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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在边疆地区的作者给我来信，说是因为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要想让自己的写作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很独特的概念，叫做“生态小说”，他还认为，他以这样的思路来探索，应该是比较独特的，不会与别人重复，也可以独自地开垦这片肥沃的自留地。 作家写作的位置问题，我感到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想是很清楚的，并不像其他一些问题那么容易混淆。可是，我也发现，在中国的很多作者当中，混淆自己位置的现象十分普遍。就像这位作者那样，以躲避来构筑起自己独自经营的创作自留地，这样的创作能成气候吗？我怀疑。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作家应该广泛而且深入地去接触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很长时间以来，我都甚至怀疑我们过去的那种深入生活的理论是不是还继续适用于今天这样的时代。与在火热的生活当中用生命和全部家当在拼搏的人民相比，我们的作家脑子里顾及的东西太多、太杂，他们面对生活，总是难以摆脱那种隔岸观火式的心理模式，总是觉得自己很特殊，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教练员，甚至还不是有着严重倾向的球迷，他们只是一些进入了球场但对球赛的输赢无所谓的观者那样，他们心里只存在着一种念想，那就是看看有什么值得一看的细节，收集起来作为写作的素材。这样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模式我敢肯定的是，他是无法真正获得生活实感的，这样的熟悉生活结果只能是对生活越来越陌生。 至于说到写作区域的划分，这个问题也不像很多画家那样，你画鸟，我画驴，各干各的。作家的写作不似画家那样有什么专属的画面，只有你能画，或者只有你才画得好，别人不如你。严格说起来，作家除了民族和大的地域上有自己的独特性之外，其他的专属性我感觉都是很难独立存在的。创作的独特性自然可以借助于题材本身带来的一些唯一性，可是，就创作于生活的关系来说，这个唯一性应该是建立在作家对生活的感悟上的，而非材料上的。 作家之所以会这样消极地想问题，这与作家失去了作为艺术家的自信是有关系的。中国社会正在飞速发展，作家作为文化人中的一员，很多都是生活在与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关系不大的区域当中，眼见着社会的快速移动，作家直觉中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边缘化地写作了，于是就想出各种奇招，隐约当中，还是觉得这些奇招是有可能重新为他赢回话语权的，这些想象都是非常悲哀的做法，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仅不会收回什么话语权，只会把作家的活动更远地抛离社会，远离生活，这样的躲避唯一的结局就是作家自己创作与生活的彻底失去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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