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乐制里的正﹑旁﹑偏﹑侧四犯定义不同的真相

唐宋乐制里的正﹑旁﹑偏﹑侧四犯定义不同的真相

姜白石凄凉犯词自序有言：“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此说非也。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于是今之研究者，往往附会于姜白石之说，而认为姜白石改正了唐人说法上的错误。

到了北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于卷五〈乐律二〉有言：“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而又于〈补笔谈〉卷一有言：“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渎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沈括有指出『正犯、偏犯、傍犯』，但并没有指出此三犯的定义出来。而南宋末年元初的杨守斋《作词五要》也有『正、旁、偏、侧，凌犯他宫，非复本调矣』，亦未说明此『正、旁、偏、侧』四犯的定义。

但于北宋末陈旸的《乐书》，于『剑气入浑脱』段后有注：“五行之声所司为正，所欹为旁，所斜为偏，所下为侧，故正宫之调，正犯黄钟宫，旁犯越调，偏犯中吕调，侧犯越角之类”，则系宋代首先指出了此『正、旁、偏、侧』四犯的定义的学者。（按：越调即无射商，中吕调即夹钟羽。）而今本属名为宋末元初的张炎着的《词源》卷上里有《律吕四犯》一篇，指出：“宫犯商，商犯羽，羽犯角，角归本宫。。。。。。。以宫犯宫为正犯，以宫犯商为侧犯，以宫犯羽为偏犯，以宫犯角为旁犯，以角犯宫为归宫，周而复始。” 可以看出，《词源》卷上内对于律吕四犯的定义：『以宫犯宫为正犯，以宫犯商为侧犯，以宫犯羽为偏犯，以宫犯角为旁犯』与陈旸的《乐书》完全相同。

而姜白石指斥于唐人乐书内之不正确的文字，视其文义，其实只是对唐人乐书里『宫犯宫为正』一语不满意，认为雅乐八十四调（姜白石此文不是在谈『燕乐二十八调』，故才以八十四调里名为『宫』的十二个宫的调为喻）里十二个末尾名为『宫』的调，如黄钟宫，大吕宫，太簇宫等等十二个宫，是『住字不同』，即，结音（或煞音）是不同的，而且认为『犯』的定义，是要『住字』相同，因此，对于唐人乐书里所指出的『宫犯宫为正』不满。（姜白石没有去翻查北宋陈晹的乐书，其内也有与唐人乐书『宫犯宫为正』一样的说法）。

今人在研究姜白石此文时，一并谈及唐宋记载里对于『旁、偏、侧』三犯的定义会有所不同，则甚为不解，而或发而为：词源之正犯、旁犯、偏犯、侧犯，不但与《梦溪笔谈》所载不同，与下面所述《姜白石歌曲集》所云亦不同。既然如此，不知何以为是等等的疑问，但是，其实，此唐宋对于四犯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虽表面上看起来不同，这是因为唐代乐制里的『角调』为真正结音为角的调，而宋代乐制里的角调，则是以变宫为角，故实为结音为变宫。

吾人从唐人乐书，谈唐代乐制（不是现代学者，狭义在燕乐二十八调里打转，而是广义到八十四调，一如姜白石所指出的，如『正』犯涉及八十四调里的十二个『宫』的调）之下：

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

而不论北宋的陈旸的《乐书》，或南宋末年以来的《词源》里，则：

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侧，宫犯角为旁，宫犯羽为偏

两者其实完全同样的指谓，因为，唐人角为角，宋人角为变宫。所以，于宋代的『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侧，宫犯角为旁，宫犯羽为偏』，实乃『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侧，宫犯变宫为旁，宫犯羽为偏』。

细译之：唐代乐制，律吕四犯发生在宫、商、角、羽间；宋代的律吕四犯发生在宫、商、羽、变宫间。

吾人再比对唐人及宋人对于四犯的定义，可以发现，相犯的二律之间，为同度的乃『正犯』，相犯二律相隔最近的为『旁犯』，相犯二律相隔次近的为『侧犯』，相犯二律相隔最远的为『偏犯』

以宫为中心，就唐代乐律来看，以现代音程度数解释的话：

宫犯商，宫商间为大二度，为最近的相犯，定义为『旁犯』。

宫犯羽，宫羽之差为小三度，此为次近的相犯，定义为『侧犯』

宫犯角，宫角之差为大三度，此为更远的相犯，定义为『偏犯』

此即唐代乐律之下，『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的原因

但宋代乐制，以变宫为角，故此时，相犯的二律之间的排序，即又发生了改变。于宋代乐制之下，

以宫为中心，宫犯角，即宫犯变宫，宫与变宫之差为小二度，此为最近的相犯，定义为『旁犯』

宫犯商，宫商间为大二度，为次近的相犯，定义为『侧犯』。

宫犯羽，宫角之差为小三度，此为更远的相犯，定义为『偏犯』

此即宋代『宫犯商为侧，宫犯角为旁，宫犯羽为偏』的来源。

至于对于『旁』表示最近，『侧』表示次近，『偏』表示最远，北宋陈晹附会到五行的理论里的『五行之声所司为正，所欹为旁，所斜为偏，所下为侧』是为『正、旁、偏、侧』四犯的定义的来源，但这种附会，乃陈旸一己片面之词，无它证。

而从唐人乐书和宋人说法之表面上的不同，反而对于唐代的角为正角，而宋代乐制的角实为变宫（或谓『闺』或『闺角』等），的确又从唐、宋对于乐制内的律吕四犯的定义的差异，又得一确证了。（刘有恒，取材于《天禄阁曲谈》，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