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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童时代 周二在校园里闲逛，走过广播音箱的时候，很巧地听到俄军挺进克什米尔的新闻。更巧的，是耳机里正在放Lyube(Lube) （柳拜吧，随便怎么读）乐队的那首反战经典《DavaiZa》。于是这一切，便毫无预谋地构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三月的新闻隐隐传达出紧张与骚动，只不过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在太阳下活着，感谢地球的广袤，我们看不见正在发生的战争；感谢生活圈子的狭隘，我们与一切恐怖和暴力没有关联，也不会主动去关注；感谢和谐的稳定，我们的生活没有阴影。 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塔利班与基地，索马里和北方四岛......于己无关的战争与冲突在我们眼中早已被变得稀松平常。再也不会有一个叫Jimi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左撇子在反战舞台上愤怒地杂碎吉他；再也不会有一届伍德斯托克反战音乐节重演69年大雨和泥泞中的混乱和友爱；再也不会有一个音乐时代，用鲜花，儿童与和平为自己命名。 大家好，本期的声音玩具，和大家一起回顾那些散落在风中的反战音乐，纪念那个疯狂而温暖的花童时代。 同一个太阳与已经流失的时日，流失的年月， 与全然的腐败与破坏关联。 当然， 太阳无疑是像鼓舞似的照耀着行将出击的飞机上机翼， 如林的刺刀， 军帽的帽徽， 军旗上的绣花， 然而更多的是他照耀着从肉体上不断地流淌出来的鲜血， 伤口上落满苍蝇的躯体， 太阳掌握着腐烂，主宰着热带的大海和漫山遍野众多年轻人的死， 最后甚至统治着扩展到那地平线的广袤废墟。 ——三岛由纪夫《太阳与铁》 那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1969年，从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的“床上和平运动”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make love,not war”的口号开始，嬉皮士接替垮掉的一代，用性，毒品和摇滚乐与国家机器、政权和体制进行了“直接”的非暴力对抗； 那是一个辉煌伟大的时代，1967年，地下丝绒，大门乐队，披头士和Jimi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四张唱封鲜艳的专辑开启了摇滚乐新的巅峰，也标志着一直混杂在民谣中的反战音乐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音乐领域。 和很多摇滚时代的主义一样，花童时代就是整个六十年代的一个缩影。越战，氢弹，文革，巴以冲突，二战阴影，和反战口号，音乐集会和鲜花抗议一起，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烙印。 和慈善，人权和环保一样，反战很容易成为一个话题。60年代，反战是一个必须靠音乐人人格和名声传播的危险话题。而到了90年代以后，反战成了一个能够被用来为音乐人人格加分的安全话题。伍德斯托克理想国的“三天和平”换来的是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嬉皮之后贾尼斯·乔普林一年内死亡。在目睹了约翰列侬胸口上的血洞后，反战音乐人们妥协了。对和平的温情期盼替代了对战争的直白控诉；孩童的不解代替了士兵的呻吟。麦当娜甚至把反战变成了玩战。迈克尔杰克逊倒是一直在坚持反战音乐的写实风格，于是他的mv《They don’t care about us》毫无悬念地被全球禁播了，而且，2009年，他也死了。 或许反战音乐从来就没有从民谣中分裂出来，它永远与生命和时代结合。1975年，越战结束，次年，著名的反战吟游诗人菲尔奥克斯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宣告了反战音乐的式微。花童时代的浪潮渐渐褪去，老的嬉皮士、红卫兵、理想主义者们，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流坻柱，成为中产阶级、雅皮士、严肃婚姻的家庭成员。没有真实而强烈的愤怒与爱憎，没有无畏而动荡的青春和激情，或许死亡和遗忘才是最好的归宿。战争没有干扰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再需要反战音乐，我们不再多管闲事，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我们活得简单而聪明，我们活得谨慎而驯顺，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是理智，还是冷漠。 同一个太阳照耀着我们，照耀着着战争也照耀着和平，照耀着生命也照耀着死亡。 同一个太阳照耀着我们，照耀着过去的战争 照耀着现在的战争， 照耀着现在的和平 照耀着未来的和平， 照耀着活着的生命，裸露的死亡， 但再也照不到被遗忘的埋葬。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反战音乐的起源。也许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反战音乐。我们知道的反战音乐古老到那首中世纪的苏格兰民谣《斯卡布罗的集市》，新作如周杰伦的《止战之殇》，但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第一首反战音乐何时产生，最后一首反战音乐何时消亡，正如我们不知道第一场战争何时爆发，最后一场战争何时结束。战争与和平，狂热与冷漠，反战音乐贯穿其中，连成了一条麦比乌斯环，无头无尾，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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