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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总是说中国从宋代以后的汉人朝廷（清朝也一样，蒙元与其说政权不如说是匪帮）都是重文轻武。
一个社会现象，不是说一个简单的“重文轻武”就能说明白的。重文重在哪里？轻武有轻在哪里？具体的什么政策导致了重文轻武？
这要从科举制前的中国说起。先秦两汉南北朝隋唐，中国“儒将”层出不穷。当时严格说来，不是是否重文轻武，而是文武一体。 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大头兵出身的武人外，绝大多数武人也是世家出身，文武双全。
比如东汉的班超，卢植都是这种情况。三国演义里绝大多数武人也都是这样。张飞书法一流，吕布当过主簿，赵云是常山大豪族，公孙瓒和刘备是同窗。周瑜，曹操更不用说了。
古代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都是和军事有关。“数”和“礼”也涉及实际应用。 实际上“礼”就是秩序。古代所谓礼法，不但是礼仪，也是社会的法律秩序。孔子希望复周礼，不只是恢复周代的利益，也是恢复周代的社会秩序架构。
可见，科举时代以前的儒生的知识面很广，不存在后来的腐儒阶层。孔子本人也是善于驾车射箭。科举制以前讲究“出将入相”，廉颇在外打仗，会朝后官拜“上卿”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严格说来，科举制前的中国古代文武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科举制度下，文武从此两分。中国的文武对立从此开始。
狄青后来官拜枢密使，但狄青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我不认为文官用各种匪夷所思的罪名（比如欧阳修用的阴阳五行）弹劾狄青是因为实在找不到罪名。在中国除非您不做事，只要做事总有瑕疵可找。狄青打的仗那么多，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很难？最起码的，侬智高生死不明这一点就足够弹劾了。
北宋文官这么弹劾狄青，言外之意就是说：“看看，狄青这么大功劳，在咱文官看来屁都不是”。如果真的找到足够的罪名，反倒是不美。兴许其他武将会认为“武将不是斗不过文官，而是狄青自身不干净。”
后来明成祖对武将百般迁就，在他统治下武人地位很高。但他一死就不行了。
英宗朝卫所人口繁衍，土地不足。所以山西守军上书开垦荒地。结果呢？于谦立刻上书，把卫所开垦的土地归在官府名下。从此卫所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文官手里。土木堡事变后勋贵武将全军覆没，巡抚领兵制度导致文人插手武事，明朝军事落入从此一蹶不振。
以上只是军队地位低下，战斗力不足的原因。科举制真正最可怕的不是降低军队战斗力，而是降低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
一个正常的政府，都要给平民一个上进的空间。秦代士兵为什么强悍？其实单论战斗技术，赵国人才是凶猛彪悍。 秦国军事强大的原因就是，打仗取得军功是一个平民唯一上进的路线。有了军功就能得到爵位，理论上讲，只要你功劳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能成为贵族。
所以百姓平时勤练武艺，一有战事则争相从军。后来的朝代没有秦朝这么夸张，但做法实际上一样。刘裕穷得上山采药，结果人家最后当了皇帝。哥舒翰游侠出身，最后当到一镇节度使。
北宋以后呢？现实出了个狄青，后来哪怕是乱世，也有岳飞的反面教材。所以说，科举制下的中国平民，读书取代了武艺成了上进的最佳路线。古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国力够强，是不可能被少数异族直接灭亡的。（五胡乱华的问题以后再说）
最好的例子有三个：
一个是中国的。五代时辽皇耶律德光灭后晋，结果根本无法真正统治中原，只能狼狈退回。就是因为当时汉族民间抵抗十分激烈。
第二个是曰本。蒙古跨海东征失败，现在多是推到台风身上。实际上不然。当时蒙元政府朝鲜，距离曰本只隔着对马海峡。台风只能一时破坏元军的补给。 真正东征失败的原因是曰本民间抵抗激烈。即使到战国时的曰本，虽然已经是下克上的时代，但绝大多数曰本武士仍然很重视“义理”。讨伐别人总要有“大义”的名分。在反抗外族侵略上出奇的心齐。后来以美国的强大，却无法攻略曰本本土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个是蒙古西征的基辅战役。
蒙古人结构并不严谨，其凝聚力在于抢掠。当时蒙古西征攻打基辅。基辅是当时俄国人最重要的城市，第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就是基辅罗斯。蒙古拼尽全力打下基辅后，基辅内城居然爆发了大规模巷战。男女老幼烧毁物资后抄起武器与敌人拼命。最后城破后，蒙古人既没有抢到人口，也没有物资。后来蒙古在几次和匈牙利与波兰人的鏖战后，虽然获胜但也停止了扩张脚步。
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要有尚武精神，那就很难蛮族被直接消灭。而科举制则改变了中国民众上进的路线，从而导致尚武精神逐步丧失。
在宋朝和明朝的时代，科举制已经深入社会，恢复文武一体的观念显然不合时宜。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彻底的文武殊途。文官就是文官，决不能参与军事。武将就是武将，不要掺和政治。但要留一个宣扬其利益的窗口。这也是现今社会的情况。
对军队的监控，靠的是内臣监军，而不能只靠当地文官。其实唐朝的节度使制度下，本来没有那么容易造成地方割据。安禄山造反不是节度使制度对其没有监控，而是唐玄宗没有去认真启用监控制度。一来当时的范阳居然没有宦官监军； 二来安禄山大量招收外族士兵和将领；最后，安禄山一镇节度使一当就是十多年，这本身很不正常。相比之下，李隆基之前可是连续搞死好几个节度使，也没见谁去造反。论偏远，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更偏远，可高仙芝有可能会造反吗？不要说监军，手下将领也不会同意。
在文官主导的时代，没政治地位的武将，能出什么战绩？就算是出了战果，在文人书写的历史里，武将能有什么好评价？ 明末毛文龙功劳如何？明史是怎么评价的？这种社会，把武安君白起穿越过来，照样还是不行。
一个武将的战功，一半以上要看他的背景势力。比如赵国的李牧为什么强？因为代北军是赵牧完全控制的。
白起，王翦为什么强？ 因为白起虽然祖上是楚国人，但却完全融入到秦国军事贵族里面了。白起的夫人就是秦国大将司马错的女儿。 王翦更是根红苗正的秦国贵族。
相比之下，看看秦国打败仗的那些武将：
1，李信。陇西人，和川人打得火热。
2，蒙骜。蒙武父子。齐国人。
3，桓齮。楚国人。
这些人能力真的就比白起王翦差？我看未必。关键是在土生秦国人掌握军队里，这些人的影响力不行。
最后说说尚武这个问题，尚武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民风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国家战略的问题。
一个国家要尚武，其实很简单，就是给武人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政策和资源的倾斜，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战争。更多的战争这需要补给，这时候则需要动员更多的兵丁劳役，然后地方的士绅豪强又要惹点事，搞一个民不堪负的现象，让朝廷以为觉得到了内乱的边缘了。
所以，尚武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实现正反馈，用军队掠夺来的资源反馈相关支持者和利益集团，尽量让更多的人在战争中受益，哪怕只分到微不足道的一点，至少也能达到有利可图的预期，不会出现所谓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言。
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带动整个国家“尚武”，并形成正反馈，很不容易，尤其是前期投入，要破多少商人地主的家才够？
从效果来说，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的确具有阻碍“尚武”精神的趋势，也具有惰性，但也并非决定因素，只是作为制衡和刹车的作用。某种程度而言，官僚集团没有武人集团和商人集团那样贪婪，并具有攻击性，后两个集团对利益红果果的追求是他们生存的价值体现。按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的思想，考虑力量制衡问题。如何利用好武人集团和商人集团，偶尔踢一踢官僚集团的屁股，消除官僚集团的惰性，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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