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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台湾著名作家、政论家 我有一位以前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现在在波士顿的医院里担任精神医师。几年前，他被国防部征召，去受了短期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如何协助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安定心理”。 训练中，他读到美国国防部发的一本厚达五百页的手册——《战争精神学》。其中有一个表，列了二十种战斗当中经常感受到的精神压力来源。其中包括“害怕死亡”、“目睹同伴死亡”，等等。看完那个表，我的朋友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表上的压力因素，没有“杀人”这一项。 战斗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杀人。杀人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杀人更不会是件日常会有的经验。每一个社会都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不准杀人”，《圣经》里的摩西十诫也明说“不可杀人”。照理说，杀人应该会带给战场上的士兵很大的冲击吧！可是为什么手册里没提呢？ 我的朋友，对这件事感到好奇。花了几天空闲时间，他在网络上査到了很多相关的数据。他发现美军的战场编制里，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随军历史学家。随军历史学家跟着部队战斗，以第一手直接观察数据记录战史。一位担任过美军欧洲战场首席随军历史学家的马歇尔中校，战后1947年曾经出过一本小书，叫做《不愿开火的人——未来战争的指挥问题》。书里面马歇尔描写了他目睹战场上许多士兵不管长官如何嘶吼下令，就是不肯开枪对敌人射击的场面。他们尽职地站在阵地上，将枪上膛或勤劳递送子弹，却无论如何没办法自己开枪。 “害怕杀人，比害怕自己被杀更常造成士兵在战场上失能。” 最惊人的是，马歇尔整理大量访问资料，统计出来，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送上战场的美国步兵，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真正开枪对敌人射击。也就是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步兵没有在战斗中杀过人。 马歇尔的结论：“我们不愿承认，战争基本上是杀人的行当。毕竟士兵们来自一个禁止侵犯、夺取别人生命的文明。” 军队使杀人正常化 马歇尔的书一出版，立刻受到军方高度重视。军方大幅修改了关于射击的训练方式，以及加强灌输士兵对敌人的警戒与仇视，想办法让士兵心中害怕自己被杀的恐惧高于对杀人行为的抗拒。 要达成这个目的，其中一种做法，就是在军队中让杀人正常化，至少是让杀敌人正常化。军中的任何文献，从此不能让杀人跟“不正常”、跟“病”产生关系。 这应该就是手册里没有将杀人列入精神压力来源的背景。 可是我的朋友和医院里其他一起受训的精神医生，从专业知识上怀疑这种做法的效果。让士兵习惯杀人，不去面对、讨论杀人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会是对的做法吗？ 他们医院里一位老医师，给了他们清楚的答案。老医生曾经长期参与诊断、治疗越战退伍军人精神症状，他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他们都杀了好多人。跟马歇尔书中描述的二战情况刚好相反，他碰过的越战士兵几乎都记得自己如何对着敌人射击，记得眼前众多敌人倒下去的样子。而且那些“敌人”不全是穿制服的越共军人，还包括很多女人、小孩。 他们为什么那么勇于开枪杀人？应该就是军方的修正产生了效果，让去到越南的士兵随时在生命威胁的恐惧里，每一张黄面孔都让他们神经绷紧，快速反应以求自保。换句话说，自卫的立场超过了不愿杀人的道德信念，让“不杀人”这件事相对变得不重要了。 越南战场上，因而死了许多平民、妇女、小孩。越南战场上，因而有了许多被美军屠村的事件。像根本没有一个越共在里面的“迈莱村”，竟然全村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都死在美军疯狂扫射下。这些美军，他们没有基本的道德良心了吗？ 他们被训练、教导把“杀人”这件事看得没那么重要。他们被训练、教导将很多其他的事，看得比“杀人”重要。在制约反应下，他们很容易原谅了自己杀人的行为。 过度高涨的政治目的论 对照来看，民进党的前革命分子们，也被情境训练、教导了轻视轻忽金钱上的基本规范。过去面对国民党的压制，他们没有办法以正常管道取得运动和选举经费，所有的钱都在台面下来往。谁对钱有洁癖，如同战场上不愿杀人的士兵一样，就无法在那个革命情境中存活。反过来，谁最有办法弄到国民党査不到的钱，谁就能在反对运动中取得最大的影响力。 久而久之，他们当然不再有基本的金钱正义观念了。为了达成政治运动目的，台面下的钱当然要拿，就算取得了政权，政治运动的目的还是可以在心中继续不断拉高修正，也就可以一直说服自己拿愈来愈多、愈来愈方便的台面下款项了。 在某个意义上，他们跟那些屠杀越南百姓的美军一样，都是病人，都无法从原有的扭曲环境中，顺利回到正常世界来。让他们得病的，是过度高涨的政治目的论，以为政治目的可以合理化一切手段，这是政治最可怕的毒素，可以凌驾于基本道德与良心信念之上的恐怖毒素。 （摘自《故事照亮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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