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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摘要：基于社交网络寻职与劳动者期望工资水平的理论模型，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实证分析寻职中的社会关系强度是否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控制了性别、工作经验、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的情形下，得出结论：寻职中的社交网络“强连接”不利于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本文同时运用华人家庭动态资料库2006年中国内陆地区调查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计量结果依然稳健。 关键词：社交网络：“强连接”；社交网络：“弱连接”；劳动者工资水平 *感谢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彤教授的指导，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郑妍妍讲师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李磊为本文通讯作者。 一、前言 “托人情”、“找关系”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吗？按照常理，人们会主观认为：朋友、亲戚可以为寻职者提供更好的工作和满意的待遇。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也验证了这一推测，通过亲友网络等非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人，通常会有较佳的收入（Rosenbaum et al.，1999）。但也有学者调查发现，找寻工作的人往往更多地是从那些很少见面甚至一年才可能见一次面的人那里获得职位的信息（Granovetter，1973，1974）。由亲友网络等非正式渠道寻职对起薪或薪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Bridges and Villemez，1986；Marsden and Groman，2001），甚至会产生负向影响（De Graaf and Flap ，1988；Flap and Boxmann，2001）。 部分学者认为，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并不是有没有人帮忙找工作，而是通过“谁”帮忙找工作（Granovetter ，1973，1974；Lin ，1999）。换言之，帮忙寻职者所具有的特征会影响最终寻职的结果。在相关研究中，经常被讨论的一项特征是帮忙寻职者与寻职者之间的连接强度（Strength of Ties）。Granovetter（1973，1974）提出社交网络“强连接”（Strong Ties ）与“弱连接”（WeakTies）的区分，并强调了“弱连接的力量”。Granovetter （1973，1974）通过以人际间的来往频率衡量社交网络的连接强度，并以马萨诸塞州通过社交关系找到工作的专业人员与经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分析寻职者与帮忙寻职者之间的交往状况，以判定寻职者和帮忙寻职者间的社交网络关系及其社交网络关系对工作的影响效果。其研究发现，寻职者与帮忙寻职者经常接触的比例仅为17%左右，而偶尔接触、少有接触的则分别占56%、27%，这表明寻职者多运用“弱连接”帮忙。同时，Granovetter 也发现，采用“弱连接”途径找到工作者对现职的满意度较使用“强连接”者更高。 Lin 等（1981a ）与Granovetter （1973，1974）的研究结论相似，但视角不同。Lin 等（1981a ）以纽约州男性劳动力人口之中通过社交网络找到工作的个体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帮忙寻职者与寻职者的关系、帮忙寻职者的职业声望，以及寻职者所取得的职业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研究发现：帮忙寻职者与寻职者间的连接强度对寻职者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效果甚微。然而，连接强度会通过帮忙寻职者的职业地位影响寻职者取得的职业地位。就后者的间接效果来看，通过“弱连接”而非“强连接”，更有可能找到职业地位较高的人帮忙，从而对寻职者取得的职业地位产生正面帮助。Lin 等（1981a ）的研究着重强调了社交网络“弱连接”的社会资源效应。 尽管Granovetter （1973）、Lin 等（1981a ）的研究结论均支持“弱连接的力量”假说——“弱连接”更有助于提升寻职者的工资水平或职业地位。但后续学者的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分歧。Bridges 和Villemez（1986）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连接强度对寻职者后来取得的职业地位并无显著影响。Marsden 和Hurlbert（1988）发现，通过“弱连接”找到工作者，其平均收入较“强连接”要高。但在控制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后，连接强度变量变得不显著。Cheung和Gui （2006）甚至得到相反的结论，发现“强连接”较“弱连接”更有帮助。Tassier （2006）采用美国General Social Survey（GSS ）资料，以受访者的好朋友的重叠程度来测度连接强度，发现“弱连接”对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台湾学者于若蓉（2008）采用2004年台湾调查数据，分析社会关系对职业地位获得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结果支持社会关系“弱连接”假说，且“弱连接”对于原本经济地位较高的样本个体（在获得当前职位之前，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更加明显。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赵延东（2003）运用武汉市9个企业的社会调查数据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求职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着重分析了下岗职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在求职过程中“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设定的影响。结果发现：职工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对保留工资设定有着相当明显的效应。其研究结论及分析方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但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尚未解决：其一，该研究以武汉市9个企业中抽取了63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资料作为研究样本。这样就存在样本选择范围较为狭隘的问题，样本选择的随机性不够，不具有代表性，且样本量（观测值）较少；其二，该文未能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估计的偏误；其三，该文对于“社会网络弱关系”指标的选取值得商榷。该文将职工社交网络中的“非亲戚”关系定义为“弱关系”，这样“朋友”、“同事”、“同学” 等关系密切的群体就被人为地排除在“强关系”之外。这样就与许多经典文献的分类方法并不一致。章元、陆铭（2009）基于2002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交网络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交网络不能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只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该文的研究角度是社交网络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机制，强调了社交网络相对于正规寻职途径而言所发挥的作用。该文对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范式，但该文并没有对社交网络中的“强连接”和“弱连接”的作用进行区分。对该问题的研究仍需进一步的深入。 劳动力寻职是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交网络关系影响劳动力寻职结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和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决定了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就业问题和社会关系网络交织，“关系就业”现象已经演化成了社会问题，找工作“拼爹”的说法透露出现实中的无奈。因此，树立人们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显得尤为重要。 “新经济社会学”学派一直强调个人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于社交网络之中的。 因而，在研究劳动力寻职等就业问题时，不应忽略社交网络的作用，特别是社交网络中的“弱连接力量”（Granovetter ，1973）。 然而，就目前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存在分歧，实证分析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国内学者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对社交网络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研究文献较少，且研究方法仍需进一步完善。 鉴于此，基于理论模型，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的调查数据（CHIP）和华人家庭动态资料库2006年内陆地区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寻职中的社会关系强度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了全新的尝试：一是在以往经典文献的基础之上，建立社交网络寻职途径与劳动者期望工资水平的数理模型，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寻职途径影响劳动者期望工资水平的微观机制；二是本文首次采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探讨了寻职中的社交网络“强连接”、“弱连接”与劳动者工资寻职中的社交网络“强连接”、“弱连接”与劳动者工资水平水平关系问题，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三是本文运用Heckman 模型，有效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同时运用CHIP2002调查数据中劳动者在企业工作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消除体制性因素对劳动者寻职途径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契合实际；四是采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作为研究样本，有效地解决了以往计量模型所面临的样本不足、自由度较低等问题的困扰。同时，能够有效控制个人特征、地理因素与行业特征等因素对个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提高了模型的估计效果。另外，本文运用华人家庭动态资料库2006年内陆地区调查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提高了估计结果的可信性。 ………… 五、结论 基于社交网络寻职与劳动者期望工资水平的理论模型，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和Heckman 模型对社会关系强度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发现：寻职中的社交网络“强连接”对劳动者工资水平有着相当明显的负向效应。这主要是因为社交网络“弱连接”具有更好的异质性（Granovetter ，1973）和社会资源优势（Lin ，1981a ）。本文同时运用华人家庭动态资料库2006年内陆地区调查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计量结果依然稳健。另外，CHIP2002调查数据显示：劳动者运用“弱连接”寻职方式的比重低于“强连接”的寻职方式。说明：在中国这样的人情型社会中，基于信任、义务的“强连接”比“弱连接”更可能充当帮助者与求职者之间的桥梁（边燕杰、张文宏，2001），即“强连接”比“弱连接”更容易建立求职通道。但“强连接”这种桥梁作用并未对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效应，反而较低寻职概率和异质性的“弱连接”更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换句话说，社会资源相对同质性的“强连接”仅是帮助寻职者找到了工作，但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社会关系强度与劳动者工资水平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只是一个探索性的开始，研究存在诸多困难和不足之处。一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面临的问题是数据和信息的可获性。CHIP2002调查采取了概率抽样的方法。 尽管该抽样样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代表性，但本文的研究结论仅在CHIP2002中所涉及的地区得以验证。因此，研究结论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二是本文计量分析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缺少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CHIP调查数据不是个体追踪调查数据）。因而，不能动态分析寻职中的社交网络对劳动者工资水平影响的变化趋势，这是未来研究值得考虑的问题；三是保留工资问题。 社会关系强度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升了就业前或工作变动前的劳动者保留工资。由于CHIP2002数据中未包含劳动者保留工资变量的信息。因此，本文无法作进一步深入分析；四是社会关系强度的划定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亲戚”、“同学”和“同事”关系都比较亲近，可能有些社会关系属于“弱连接”，而并不属于“强连接”。 同时，被调查者所报告的“关系密切”等信息具有主观性，每个人心里对于关系远近可能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在CHIP2002数据中无法准确界定。因此，调查数据需要包含更为具体的关于社交网络等方面的信息。这样，未来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会更加合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13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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