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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莫言在北京对谈“小说的生活”
王安忆与莫言在北师大国际文学讲坛共同探讨“小说的生活”。腾讯书院 供图 同为50后作家，王安忆与莫言相交已久。王安忆透露，莫言在刚认识她的时候，对她存有偏见，觉得她是“上海来的所谓女作家”，而她之所以能令莫言改变看法，在于食量：“他非常惊讶地问，‘你怎么吃这么多？！’” 昨日，王安忆出现在由北师大、腾讯书院合办的北师大国际文学讲坛，与莫言共同探讨“小说的生活”。
小说家与“地毯女工” 莫言回忆，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其中有一个活动是去游乐园，坐过山车时与王安忆一排，“我是个男的，还吓得满头虚汗尖叫连连，王安忆心里或许也紧张，但是一声不出，表现非常镇定，当时我就想，王安忆的定力真好啊！” 2001年，莫言、王安忆应译者之邀去瑞典旅行，但登机之前，机票出现问题。莫言说当时自己在首都机场非常气愤，一定要与航空公司理论，“但是王安忆非常冷静，她说，‘不要吵，关键是我们下面怎么办，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 “我当场就觉悟了。”莫言说，“我现在也老是教育我女儿，不要说这说那，关键是要如何解决问题。” 而王安忆说，当时她之所以能有这场瑞典旅行，也是莫言促成的。翻译家陈安娜夫妇打算邀请中国当代优秀男女作家各一名，最初只确定了莫言，而莫言向他们力荐了王安忆。 现场，两位小说家还以自家的文学感觉品评对方。王安忆现场问莫言是否迷恋武侠小说，莫言承认确有一段时间废寝忘食，熬夜读完所有金庸小说。王安忆解释，她觉得莫言小说中存在一种“过招”感，即你出一招，我出一招，最后还会有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使她怀疑他是武侠迷。 而莫言则向学生打趣。“如果你们有机会跟王老师握手，会发现她的手非常硬，像男人的。这让我想到地毯女工，因为长期工作手变得粗糙，但她们织出一幅长卷，花纹细腻，图案丰富，风格绵密，好的小说家就像好的地毯女工。” 要是我们一起得诺奖 在瑞典参观时，莫言与王安忆去了高行健获诺贝尔奖时住过的酒店，“当时大家就说希望有朝一日莫言能得诺贝尔奖，但莫言这个人特别忠厚，他怕只提他我会难过，就问，有没有过两个人一起得诺贝尔奖的先例。人家就说，有的有的。”王安忆回忆。 “要是2012年我们一起得诺贝尔奖，该有多好啊。”莫言笑着接了一句。 除了莫言，迫切希望王安忆得诺奖的还有复旦教授陈思和。莫言当时邀请陈思和夫妇一起去瑞典，回来之后他们跟王安忆提出：“我们燕尾服也做了，旗袍也做了，放着太浪费了，你就得一次奖让我们再穿一次吧。” 莫言并不认为得奖就证明自己水平有多高，只是证明了“中国很多作家都具备获奖的资格”。他认为19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持续创作至今，大家已各有擅长，谁也不比他差，反而很多人写的东西他写不出。“如果王老师得奖，她受到的争议一定比我少。” “那不一定。”王安忆辩解，“我得奖也一样有人要骂的。” “有人骂是肯定的，但对你的争议肯定没我那么多。”莫言又强调了一遍，微笑着。 对于莫言获奖，相比外界的喧哗骚动，作家圈反而平静。王安忆说，圈内共识是“莫言现在蛮苦的”，“前几天阎连科还说，莫言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啊。” “我觉得只有莫言能顶住这个奖，因为他身体好。在政协会议上被那样围追堵截，自己都不能出现在公开的地方，一出现就会被抓到，那么多事情要应付要克服，这需要多少体力与心力啊。”王安忆感慨。 “我现在希望中国赶紧再出现一个获奖作家，这样我就可以退休了。”莫言说。
不是为翻译家写作 莫言表示，在西方，对诺奖的热情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一个大学里可能有十几个教授都得过，学校的奖励最多是一个车位。而国内对此持续关注，他感到特别大的压力。 王安忆认为，理解诺奖在中国被赋予的意义，需要从中国的现代化愿望开始，“我们向往西方、希望被西方了解的愿望，像强迫症一样，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她认为在普遍对中国文学不甚有兴趣的西方文学世界，莫言能够得奖，“很为我们争气”。 王安忆表示，自己也有几本书翻译到国外，反应比较冷淡，她认为这是因为“强势社会对你的关心确实没那么多”，而另一方面，汉语与其他语种的转译也存在很多困难。但相对“走不出去”的问题，她并不发愁，因为写作对她来说，是有兴趣、有热爱，“我那么苦心经营的汉语书写，希望得到知己来了解，虽然我也很欢迎外国知己，但这很难。” 有许多中国作家，为了被海外接受，放弃了母语书写。现场有读者问到哈金的例子，王安忆表示，哈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得到了《纽约书评》的推荐。 “我一直在揣摩，那些放弃汉语书写的作家，他们与另一种语言是不是真的那么亲近；用其他人的语言写小说，会是一种什么状态。”王安忆说。 “越是有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越难翻译，但我们自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中国作家不能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出去而降低写作难度，我是为读者写作，而不是为翻译家写作。”莫言说。
50后作家的文学教养 王安忆与莫言同属于50后，相比前辈作家的写作生涯会不断被政治事件干扰、影响乃至中断，他们这代有机会可以持续创作，虽然在受到的教育或者文学养料的获得上可能不如下几代，但是王安忆认为，这一代作家的才华是超群的。 莫言回忆，自己小时候获得的文学滋养来自比他大五岁的二哥，每次二哥看书的时候，他就站在后面偷看，“我现在也不喜欢看书时有个人站在我背后，但当时二哥每次把我赶走，我过一会儿又回来了，而且常常喧宾夺主，他没翻页我就先翻了。我的童年阅读就是在这样的被饱以老拳里获得的。” 而出身作家家庭的王安忆，所能获得的资源较莫言为多。她11岁读《红楼梦》，母亲茹志鹃非常警惕，用胶带粘住一切她认为儿童不宜的部分，而这反而给王安忆提示——每贴必揭。“文革”时期，学校停课，她反而有一些很杂乱的阅读，一些没有封面乃至缺页残本的书在人们之间流传，很多书一半靠读，一半靠想象。很多年以后，她终于找到了当时影响她至深的书《约翰·克里斯多夫》，当时她只读了第一册，没有封面，不知名目，“成为一个悬了很多年的案子”。 王安忆表示，在这一代作家的经历当中，最重要的文学养料是翻译小说，“好在当年我们有一批有大学问的翻译家，文字漂亮，改造了我们的白话，我们的文学教养更趋近于那个传统。” 至于现在的网络小说，王安忆表示理解，但她认为自己只能做“手工活”，无法达到网络写手的工作量。“小说是世俗的工作，早期的西方小说，也是报刊连载的形式，迫使你写下去，写到一定的量。网络连载这样持续下去，一定也会有高手出现，但如果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每天必须写一万字或两万字的量，这样的质量不知道如何保证。” 东方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录入编辑：王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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