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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迟枚速”的阐释 “马迟枚速”的典故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它主要是评价两个人不同的写作风格。马就是指司马相如，而枚呢？则是西汉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枚皋，枚乘最有名的文章就是《七发》，后来又很多人模仿他的写作风格，写了很多七体，比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等。为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汉赋的知识。 赋是汉代最为流行的一种文体。它是在战国后期纵横家散文和辞赋的双重影响下兴起的一种新文体。它的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讲究辞藻的华丽，多用夸张手法，而且语汇丰富。赋产生于战国后期，最早写赋体的是荀子，到了西汉时期赋盛极一时，是西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样式，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作家、作品很多。因此文学史上有“汉赋”的专称。 汉赋的发展过程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演变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密地联系。第一阶段是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这是汉朝成立的最初的六十多年，当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的禁锢还不严密，儒家思想尚未占统治地位，社会思想比较活跃。这一时期辞赋主要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形式上也以“骚体赋”为主，代表作家贾谊、淮南小山、枚乘等。贾谊的代表作品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枚乘留下的可靠著作只有《七发》一篇，这篇赋已具散体赋的规模和特点，这是标志着散体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期到东汉中叶，大约有二百多年的时间。西汉发展到武帝时，进入了最强盛的时期，汉帝国也成为空前繁荣的大帝国，这种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局面，正是封建文人眼中值得颂扬的“盛世”；同时也给文人提供了写作的背景。另外，汉武帝好大喜功，附庸风雅，他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大力提倡辞赋，在“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便产生了以歌功颂德为主体的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这一时期也是作家作品最多的一个时期。据班固的《两都赋》记载，至成帝之世，进献给朝廷的赋已达一千篇。《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赋作九百篇，作品内容大多是描写汉大帝国威振四邦的国事，描写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丰收，宫廷园林的富丽，皇室贵族田猎歌舞场面。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对统治阶级“润色鸿业”的需要也是大帝国统一兴盛的要求。汉体大赋的普遍特点，在内容上是歌颂礼教搭一点劝谏的意思；在形式上结构宏阔，词采华丽。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也是最负盛名的汉赋作家，他的辞赋代表了汉大赋在内容、形式上的特点，代表作是《子虚》和《上林》。这两篇主要是通过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狩猎的盛举，夸耀汉帝国的声威。篇末还劝谏统治者不要太奢侈。作品结构宏大，场面壮观，词汇也很丰富，表现了作家驾驶文字的能力，为散体大赋创造了成熟的形式。这一时期代表作家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扬雄、班固、东方朔等。 汉赋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东汉中叶到东汉末年。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行暴敛，社会动乱，使民不聊生，作家面临无“功”可歌、无“德”可颂的局面。这就使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的大赋显著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讽刺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并得到发展。从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化，是以作家张衡为标志的，他的《归田赋》表达了不愿同流合污，愿意退隐归田的心愿，表现了对黑暗政治不满。在形式上篇幅短小，文词清丽，以抒情为主还有《二京赋》。这一时期另一代表作家赵壹的《刺世嫉邪赋》，揭露了东汉末年的黑暗政治，描绘了官场上的丑行，反映了愤世疾俗的反抗精神和坚持操守的坚定信念。内容有深度，而且感情激烈，语言犀利。 司马相如、枚皋均为汉武帝文学侍臣，汉武帝在射猎嬉游之际每有所感，就命枚皋作赋。皋才思敏捷，受诏既成。而司马相如为文迟缓，佳作却多于枚皋。时人将相如与枚皋并称，有马迟枚速之说，并云“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草檄用枚皋；廊庙之下，大堂之中，文高典册用相如”。这个评判也颇贴切、公允，恰如其分，抓住了两人的鲜明艺术特点，谁都不委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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