告国王；国王专门为每船设通事(翻译)一人，并在二涧城外设立铺舍，展开贸易。国王按日派人征收关税。”
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是片面的为了出口，同时中国也同样的需要从亚非各国进口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商品。亚非各国也同样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他们也有各种名贵的香料、药材、象牙、犀角、宝石、珍珠、琉璃以及我国所没有的动物、植物等，这些也都是我们所十分需要的。明朝帝王也意识到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也都将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明朝帝王决心发展对外贸易，也是用心良苦，深思熟虑的。“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刺吉为献。阿刺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上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不受。”(10)这个意见是说，中国自己有的东西，不要进口；徒然浪费的奢侈品，不要进口。明成祖之所以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除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郑和是一个内官监太监。据《明史·职官志》云：“内官监，掌印太监一员，掌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窖诸事。”可以说，由于郑和过去担任了这样一个繁复的职务，使他学到了各个经济领域的实际知识。郑和每次下西洋，同时也随带了一大批中国的出口物资，准备拿到亚非各国去交易的。在对外贸易方面，郑和是富有经验的。当他每到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首先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进行公平等价交易。如在古里(印度半岛西南岸，即今印度之科利库特Ca1icut)这个地区，郑和尊重了当地的习惯，进行交易时也在人群之中以击掌为定。只要双方手掌一拍就算成交了。以后“或贵或贱，再不悔改。”(11)这一切都说明郑和下西洋，很重视开展贸易活动，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确是明朝对外“开放”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这不但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亚非各国同样有利。
从政治上来说，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亚非各国之间的威望大大地提高了。这是一次外交史上的大胜利。长乐天妃宫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开头就说：“际天极地，罔不臣妾”，意思是说郑和所到之处，都愿意与明朝和善；实际上就是和更多的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当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的时候，同时也有“淡洋(在苏门答腊)、古里、忽鲁谟斯(波斯湾口)、锡兰、阿丹(即阿刺伯之亚丁)、祖法儿(阿刺伯南岸哈达拉毛部的Djofar)，剌撤(东非的Rasa)、不刺哇(东非的Brawa)、木骨都束(东非的Mogedoxu)、柯枝、加异勒(印度西南的Cai1)、溜山(即今马尔代夫群岛)、喃渤利(在苏门答腊)、苏门答刺、阿鲁(苏门答腊之Aru)、满刺加(即马六甲)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那么多的国家和使者同时涌到中国来，这就说明了郑和外交活动的成功。
从整个世界文化史来说，郑和下西洋的功绩也是不小的。亚非一些国家，经过郑和下西洋以后，其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进步。《明史·外国列传》中记载，当时苏门答腊的亚齐已经成为“西洋要会”和“西方商贾辐辏”之区。巨港也成为“诸蕃要会”的重要港口。在爪哇(印尼)都先后出现了千余家住户以上的商业城市如锦石、厨闽、泗水等。而这些城市的开拓者，主要都是华侨，有些还是随郑和出使西洋时留居下来的。
关于中国茶叶何时出口的问题，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在明朝以前的古籍文献资料中，确实很少发现中国茶叶出口的记载。连最著名的一部记载宋朝对外贸易的专著《诸蕃志》中，也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出口之事。而在明朝以后的文字资料中，才经常发现亚非各国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以后也逐渐懂得种茶制茶。据说中国茶叶的流传亚非各国，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英语的“茶”字，写成“Tea”〔ti:〕，就是根据福建闽南方言“茶”字的读音译过去的。郑和的船队中，有许多是福建人；有些福建人后来留在东南亚没有回来，成为明朝以后的一代华侨。就是这些华侨及其后裔把饮茶的习惯和种茶、制茶的技术传到东南亚各国去的。如今印尼等一些亚非国家，甚至也把茶叶当作他们的重要经济作物大量种植。根据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统计，印尼的茶叶产量，年平均约为七万吨左右，仅次于该国的咖啡生产。这都是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纺织业，由于贸易的扩展，也受到了刺激而更加兴旺起来了。明朝可算是中国丝绸纺织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就在郑和下西洋以后不久，即明朝的弘治年间，福州有一个名叫林洪的纺织工人，发明改进了一种织布机，当时称之为“改机”。利用这种“改机”，织出来的多姿多采的丝绸产品，当时曾大量的向东南亚各国出口，美化了东南亚人民的衣着生活。
对于中国本身来说，由于郑和下西洋也给中国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就以瓷器来说，瓷器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骄傲。但中国瓷器本身也在不断的进步之中。由于郑和下西洋，从苏门腊答和渤泥等国带回了一些特殊的施釉原料，使得明朝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几代的瓷器显得更加光华璀璨。尤其是宣德青花瓷器，更为世界陶瓷收藏家视为至宝！当时的江西景德镇，是中国最大的瓷器中心。据明朝一位法国传教士登退尔科尔(Dentreco11es)描写当时景德镇的盛况：“景德镇者，周围十方哩之大工业地也，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昼间白烟掩盖太空，夜则红焰烧天。”(12)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但可以说明当时瓷器生产的空前盛况则是真实的。福建的建窑，早在宋朝就发展起来了，但到了明朝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福建德化的白瓷，法国人有一个专称，美其名为“中国之白”(B1ancdeChina)，这些光辉灿烂的文化，就是受了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而开创出来的。
由于郑和下西洋，从亚非各国带回了一些珍奇的动物，也大大地开扩了中国人民的知识面。如古书上所说的“麒麟”，一般都认为是神秘的“神兽”、“灵兽”。但近代有些学者却认为这是一种“长颈鹿”。这种认识，就是通过郑和几次带回来的“麒麟”加以论证出来的。由于扩大了中外贸易，我国又从亚非各国引进了一些药材，如乳香、血竭、没药、安息香、芦荟、木香等等，也大大地丰富了我国中医药的宝库。乳香就是一种著名的外科药材，过去我国民间跌打损伤等单方药物，都少不了使用乳香这一味的药料。
至于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效益，也是巨大的。必须指出，明朝那个刘大夏，是反对“开放”的。由于他的鼠目寸光，所以看不到郑和给国家带回来的经济成果。其实郑和每一次下西洋回来，都不是空船而归，而是“充舶而归”。带回来的东西‘有许多是名贵的药材、五金、香料、颜料等物资。“粗重如苏木等物，估价该银万一千二百两有奇，留变卖以充军饷。”(13)郑和带回来的物资，除一部分变卖充军饷之外，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京司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一百贯，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支给。”这些资料都足以说明，郑和下西洋对明朝的财政开支都有不小的贡献。至于其他物资投放国内市场，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那就难以计算了。
郑和下西洋，算是一支庞大的官办贸易队伍。除此之外，同时也带动了沿海一带民间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正说明了对外“开放”很有必要。这个成功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34。
(2)《明太祖实录》卷70。
(3)《明太祖实录》卷30。
(4)《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1。
(5)《明太祖实录》卷36。
(6)《明太祖实录》卷223。《明成祖实录》卷29。
(7)《明成祖实录》卷125。
(8)《明史·食货志·序》。
(9)《明仁宗实录》卷5。
(10)《明太祖实录》卷79。
(11)《瀛涯胜览》古里国条。
(12)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第51页。
(13)《明武宗实录》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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