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潘友朋信札》，苏州市档案馆编，沈慧瑛、凌郁之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精装全彩印刷，大16开，一函五册，每册一卷，乃是沈慧瑛女史所赠。 本书前有徐茂明所作序言，序中详细介绍了这批手札的价值。他先从苏州贵潘讲起，指出贵潘系指大阜潘氏，明末清初潘氏第二十四世祖潘仲兰因经营盐业，由安徽歙县大阜村侨寓苏州阊门，康熙初年二十五世祖潘景文正式定居苏州，成为苏州大阜潘氏始迁祖。 潘氏第二十六世祖兄弟九人，长房潘兆鼎枝繁叶茂，二房舜邻公迁回了歙县，其余各房衰落不振。大阜潘氏在苏州世守祖业，同时致力于科举，经百余年的努力，终于在乾隆三十四年，第二十九世祖潘奕隽折桂，成为潘氏第一位进士，此后陆续涌现出9名进士，36名举人，21名贡士，140秀才，成为了苏州颇具声望的大族，俗称“贵潘”。 民国之后，贵潘在当地仍然颇具影响力，比如1937年苏州举办吴中文献展览会，共分40个展室，其中潘氏文献独占一室。而潘氏留存于今的文献里，家书及友朋往来手札占据重要地位，更何况潘氏本来就有收藏先贤手札的传统。 对于本批手札的价值，徐茂明认为这是研究潘氏文献的重大发现，因为这批手札此前没有著录于任何收藏单位，据主编沈慧瑛介绍，这批信札是从过云楼后人顾笃璜先生捐献的顾氏文献中整理出来的。徐茂明说，从这批手札的作者和内容来看，可谓是苏州潘氏研究的一个新宝藏，为全面了解贵潘提供了第一手鲜活资料，《贵潘友朋书札》还弥补了《大阜潘氏支谱》对长房蓼怀公记载的缺失。这批信札共795通，涉及作者161人，绝大部分是寄给潘氏蓼怀公之第三十二世潘馥、潘嘉穗兄弟以及第三十四世潘秉钧的。以往在研究潘氏家族时，对蓼怀公支在晚清时的状况主要本自潘仲瑞《庚申噩梦记》和《苏台麋鹿记》，但是两文对潘馥仅有少量提及，《大阜潘氏支谱》中关于潘馥及其家人也只是简略介绍，但是从《贵潘友朋信札》中，却可以钩沉出潘馥更多的史料，比如《家谱》中仅记载潘馥号“小雅”，但是从手札中则可知他还有另外五个号。 徐茂明认为：“相对于家谱而言，信札属于未经加工的原始文献，其史料价值更高。家谱编纂的基本原则是掩恶扬善，'入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要获得入谱的资格，就必须符合族规家训，品行有亏的族人可能被削籍出族。因此，透过族谱，你只能看到族规綦严，看到先人传记、行状、墓志中的种种嘉言懿行，但看不到大宅门中的败家子或另类。” 因此，族谱难以呈现家族的整体面貌。从潘霨的信中可以发现，蓼怀公支一些族人品行堪优，在谈到资助族人的问题时，潘霨给潘馥的信中写到：“如近支中有实在穷苦而安分者，自应从优酌给，已禀知顺之叔，吾弟可面向妥商。然群从不谅者多，其沉溺烟花，恼羞成怒，反以一命相拼，竟当作胡桃风菱壳等题做法，兄实不愿，吾弟大人当亦有所闻。”序言中还讲到了潘馥的祖母缪氏，缪氏出身于江南望族，其高祖为康熙朝状元缪彤，曾祖为榜眼，祖父为进士，父亲为候选都察院经历，乃是科举世家，因此缪氏不希望子孙从事盐业，对儿子潘遵礼训诫极严。但是潘遵礼之孙潘谔士最终还是有违家风，被除名除族，可见能够保持一族长盛不衰，也并非易事。 徐茂明在序中讲到了这批手札不仅拓展了潘氏宗族史研究的资料空间，同时还展示了晚清官场晋升规则的运行实态。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开捐纳之门，据学者研究，道光朝三十年间，除北京和直隶外，全国共有捐纳的监生31万余人，还不包括正常考取的生员，而全国地方文官编制定额仅为13000余名，这近似于24比1。光绪三十三年，全国的候补官员人数与官缺补缺概率为0.13%，可见补实缺之难，而通过这批手札，可以了解到潘馥相关的经历。 本书的编撰体例乃是展现每页手札的原貌，在其右旁逐一列出释文，使得该书既可欣赏名家书法，也可作为史料予以征引。卷末还附有手札中所提及人物的小传，实乃文质俱佳的一部大书。     《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王屹峰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蒙浙江大学图书馆黄晨馆长之约，7月15号我前往浙大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工作会议。开会的前一天，浙大古籍馆善本部主任韩松涛先生告诉我，当地著名藏书家周公敢先生组织了一场雅集，邀我前往参加，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在西湖边著名的新新饭店见到了儒雅风趣的周先生。 我是乘韩主任的车前往新新饭店，在路上他向我讲述了周公敢给浙大图书馆捐书的义举。新新饭店处在西湖边，此处停车困难，到达后，韩主任去找车位，让我先进大堂，大堂的右侧有家书店，大概两年前朋友曾转给我一张照片，拍摄的是这家书店内的一张招贴画，内容是一位美女手捧《古书之美》在起舞，今日既然来到此店，于是信步走入，迎面见到了慈溪家谱收藏家励双杰先生.励兄说他也是应韩主任之邀来参加雅集，我们还没有寒暄两句，就听到有人招呼，竟然是晓风主人朱钰芳女史，几年未见，竟然于此偶遇，颇为欣喜。然朱老师说我想多了，因为她是听闻到我要来此雅聚，特意来这里等我。等韩松涛进来时，我方知她也是韩主任邀请来的朋友。 朱老师先是带我们参观了这家书店，这里装修得极其豪奢，能在寸土寸金的西湖边开这么大面积的书店，可见晓风书店的实力。朱老师说，她所办的书店只立足于浙江，而今已经有了22家分店。我真佩服朱老师的坚韧不拔。大约两个月前，国际儒联给晓风书屋的某家分店举办了儒学书坊的授牌仪式，恰好赶上我有事，未能前往，但从照片中看到了朋友们在那里玩得很开心。今天朱老师特意带我们参观了刚刚修旧如旧扩建后的新新饭店，这里有许多房间都挂着名牌，民国时期的文人来到杭州，有不少人都喜欢下榻于此，这真是一块金字招牌。更奇特的是，饭店的院落内有间大堂竟然是寺庙的大殿，大殿的柱子基本是斜的，以致于让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出了问题，还特意向励双杰确认。 之后我们跟随朱老师一起上了新新饭店的七楼，在这里见到了周公敢先生，经周先生介绍，见到了黄晨馆长以及浙江大学图书馆吴晨书记，众人先在这里喝茶聊天，重点是听周先生讲述英雄过往，原来其祖父和父亲都与浙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时周家也是藏书世家，但无论多严肃的事，经公敢先生口里说出，总让人忍俊不住。曾国藩把朋友分为四等，最高一等乃是“有识而有趣”，公敢先生庶几近之。 这天的杭州气温极高，但却不能阻挡周公敢的兴致，他无意间瞥到窗外有彩霞，立即惊呼这是奇景。我不明就里，众人跟随他来到宽阔的露台，看到东侧山上矗立的保俶塔，塔身在晚霞的映照下确实秀丽无比，周先生介绍说，这是新西湖十景的“保俶流霞”，晚霞当然不稀罕，但是晚霞大多出现在西面，而保俶塔在东面，所以晚霞能够在保俶塔这边，就十分难得。听了他的讲述，众人兴奋起来，纷纷于此合影。 晚霞的美丽果然短暂，不一会儿已经褪到了夜幕之下。众人回到房间，周先生拿出这本书赠给我，说这是他的妻舅所撰，我特意向他确认之，原来王屹峰先生是周夫人的哥哥。 随手翻阅这本书，仅是书名就让我感到兴奋。这些年来，我见到过不少六舟和尚的精美拓片，佩服于这位多才多艺的僧人，然而我对他的生平却知之甚少，没想到王屹峰先生能专门为他写出300多页的专著，其爬梳之功是何等了得。 王先生在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六舟上人是位非常有趣的人。”接着又给出如下断语：“有清一代，如此入世的出家人，恐无出其右者。”接着他以高度概括性的文字解释了这句断语： 身为僧侣，却谨遵经世致用之道；又为学者，不讳四出谋生；学富五车，但喜标榜孩童游戏。当然，终其一生，虽从未见他谈及玄奥的禅理，却也一直踏踏实实地为寺院做着足传后世的事业。 通过这些评语，可窥得王屹峰先生对六舟的推崇，也间接说明他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工夫来疏理六舟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同时王先生也道出了他与六舟的神奇缘分：“道光年间，六舟数至萧山祇园寺，访碑、会友、下榻。巧的是，祇园寺的僧房也曾是我的办公场所。跨越一百五六十年的时空，不得不感慨缘分的神奇。” 清代朴学兴起，不少学者都用以碑证史的方式来作考据研究，六舟也曾系统的访碑，但他在这方面的名气却不如黄小松、吴大澄响亮，想来这也是王屹峰在此发力的原因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从六舟的出身讲起，而后逐一探究与六舟相关的历史遗迹。六舟的寻访全凭自己出钱，所以旅途中常常要计算费用，这让作者想到了六舟的访碑和收藏经费由何而来，于是他把探索六舟财务情况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而这种视角极其独特。我在阅读本书时，的确看到作者用各种历史数据来说明传主的财务情况，比如六舟称其父“隐于耕”，作者说这是农者的美称，接着讲述了清代土地收益非常微薄，而后引用张仲礼的观点，来说明土地的税前回报率一直在下降，从10%，降到4%，甚至出现了不到2%的情况，如此低的投资回报率，显然说明六舟的父亲姚茂高生活贫困。而六舟在6岁时父亲离世，再加上从小体弱，于是母亲将其送入了寺庙。 王屹峰曾去寻找六舟曾住过的白马庙，此庙已不复存在，但是因为六舟记述过该庙的具体方位，于是王先生找到了旧址，发现那里已经是私人五金厂，但他还是在旧址上找到了一些石墩，而后他据此绘制出了该庙的示意图。我寻访多年，有很多遗址也是荡然无存，但却没有王先生这两下子，也许这正是他考古出身的优势所在吧。 对于白马庙的资产情况，王先生考证出该庙田产薄得可怜，经过计算，他发现白马庙僧众30余人，人均年收入仅三分之一两银子，如何能维持寺庙的日常运转，王先生在文中作了相应的推论。 六舟在艺术上确实很有造诣，人称“九能儒僧”，在书法、绘画、篆刻、制砚、刻竹、诗文、修志等方面都有成就。其实就我的偏好而言，我尤其喜好六舟全形拓的青铜器，以及他的八破图。关于八破图的概念，王屹峰在文中采用了白铃安给出的定义： 北京文物商店的一位职员告诉我，在交易中人们把这类绘画称作“集破画”（“集”也可写作“吉”，取吉利义），又称“八破”、“打翻字纸篓”、“集珍”、“断简残篇”、“杂锦灰堆”、“集锦”等。我选择了“八破”一词，因为在北京这是个普遍被接受的称法。 王屹峰在书中重点讲述了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百岁图》，统计出六舟在该图中使用了28枚钱币、一丸墨锭、一方带钮铜印、一个铜炉局部、一把弩、两个带铭文的拓片，还有瓦当、古砖等等，另外还有印蜕36方，按照白铃安的说法，这些器物如果仔细观察，全是用毛笔描绘而成，但王屹峰认为，《百岁图》并非裱糊或者描绘，实为椎拓。如果是椎拓，如何表现出层层叠叠的效果呢？作者认为： 《百岁图》的制作技术并不复杂，只是由于椎拓时墨迹遇干湿而产生不同变化的特性会增加其麻烦程度。用数十种金石错落、叠压地椎拓而成，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椎拓的创意之法，但需等待前一种墨迹干透，以便后一次叠压椎拓需再次打湿纸张时不会破坏前一种墨迹，或者是有经验的拓手会将打湿范围严格控制在所需的最小范围内。其所需椎拓金石的件数，决定了完成一件作品所需的时间。 为此，王屹峰又举出了其他几个实例，以此说明八破图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而六舟的八破图又与流行手法有何不同。 近些年来，全形拓大受买家追捧，价格一路高涨，流行说法是有钱人买去张挂在厅堂里，而六舟制作的全形拓价格更为高昂，可见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可。但是大多数人对六舟的生平以及艺术成就不甚了了，而我也是通过拜读王屹峰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但了解了六舟的生平，也进一步明白了他所创作的艺术有何绝妙处。这也正是我感念周公敢先生的地方。  《佚礼扶微》，（清）丁晏著 该书为重庆万州师顾堂主人沈楠先生所赠。平装32开，内文为线装书单面影印，无版权页，微信沈先生问之，其称：“这是当时作《周礼疏》的时候的一个赠品，凡是预订的都有，因为书很薄，不好正式出，但觉得还有点用，所以当赠品了。以后师顾堂自营的书基本会沿袭这种模式。” 我在回信中感谢沈楠先生的赠书，同时说，整理后的《周礼疏》已经很棒，喜欢这类书的朋友，哪怕没有任何赠品也会预订。沈先生却说：“以此作赠品是因为我看其他做书的都是做帆布书包、书签啥的，我也不会设计，也没有美工，所以只能用书本来作替代啦。正好一些太薄的书顺道可以出了，也是我的心愿。” 如此认真的出版家真令人敬佩。恰好这几天我得到几本草鹭公司真皮版的样书，于是回赠一册给沈楠，虽然拙作仅是金玉其外，但可借此表达对他的感谢。 本书前有《编印说明》，文章无落款，想来是出自沈楠之手。文章先简要介绍了丁晏的生平，同时称他“笃好郑学，以'六艺’署其堂，然无汉宋门户之见。”丁晏治学广博，校书极多，《清史稿》本传说他“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同治初年汇刻为《颐志斋丛书》。然此丛书仅收入丁晏著作二十余种。 关于本书的内容，沈楠称从汉代以来，学者多以礼书有所未备，宋末王应麟始收辑《逸礼》载于《困学记闻》，元吴澄著有《仪礼逸经传》，所辑尚多阙略，有鉴于此，丁晏遍采群书，重加裒辑，成《佚礼扶微》。 本书撰成于嘉庆二十三年，然直到光绪十四年始收入《南菁书院丛书》，并且该书仅此一刻，故沈楠以此丛书本为底本，予以影印。 本书后有乔秀岩所撰《小识》，文中谈到丁晏的《佚礼扶微》向为礼学家所重，正如胡玉缙评语所言：“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讲求佚礼者，要必以是为渊薮焉。”可惜该书除了《南菁书院丛书》本外，没有其他印本，乔秀岩说他早年借出该《丛书》，双面复印，装订成册，后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此书，但所收为抄本，不便翻阅，故其案头所备仍然是二十年前的复印本。沈楠先生正是据此影印本而予以复制的。 沈楠在《编印说明》中提到，他在影印该书时，凡是发现有影响阅读处，均“略施修润”，以便读者使用。可见沈先生影印出版这些书，其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读到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礼记注》，（汉）郑玄著，王锷点校 中华书局2021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王锷先生所赠。这些年来陆续拜读多部王先生关于礼学的著作，吴清源曾说：“博二兔，不得一兔”，料王锷先生深得此理。本书繁体竖排，小32开平装，一套两册，正文前有序言、前言、凡例及目录，排版方式亦遵循传统：大字为原文，上字单行为注。 对于礼数，王先生在《前言》中首先谈及，《礼记》四十九篇在西汉称为《礼记》，又单称《礼》或《记》，魏晋以后亦称为《小戴礼》《小戴礼记》，传于今日之《礼记》四十九篇成书年代不一，作者并非一人，原本各自流传。《礼记》是后仓弟子戴圣编选，编选时间在汉宣帝甘露三年之后，《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应该分别是戴德、戴圣从《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中选编而成者。 对于《礼记》一书的重要价值，王锷先生认为：“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看，《礼记》与《论语》《孟子》相伯仲，但超过《荀子》，地位极为尊贵。” 自从郑玄为三礼作注以后，《礼记》地位日益上升，三国魏时，《礼记》取得了经的地位，唐太宗时《礼记》位列“五经”，成为科考教材。“两宋时期，《礼记》第四十一篇《儒行》单刻刷印，成为皇帝赏赐新科进士的礼品；因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提倡，《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第三十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组合成《四书》。” 元明以来，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礼记》在儒家文献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周礼》和《仪礼》，元代陈澔所撰《礼记集说》作为科考书，风行六百余年。“儒家经典中，没有任何一部书像《礼记》一样，直接影响儒家经典文献的组合方式，而这种组合方式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王锷先生在《前言》中分别讲到了《礼记》一书自宋代以来的各个版本。他说《礼记》的版本可分为白文本、经注本和注疏本三大类，同时讲到每类版本的流传情况，并分别分析各版本之间的优劣，最终他整理的《礼记注》一书，选择宋绍熙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本为整理底本。对于选择此本作为底本的原因，王锷先生给出三条理由：校勘精良、方便阅读、影响巨大。对于第三条理由，王锷先生解释说： 余仁仲本附录《释文》的方式，自宋代以来，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且成为标准模式，沿用至今。无论是绍熙本、岳本、殿本《礼记注》，还是刘叔刚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和阮刻本《礼记注疏》，无不采用这种附《释文》的方式，余仁仲本便成为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附释文礼记注》本之不祧之祖。 《古籍奇谭》，幕间休息撰 此书为陈斯文先生代为转致，书前有钟雨先生的题赠语，我不清楚幕间休息是他的笔名，还是其工作坊的名称。该书后封称插图出自钟雨之手，书籍设计则是一又二分之一的吕旻。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的表述是否正确，现在的年轻人太会玩了，不知道这种署名方式算不算火星语。但是，本书文字与插图的相配效果，确实构建出了一种奇妙的古今碰撞。 本书内容是用现代语来解释古书专用名词，比如何为天头，何为地脚，此书中给出的解释分别是：“天头：图文或版框上方余幅”，“地脚：图文或版框下方余幅，也称下脚”。这种解释除了有些简略外，还算正常，但这两个名词所配之图则是星月之间有一人，除了头，就是腿脚，看来这是在用人的形体部位来表达出，什么叫天头和地脚，而其插图方式全部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木版版画效果。 我也算古书界资深人士，对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无论怎样跟他人解释，都不能脱离老生常谈那一套，完全想不到钟雨能够跳出三界外，以另一种形象来解读书界用语，也许他的解读更容易令年轻人接受和理解吧。但有些图我确实没能看出它们与名词之间的关系，比如“书衣”，文中的解释是“也称书皮”，但所配之图却是一只熊猫，而熊猫跟书衣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按照文字解释，书衣的作用是用来保护书叶，也有可能钟雨是想以此说明，书衣保护书叶，犹如今人保护大熊猫吧。 以我固陋的理解，传统概念中一向强调图文相符，但是钟雨的绘图却能打破这种定势，比如线装书中的“四眼装”和“六眼装”，原本指的是书脑中打几个孔来穿线，我在解释这个名词时，重点强调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所以传统线装都是四眼装或者六眼装，但是日本和韩国却没有这个讲求，只有他们的书有五眼装或七眼装。在订线时，中国线装书大多是双线，而他国大多用单线。但是钟雨在绘此图时，画了两个古人的侧影，其脸上分别上下排列着四只眼和六只眼。此前我只听说过马王爷三只眼，让鬼夜哭的仓颉也是三只眼，钟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眼睛画在古人脸上，他想说明这两种装订方式都非寻常？还是想说明他以这两种装订方式为丑呢？看来有必要哪天郑重的拜访钟雨先生，向他请教所绘之图的含义所在。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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