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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樊庆彦 2012-11-08 08:19:53
《水浒传》成书于元明之际，叙写北宋末年山东梁山泊好汉聚众起义之事，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流传甚广。但是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水浒传》在传播过程中却是屡遭统治阶级禁毁，其发展道路充满坎坷。
一
中国的笔祸与文字狱，由来久矣。而与此背景相联的禁书现象，也是由来已久。禁书就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而禁止刊印、流布、阅读的书籍。虽然“焚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辙的《栾城集》。
但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出现了焚书坑儒运动，且自此之后，禁书、笔祸、文字狱，不绝如缕，直到明清时期而臻其峰。明清之时，文学的发达样式是小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中，以诗文为代表的雅文学一向是正宗，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被视为鄙野之言，甚至是淫邪之辞。因此禁毁之书中小说不可豁免。而于其中，又以《水浒传》为最。
明代对《水浒传》的禁毁，发生于明思宗朝。是时山东发生了以李青山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仿效《水浒传》里的英雄，以梁山为根据地，破城焚漕，声势颇大。后来虽然败衄，明廷依然震恐，迁怒于《水浒传》。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奏曰：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代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同年六月，明思宗降旨禁毁《水浒传》：“凡坊间家藏《水浒传》者并原版，速令烧毁，不许隐匿。” 并明令丈量梁山，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明统治者还在舆论上予以诋毁。如明莫是龙《笔麈》中就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可焚：“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字。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说，如今之《燃犀录》、《暌车志》、《幽怪录》等书；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 继儒则认为《水浒传》造成了社会风气混乱：“今《通鉴》多束高阁，故士子全无忠孝之恨；《水浒》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田汝成更以“因果报应”对其作者进行人身攻击：“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其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意欲以此来抑制小说对民众的影响。
相对于明代来说，清王朝对于《水浒传》不仅在舆论上摭拾了明人的做法而加以抵制和围剿，对它的禁毁更为严厉，手段也犹为多样化。制定法令，严令禁止。清朝律例中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不得接触《水浒传》：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千。若该管官员，不行查出，每次罚俸六个月。仍不得借端出讹诈。如该管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将该管官降二级调用。
禁译。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上谕内阁：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旧习，所关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禁毁。明代对于小说的禁毁仅有四次。而清代则是二十二次,几乎每个皇帝都曾有过。仅康熙年间就达五次，超过了有明一代。其中对于《水浒传》的禁黜最烈，先后于乾隆十九年和咸丰元年特下诏禁毁，如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百体严禁”。咸丰元年七月亦下令“著督抚督访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 这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禁演。如清徐时栋《燕屿楼笔记》卷四载：“近时陈子相、吾弟子舟诸人言于官，力禁淫戏，是也，而犹未尽也。余谓禁演不得演之剧，不如定演应演之剧。……一切如《水浒传》、《说唐》、《反唐》诸演义，并禁绝之，已习者不得复演，未演者不许复学。” 清余治《得一录》卷五“翼化堂条约”亦载：“永禁淫戏目单……《翠屏山》、《借茶》、《挑帘裁衣》、《卖饼》……诲淫各种戏文，如敢点演，立将班头送官究责，或罚扣戏钱三千文，以儆将来。”
删改原著。统治者有意识地把阶级冲突最为尖锐的作品，加以淡化和歪曲。大才子金圣叹认为宋江及梁山众人都是“群丑”、“强盗”，因此，他腰斩百二十回《水浒》，只保留前七十回，并添加“卢俊义惊噩梦”一节，让梁山义军统统被官军杀死。成为清朝三百年最流行的本子。康熙年间出现的《宣和谱》(介石逸叟撰)又名《翻水浒》，该剧最后让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梁山好汉。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大戏节戏”条写道：乾隆初年，“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 有关水浒英雄的故事，经过清廷的“敷衍成章”，立场完全倒置了，郑振铎先生认为“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
在这样严密的罗网之下，使用如此种种残酷禁毁之手段，客观上严重扼制了《水浒传》的传播。
二
对于《水浒传》在明清时期的禁毁，朝代不同，种属不同，其原因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明代中央权力高度集中，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与高压政治相一致的政策。但是明代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大，小说与戏曲等俗文学于元代以后成为文学主流，并因此波及和渗透到诗文等所谓正宗的传统文学样式。这在客观上破坏了传统的文化政策，从意识形态上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因而受到统治者的极力压制，被视为鄙野之言，地位低下。
明姜南《墨畲钱镈》曰：
太祖皇帝立法虽尚严，然皆为扶植良善，摧抑奸顽，故奸顽之徒合编充军者有二十二种，谓贩卖私盐、诡寄田粮、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闲吏、土豪、应合抄札家属、积年民害官吏、诬告人充军、无籍户、揽纳湖、旧日山寨头目、更名易姓家属、不务生理、游食、断指诽谤、小书、主文、野牢子、帮虎伴当、直司。
小书，或即小说一类的东西，将其与贩卖私盐、旧日山寨头目、土豪、积年民害官吏等并列，视为合编充军的对象，可见小书之社会地位与被仇视的程度。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小说对统治者的江山制造了混乱。小说易读，流传民间，戏曲于各地演唱，易于集社，既可聚众，又可乱言，故而一向为统治阶级所忌惮。而《水浒传》乃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白话长篇小说，在下层社会影响极大，更被统治者视为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明郑暄认为：“《水浒》一编，倡市井萑苻之首，《会真》诸记，导闺房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龙，永塞愚民祸本。” 查继佐《罪惟录》记天启年间徐鸿儒起义曰：“徐鸿儒，山东巨野人，迁郓城。万历末年，用白莲教惑众……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 特别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如明崇祯六年(1633)《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中奏曰：“认出有名贼头……张汝金混名燕青，许得住混名雷横，王中孝混名宋江。” 袁中道说过，《水浒传》诲盗，《金瓶梅》诲淫。所谓诲盗，无非是教导农民造反，所谓诲淫，无非是对封建礼教的某种冲击。这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诲淫”、“诲盗”也就成了他们查禁小说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以后，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但无论明与清，尽管种属不同，在禁书方面还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那就是封建帝王对于小说这种市民艺术的一种共同的畏惧心理。清代义军打着《水浒》旗号的亦是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在统治者看来，《水浒传》“藐法纪而炽杀心，更适足开武夫滥杀之风，破坏王法”，足以使“结党争雄者，效尤日甚，举凡贪财亡命之徒，均以《水浒》落草为逋逃薮也。” 因此胡林翼认为：“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故而，对于“诲淫”、“诲盗”之书，清廷尤其畏之如虎。道光末年(1850),洪秀全起义，翌年，咸丰即位(1851)，就严禁《水浒》：
咸丰元年辛亥七月乙巳，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薄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每号总领数百人至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元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名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盅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
不仅政局不稳时要禁，就连太平盛世时也要禁《水浒》，乾隆十九年胡定便奏称：
《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传》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
清人查禁小说的理由，除了继承明人的“诲淫”、“诲盗”的理论外，还有满洲贵族自己的道理。那就是充斥其间的极端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从维护满洲旧习出发(实质是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而对《水浒传》、《西厢记》进行查禁。他们自认为“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而这些汉族的“淫词小说”以及据此改编而成的“各种风流淫戏，诲淫最甚……试思少年子弟，情窦初开，一经寓目，魂销魄夺，因之坠入狭邪，渐成痨瘵，究其流毒所极，甚至贞女丧贞，节妇失节，桑濮妻女多外交，著丑声。” 是“诱人为恶”的媒体，会导致满人习俗(尚武、淳朴、忠义)变化：“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州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 并由此蔓延到华夷之间的种种关系，如《说岳全传》便因演述宋金交兵，冒犯了清人的种族意识而被禁黜。这种从种族主义出发禁黜小说、戏曲的立场是清廷禁书的一大特色。
三
虽然明清统治阶级对于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小说一再严禁，造成了小说的长期沉寂，但是，愈到王朝的后期，其政治统驭能力和实际工作效率也受到很大削弱。而优秀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朝廷愈是禁止，读者愈是要看。于是，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一方面，统治者在官方公文上还是对小说持禁毁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因为当时许多小说正是由官方率先刊印，然后再由民间书坊步其后尘。如迄今最早的通俗小说，就是出于皇家的司礼监经厂刊印的《三国演义》。随后，武定侯郭勋和都察院都分别刊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同时，有些统治阶层的人物也参与到通俗小说阅读者的行列。如明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条载，武宗半夜要看小说《金统残唐记》；清刘銮《五石瓠》卷六“水浒传”条说：“神宗好览《水浒传》” ；不仅皇帝，许多朝廷大臣、文坛名士都成了小说的爱好者。“士大夫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甚至在官方的文件中，有时竟然会出现小说故事的典故。这就意味着实际上统治者对于小说的禁令已经名存实亡，人们不必再担心因为刊印小说而受到什么惩罚。
自明朝中叶以后，以往受到鄙视的经商活动得到社会的肯定和重视。印刷业的迅猛发展、更多文人的参与、统治阶层与普通市民对于小说喜爱程度的增强，使得小说在夹缝中仍然能够辗转生存且逐渐兴盛发展。而且，《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属于世代累积性产品，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促成了这些作品虽屡遭严禁却传播愈盛，且不少文人予《水浒传》以较高的评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下篇中曾说过：“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 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中有五位，即崔铣、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都赞扬过《水浒传》。李贽将《水浒传》评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一。金圣叹评其为“六才子书”之一。袁宏道则写道：“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以致出现了“今人耽嗜《水浒》、《三国》” 的盛况。
《水浒传》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先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金蕉云的《生辰纲》等三十余种。如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就著录了67种。至于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及各种民间文艺等，更是不可胜数。如小说作品中，袁中道便认为世情小说《金瓶梅》乃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鲁迅先生甚至认为，后世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等虽然其命意另有所在,“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
清代由于是异族执政，鼎革剧变对于汉人来说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表现在《水浒传》的传播方面，主要是它的两部续书“青莲室主人辑，采虹桥上客序”《后水浒传》和“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实为陈忱一人)”《水浒后传》。两书都以宋代靖康之变为背景，托言历史,以寓今情，亡国之痛极其强烈，多洋溢着一种爱国激情。陈忱《水浒后传序》说，这部小说是他“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作品继承了《水浒传》“官逼民反”的精神，否定了宋江接受“招安”的道路。作者自云：《水浒后传》写“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说：“《后传》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处处都是借题发泄著者的亡国隐痛。” 至于《后水浒传》，作者怀着“女真虽兴宋不亡，江山倾圮忠臣整”(第四十五回)的耿耿忠怀，感叹国土沦亡，无人拯救。林辰先生认为作品本意“在借宋之赵构，凭吊明崇祯之覆灭”。而另一部《水浒传》续书，俞万春的《荡寇志》，是在清朝统治者授意之下，为抵制《水浒》的传播篡改原著而成。清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时，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后，改写了第七十回的结局。小说乃为所谓杜绝“邪说”而作，其主旨在鼓吹“尊王灭寇”，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书中宣泄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把那些镇压农民义军的朝廷将领，则说成是“荡妖灭寇”，“治国安民”。梁山首领非死即诛，“无一能逃斧钺”，以使后世知道“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尽管此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但是人们对其始终没有好印象。1862年6月2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攻下苏州后，放火将《荡寇志》的书版“一火而焚之”。而与之命运迥然不同的是《水浒传》却被义军首领作为军事教科书，置之案边枕头，这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水浒传》的深入人心。
《水浒传》的传播不仅著之于书，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行之于口。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五“诙谐类”写道：“先是文达(纪昀)行走最疾，每入朝，同僚咸落后，彭文勤戏语同仁曰：'晓岚确是神行太保’。文达应声曰：'云楣不愧圣手书生’。” 于此也可见出《水浒传》所拥有的巨大社会影响。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生命活力。虽然封建阶级统治者采取了种种禁毁措施，但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水浒传》的发展，却始终掩盖不了它耀眼的光芒。经久弥坚，事实证明，《水浒传》也是愈发为人民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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