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现今处境窘困 感觉是自己的写照，感叹老师的不易呀！ 请给老师一份理解、一份信任，给老师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以更好地施展他们的教育，实现他们的思想、教育理念。应该相信，老师这个高素质的群体，会回报给社会一份满意的教育。 老师本来是教学生知识的人，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国有悠久的尊师重道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中国古代教师的称谓很多，其中尊称有以下五种：“老师”、“西席”(“西宾”)、“师长”、“山长”、“先生”。教师还有十个称谓：老师——最广泛流行的敬称；先生——最历史悠久的尊称；园丁——最质朴无华的褒称；慈母——最真情感人的爱称；蜡烛——最温馨动人的称谓；春蚕——最纯挚的称谓；春雨——最生动形象的默称；人梯——最高评价的专称；孺子牛——最具中国特色的喻称；教练——是指导、训练和督导他人，试图完成某种使命或任务的人；人类灵魂工程师——最富哲理的称谓（作为教师应该以爱心和知识触摸、改变人的内心。） 在现代、在如今，什么人都可以戴“老师”帽子的年代，已经很难确认“老师”一词的意义了。由于一些“老师”在电视节目和各种活动中的频频亮相并进行种种恶俗表演，有的教授甚至变成“明星”，《百家讲坛》娱乐化，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炒作”，“老师”这个称呼终于无可挽回地和“小姐”等一并被归入“被毁掉的词语”之中了。所以现在每当有人贸然叫我“郑老师”，我总要打量他好久，直到确信对方的那声“老师”是因为我的职业原因方才安心，否则我或许要气愤地回他一句：“你小子才是老师呢!” 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老师”这个称呼在社会上差不多是无钱无势无用之人的代名词。因为找不上女朋友而情伤意冷的老师更不乏其人。因此，我孩子的一个中学老师每碰上学生在大街上喊他“王老师”时总是充耳不闻的，直到一个伶俐的人想起这人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于是改叫他“王书记”，他果然老远就大声答应着，脸上焕发出熠熠的光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上大学那会儿，我很惊异于大学校园称呼上的“平等精神”。无论教授也好，主任也罢，甚至校长书记，都以“老师”二字称之。喊的人理所当然，被喊的人也笑容可掬，记忆中还没有一个“朱书记”式的人物。那些什么“书记”、“处长”的头衔多半只有校外人才喊，要是学生也这么叫，多半意味着并不认可那人“为人师”的资格。我清楚地记得，有次吃饭时我下意识叫一个校领导为“苏书记”，刚刚还笑嘻嘻的他立马正色问我：“你刚才叫我什么?”我赶忙改口叫“苏老师”，他这才恢复了一贯的和蔼与平易。正是感怀于这样一种氛围，在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学校园。 然而几十年之后，无论哪个大学到处都是“朱书记”的面孔了。先前那个“众生平等”的“老师”被迅速分化为“张博士”、“李处长”、“王院长”、“赵教授”，为了进一步细分，还有了“钱博导”、“孙校助”、“郑委员”之类的奇怪名号。一个有着类似尊贵头衔的人如果仍然被不加区分地叫做“某老师”，那脸色多半是很难看的。哪怕他一分钟前还是一个和你一样的普通老师，现在刚刚被宣布为第五副院长了，那你也要恭恭敬敬地立马改叫“郭院长”才不至于结下仇怨。 也正因此，像我这种既非教授博士也非处长主任的人浪迹于大学校园里，称谓上的不尴不尬也就可想而知了。最怕的是形形色色的一桌人坐拢来，主人介绍公司里的这个是老板，机关里的那个是处长，医院的是主任，只有我让他犯难了，总不能直白地介绍说这是某大学的老师吧。幸好朋友临时赏了我一个“教授”的职称。偏偏又有那不识趣的，纠缠于“教授的工资”之类的问题，让我在惶恐不安中熬过一顿饭去，颇有些行骗江湖做贼心虚的心情。碰上有些档次高的朋友，为了不至于降低聚餐的规格，干脆介绍我是“某大学的院长”，这下更不得了，这人的孩子、那人的弟弟，高考录取的事情就算交给我了，害得我吃—次饭换—次手机号。 有了这样的教训，再碰上饭局，不等主人介绍，我先不打自招：“我姓郑，某某大学老师。”主人看“教授”、“院长”的头衔用不上了，马上过来补充：“人家老郑可是大才子，大秀才、著名作家啊，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于是我的“老师”身份再次被“才子”、“秀才”、“著名作家”和“中央电视台”所湮没，喝酒时人人都叫我“郑作家”了。觥筹交错之际，不禁悲哀地想：这个时代是怎么啦？正儿八经老师身份的被人叫“老师”像是一种羞辱，不是老师的三教九流之辈倒被人追着喊着招摇过市地做起“老师”来了。更有趣的是，不教书的一些行政领导，职称评为“正教授”，而纯牌的教书匠却评不上“正教授”，因为名额都叫“领导”占据了。 有时想起早些年的大学生活，教书育人者个个都只有“老师”这么—个简单明确的称呼，再对比当下种种情形，我不禁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