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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王正举 于 2013-5-20 11:32 编辑 三、郭姓第一批入黔 1、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列洪武四大案之一。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2、郭兴坐“胡惟庸案” 郭兴，字信，号敬桥，明朝总管统元帅，威震将军，巩昌侯。《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而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的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郭兴是安徽五河县郭府乡人。青年时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征战。由于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不久晋升为统军元帅。洪武初年，又跟从徐达夺取中原，攻克汴梁，为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洪武三年，他被封为巩昌侯。洪武十七年病逝，追封为陕国公。 但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必须削弱郭氏家族在朝廷的地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党有通倭（北方元朝）的罪状”， 在郭兴死后六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因郭兴“从徐达帅轻骑直捣奉元”时，曾经接触北方元朝，欲扳倒郭兴，以强加“通倭（北方元朝）的罪状”，达到削弱外戚郭兴家族势力便顺理成章。于是就连死了的功臣巩昌侯郭兴也不放过，把郭兴追坐“胡惟庸案”。郭兴虽立下赫赫战功，死后也难逃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案”屡兴大狱，大杀功臣的株连，《明史列传》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党，爵除”。“胡惟庸谋反案”是朱元璋时期第一大案，株连万人。虽然丞相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被杀，但是郭兴死后还是被除掉了爵名封号。 据考古资料记：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附近发现一块云龙纹饰的石碑，十分精美。在遗址现场可以见石碑立于1865创意产业园中一个正在改建的厂房内，引得众人好奇围观。据考古人员介绍，这是一块碑额，中央竖着刻了“大明敕赐陕国公神道碑”十个大字，是明代开国功臣郭兴的墓碑，“陕国公”是他死后的封号。史料记载，他的墓就葬于“金陵聚宝山”上。考古人员对石碑进行了数据测量和临时保护。“这块石碑只是墓碑的一部分，叫做碑额，也就是俗称的碑头。高75厘米，宽110厘米，厚32厘米，碑额上面刻有‘大明敕赐陕国公神道碑’十个大字。四周刻满了云龙纹饰，十分精美。” 碑额上刻写的“陕国公”是封号名称，封的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郭兴（小郭子兴）。难道这块碑额就是当年被推翻的，古墓是否也难逃厄运？“应当只是政治上否定，不至于掘墓。”考古人员认为。 是否可以推测此次发现的碑额地点就是郭兴墓葬所在？考古人员表示：“史料记载他死时葬于金陵聚宝山（即现在中华门一带），明朝时中华门叫聚宝门，明朝聚宝山跟现在的栖霞区聚宝山没有关系。尽管现在中华门一带已经看不出是一座山，但其实在明朝时候的聚宝山范围很大。不过由于后期地貌的改变，墓葬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了。”下一步是否对碑身和龟趺以及古墓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没有给出回答，只是表示这块碑额将运回朝天宫，进行妥善保护。 只有对古墓的进一步考古和发掘，将会获得相关的史料来佐证朱元璋如何迫害开国功臣郭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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