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柏堃先生
□冯日乾
柏堃是谁，已没有几个人说得上来，即便在他的家乡。但这名字是应当记住的。 柏堃（1870～1937），字厚甫，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人。曾先后受业于本县名师杨风轩（后做了杨的快婿）、陕西著名教育家刘古愚和关中硕儒贺瑞麟诸先生。同村人柏筱余创办“惠民小学”后，柏堃被聘为教席。柏筱余是同盟会员，其家乃陕西革命党人联络聚会之地，柏堃于是得以与陕西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接触交往。井欣赏柏堃的雄辩之才和过人胆略，介绍其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炮响西安响应之日，柏堃任学生队队长参与夺取军装局战斗，后成为军政府实业司司长。1918（一说1917）年，美国商人继盗购昭陵六骏中“飒露紫”、“拳毛”之后，企图与陕西军阀勾结盗买其余四骏，时任省咨议局议员的柏堃闻讯后立即联络其他议员一起上书，当局迫于压力，派人赶至临潼豁口将四骏追回…… 作为革命志士的柏堃，无须我来吁请“记住”，他的名字已载入陕西辛亥革命纪念册。我之觉得应当记住柏堃先生，主要是因了他对地域文化的抢救、传播以及对学界研究资源的贡献。 1924年，柏堃刚从富平县长任上解组归来，当时的泾阳县长王兆麟即延聘这位昔日的老师到县通志采访处主事。先生因为久慨于“干戈频仍，民生凋敝，古籍佚亡，百不存一”，欲求补救而每苦无暇，遂慨然应允。他邀约邑中同仁立即动手，广搜博采，将明清两代泾阳学人著作以及与泾阳史地人事有关的诗文辑成《泾献文存》正编十二卷，外编六卷；《诗存》正编四卷，外编三卷。另为王徵等七位先贤编印了个人专辑，总题为《泾阳文献丛书》，于1925年铅印行世。 这些文献的印行对保护和弘扬地域文化遗产的意义显而易见，不必饶舌。但它的价值远不止此，像魏学曾、李世达、雒于仁、牛应元、张问达、王徵、徐法绩等，作为历史名人，他们不仅属于泾阳，也属于全国。——这就需要费点笔墨。 以“丛书”中关于王徵的资料为例。 王徵表弟张炳璿之《王端节先生传》，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说它“是研究王徵的第一流史料”。王徵七世孙王介的《正学斋文集》，王重民先生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参考书”。（《跋王徵的<王端节公遗集>》）《两理略》是王徵于广平、扬州两处任司理（推官）的从政实录，其中扬州任上的第一件事是所谓“三迎王舟”。就此，文博专家、《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的编著者宋伯胤先生分析说：“三王之国”是明季一种扰民的苦差事，但当时的史家“噤若寒蝉”，不敢直书；在明史里就很少有相关的记载。即如前代给王徵写传记的人说他“挺身白王，王为折节”。但王徵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一事件究竟把老百姓苦害到什么程度，我们更无法想象。幸而王徵自己有一段记述，使被史家省略去的事实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仅这一点，亦足以补明史的遗漏。个人文件足以补证正史，修正传说，是再一次被事实证明了。（《题王徵“两理略”残本》） 也许是“丛书”当年印数太少，流布不广，一些学者对王徵的某些著作如《两理略》、《忠统录》只闻其名而未睹其面，因而闹出笑话。如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0页在论及明代科技文化时说：“王徵还有《忠统录》和《两理略》等书，也是收录他自己的发明制作，如龙尾车、恒升车、活杓、活闸、混辊木、运重机器、千步弩、生火机等。其中有的是王徵根据西方物理学原理改进制作的，如……”——这种因资料缺乏望文生义闹出的笑话，正好从反面显示了《泾阳文献丛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仗剑远行除暴安良的侠客容易被记住，疏财仗义怜贫济困的富者也容易被记住，官高位显衣锦还乡的大人物更容易被记住。但我想，为了文化的传承不计名利，不惮繁难，且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贤达如柏堃柏厚甫先生者，尤其应当长久地记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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