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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年，后周归德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撤在陈桥释（今开封东）发动兵变，代周自立，建宋王朝。北宋定都的东京洋梁（今开封）, 是在原唐代注州府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虽然经过后周、北宋增拓扩建，并按唐洛阳宫室制度营建了宫城，但其制度规模终不能与唐长安、洛阳相比。然而宋都沐梁却因商业发达而打破了以往都城的里坊制格局。临街设店，各种铺面鳞次栉比，茶室酒楼林立，使城市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北宋时期帝王苑囿时有兴筑，数量众多，皇宫之后有后苑，太宗藩邸的园池亦为当时著名的苑囿之一，初名潜龙园，后更名为芳林园。此外还有迎春苑、宜春苑、玉津苑、琼林苑、同乐园、金明池、牧苑等都是当年帝王经常行幸的苑囿。按宋时风俗，诸苑在特定的时令允许士庶纵观，如《东京梦华录》 所载，每年3 月1 日开金明池琼林苑，谓之开池，车驾临幸，不禁游人，以至于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如此景况是在前朝所看不到的。宋时沐京城的城市景观也经过了精心的处理，显得极为优美。如沿河及御道都列植槐柳，御沟之中尽栽芙奠，近岸有桃、李、杏及杂花相间，春夏之际望之若绣。都城内外并有八景，谓：“铁塔行云”、“金池过雨”、“州桥明月”、“天河涛声”、“繁台春晓”、“洋水秋凉”、“隋堤烟柳”、“相国霜钟”。此外又有八胜，即“良岳春云”、“夷山夕照”、“金梁晓月”、“资圣薰风”、“百冈冬雪”、“吹台秋雨”、“宴台瑞雪”、“牧苑新晴”。由这些景名大致可了解到当年城中居民随四季的轮回，晨昏的更替以及阴晴雨雪的变化都有赏玩的美景。 徽宗时期，因“擅渊之盟”以来已有数十年未与当时的劲敌辽国发生重大战事，为粉饰太平，夸耀繁盛，土木之役又起，不仅对金明池、琼林苑等进行了崇饰修缮，还营造了一座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岳。为搜罗江南的奇花异石，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并组织专门的嘈纲运送，号“花石纲”，而“民予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蔫卖子女以供其需”，于是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反抗。当时方腊起义即指名当时采办花石的专差朱动为罪魁。而良岳竣工不久，京城沐梁即被金人攻破，苑中禽兽成了饥民的食物，亭台楼阁也被避难者用于生火取暖。因此营造良岳在历史上常被人们看作是北宋覆亡的原因。另一方面，自魏晋以来中国人对于山水自然的理解日益深化，良岳的营建已开始从以往单纯在形式上摹写山水转向了在神韵之中欣赏和感受自然的情趣。而徽宗自己在中国传统艺术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工程主持者梁师成也“博雅忠墓，思精志巧，多才可属”，加上万乘之尊的皇帝拥有他人无法相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良岳在造园艺术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金人南侵，虏走了徽、钦二帝，康王赵构逃至江南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南宋初年，虽有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奋勇抗金，曾一度给人民带来“中兴”的希望，但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意恢复中原，反而打击并杀害坚持抗战的将领，对金人割地纳币以换取苟安东南的局面。当时南宋以杭州为都城，称为临安，这里自唐代以来城市经济极为发达，在北宋元丰年间，已有“参差十万人家”。到南宋建都，这里“户口蕃息，己近百万余家”。都城内外，“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骄盛”。加之城西山明水秀，得自然之神丽，于是上至皇帝下到百官都在此过起了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 临安的地理环境极为优越，城西是万顷碧波的西湖，湖外三面青山环抱，城东频临钱塘江，美丽的湖山胜境俨然是一座极大的天然花园。虽然临安的南宋皇宫简陋，规模狭小，甚至于正朝大殿时常要依据需要而更换殿名两宋园林957 匾额，一殿被用于多种用途，但皇帝的御园却并未因此而有所省减。皇宫之后有大内御园，西湖周围及临安城内外另有德寿宫、玉津园、富景园、屏山园、玉壶园、琼华园、小隐园、集芳园、延祥园等等。这些苑囿大都“俯瞰西湖，高艳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 两宋年间的私家园林呈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人园的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因宋朝既定的堰武修文国策，给文人带来了诸多优厚的待遇。诸如文官的傣给优于武官，进士及第时皇帝常用赐诗、赐宴、赐袍场、赐驹从游街等方式以示奖励，以及每次开科取士名额几倍于唐时等等。这吸引了广大的士子步入了读书应举的道路，致使宋代文人数量陡增，这无疑是文人园得以普及的前题。其次，当时朝廷为防止官员专权，各官僚机构都臃肿庞大，“冗官”的结果是各种力量彼此牵制，相互抵消，对任何问题均争执不休，难以产生有效的对策，而彼此争斗自然又危及到一部分人的前程，于是这些失意者通常只能以林泉山水来平衡忧愤之心。由于唐人创造了“中隐”的方法，城市山林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进而取代了过去那种山居隐逸的形式，因此在这一时期已经很少见到较著名的山庄别墅，而更多的是购地营园，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造园艺术之中，当时司马光的独乐园，苏舜钦的沧浪亭等都是因此而营建的。第三，两宋三百多年间虽然因经济发展而呈现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景象，但外族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而当时的国策又常令人难以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这就使得居官显赫者也要借助园林用以排遣淡淡的愁思和享受富贵优游的生活，晏殊的一阅《 洗溪沙》 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两宋时期园林的营建极为普遍，几乎各州各县都能找到有关当年园林的记载。两宋的都城固然因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了大量的官宦商贾，所以园林星罗棋布，如北宋沐梁，大抵都城附近皆为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初春时节芳草如茵，杏花似绣，按当时风俗，各园相继开放，城中居民争相前往踏青揽胜，呈现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的盛况。南宋临安更是借助湖山之胜达到了无处不园的程度。南宋君臣沉溺于歌舞宴乐，致使园林的兴旺更过京师十倍。当时一些具有一定历史的城市，诸如北宋的长安、洛阳，南宋时期的苏州、扬州、湖州等地也由于经济发达．民物康阜而成为官宦退居之地，他们或在城中傍宅修建园林，或在郊炯择地开筑池馆、造园之风盛传。同时，园林艺术的水准、技法及大众园林审美观念也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我国园林艺术在明清之际的全面发展成熟的一个先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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