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劳德代尔悖论
劳德代尔指出，斯密混同了公共财富和个人资财。事实上，公共财富即国民财富，是由所有有使用价值之物构成，而私人财富只由有价值的物品构成。因此，公共财富并非个人资财的简单加总，相反往往成反向关系：由于价值来自稀少性，故当物品变少时，私人财富增加，而公共财富就会减少。公共财富和私人财产之间的矛盾也被称为劳德代尔悖论（Lauderdale Paradox）。这也意味着，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是不和谐的，这种不和谐的观点使劳德代尔的思想区别于斯密。当然，劳德代尔本人也未与自由放任决裂，但是，他却影响了那些视更活跃的公共政策为协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合适工具的人，如美国的雷蒙德就赞成地引证了他的观点。
延伸阅读与思考：
国民财富是否可以以GDP来衡量？
基于劳德代尔悖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国民财富是否可以以GDP来衡量？事实上，GDP是对个别价值的加总，但社会价值却并非是个别价值的加总，因为对个人有用的东西并不就是对社会有用的。譬如，如果从个人角度上理解，监督劳动也是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可以转移他人所创造的财富，因而也是有用的；同样，个人生产用于防止盗窃的栅栏、防盗门等也是由价值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利于防止自己财富的流失，而财产的保障有助于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但是，从社会角度而言，这类产品的生产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大家都不生产这些东西又没有盗窃活动的话，这些产品并不会增进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每个家庭基于个体安全的考虑而努力增加保护设施，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投放在这方面的成本不断增加，但每个家庭所面临的状况却没有改变，这就是囚徒问题。
布隆克（2000：146）就指出，“装防盗铃、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及在每个门窗安上锁可以增加购买、使用者的安全感，对日益增加的犯罪的害怕可以减少。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用来（部分地）防止犯罪率上升的有害影响，而犯罪率的上升又是由于我们后工业社会和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社区的迅速崩溃，以及非技术人员工作机会的不断减少造成的”。更为甚者，我们不但没有把那些负劳动所创造负价值从GDP中扣除，而且，任何为此所作得努力都进一步计算到GDP中去，结果形成了GDP数字的无限增长，而人们的福利则不断下降。布隆克（2000：146）就举例说，“不断增加的对汽车的使用反映在GDP指标体系里面，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交通事故损失的价值却没从GDP中扣除。而且，建造新道路以缓解拥挤的花费，建造隔音墙保护社区免于新道路上的噪音污染，制造催化整流器以减少污染以及医院为成千上万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进行护理等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却被当作GDP的正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