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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译文
道德能量的博客
译文: 经法篇 道法：
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道体虚空无形，寂静深远，万物赖之以生。人一降生便有患害随之，这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欲望且这种欲望永无止境。人生则好妄动，妄动必有患害。具体表现在不能相识而动，甚至还逆时而动。妄动必然妄举事，举事则患害随之，具体表现在行事违逆事理或举事不量力而行，甚至行事不知功用何在。凡人举事必有言说，有言说即有患害，具体表现在言无征而爽信或口出大言不知尊敬他人，或者明明做不到的事却称能做到，或言过其实浮夸，或力所不及却扬言力量大有余。
宇宙万物万事都生于道，其死生成败都是由道决定的。祸福同出一门，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要想明白死生、成败、祸福的道理，只有依靠道了。依靠道，就能把握所出现的细微事物的形和名，形和名的观念一旦确立，那么是非黑白的分界也是随之确定了。所以懂得大道的人示范天下的便是变通而不固执，功成而不依赖它，顺时而动不妄为，处事公正不以私意。因此天下之事便可以在形名确立、名实相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各项法令制度都已确立，官职都已建置，那么天下万物就都在正道中了。
心胸广阔，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最为精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遵循正道的人总能达到因时而静的最高境界（至静），至静的人就是圣人。大公无私的人总是睿智的，至智的人可以成为天下所取法的榜样。如果用法度来审定是非，并且参照自然、社会的必然规律，那么天下之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证验了。事物繁多，多得如同仓中的粟米，然而法律制度一一设置具备了，那么再隐秘微妙的东西也无法逃脱。所以说法度已经具备了，所有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治理。断绝了的世祀会重新接续，灭亡了的国家会重新出现，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衰败的国家又变得兴盛了，祸事又变成了福事，谁能知道其中的究竟呢？只要反求于道，便可以懂得上述祸福、死生、存亡等产生的原因了。应付事物变化的方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
天地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规律，天下百姓各自从事着自己的本职，贵贱高低也都有它们确定的位置，使用下臣有确定的方法，统治百姓有既定的守则。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荣枯变换、柔刚转化便是天地间所存在的固有规律。男耕女织便是老百姓所从事的固定工作。有才德和无才德的人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就是贵贱都有它们确立的位置。选任官吏时，职位的高低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符，这便是使用下臣的确定方法。去私门而行公道，这是统治人民的既定守则。如果一旦出现了不正常或超越了常规的事情，就要相应地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加以控制。而治理国家所使用的常规和特殊方法是因事而施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判定事物时也就不会发生偏颇了。事物无论巨细大小都有它们各自存在的理由，而逆顺死生等一切情况的发生都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根据性质就可以准确界定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了，因而也就可以对该事物做出正确处理。
圣人不但能体悟自然运行的规律，还能了解君道和臣道所应存在的分界，又能详察万物发生及终结的内在原因，然而却从不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自居，所以他能深远广泛的体悟万事万物，并成为天下的楷模。
国次：
为政治国如果失去正常的法则，天下就会不安定。攻夺他国之地而不进行分封，便不能真正灭亡其国并长久地占有它。在征伐他国时，如果不能最终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则经过征伐本已衰落的国家会重新振兴起来。在讨伐乱逆禁止暴虐时如果未达到准度，反而会招惹祸患。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由于天地的公正无私，才有了四季、昼夜、存亡、生死等现象的正常循环。因为万物各当其位，圣人才能够成就万物。任何事情如果超过了天道所限定的准度，都会受到天降祸患的惩罚。在敌国尚处于强盛时，要谨慎地避开它。当敌国由强转弱时，就应该乘机去征讨它，这便是先屈后伸的道理，而这也是由天道所决定的；由于受到天道的指导，所以一切功德人都不能独自占有。
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
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在诛伐征讨敌国时，不应从护生存继对方的角度去审度问题（就是不能存亡继绝，沽名钓誉；儒家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黄帝四经》则很少讲“祀”，多讲道、法、戎——录者注），而在务耕农桑，不要从刑虐死杀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不要过度地使用地力而使土地凋敝，为政治民，不可偏执一己之私。治臣驭下，不使其拉帮结派。征伐敌国不尽天极而空怀存继之心，则天反夺其名，劝农而有刑虐之意，则必导致土地荒芜，过度使用地力庄稼没有收成。国力贫弱，则必有外兵侵侮。人主偏执一己之私，强奸民意，必被人民逐放而流徒四方。君主驭下无术，臣下结帮营私，党派纷争，则必有内外相攻之患。违逆诛伐之道，必受其殃。违反耕种之宜，必导致饥馑年荒。用地失度，必被侵失土。偏执己见，必失民心。党派纷争，必导致国家大乱。这些做法被称为五逆，即是搅乱违背天地的常道，改变破坏常规的做法：专断法令、私设制度，更动律令无常，一意孤行，不知改悔，最终会殃及自己。这些的作法叫作违反天道。
君正：
君主为政治国的方针应是，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
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若号令传下，百姓必应声集结而上合君意，齐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民无异心，这样就可以据国防守或出兵征战了。号令发出，百姓必定执行，这是因为服从命令已经养成习惯。百姓争相劝勉，这是因为君主施爱的缘故。召之应战，或令之务农，民皆听命，这是君主遵循天时的缘故。人民受赏不戴德，受罚不含怨，这是因为赏罚得当的缘故贵贱有区别，贤与不贤能就会分出等级来。衣服制度都有一定的规格不能僭越，这是因为它标志着人们的身份等级。国家没有了盗贼，奸诈虚伪之心不生，民无邪念，这是由于百姓富足且刑罚律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以充足的国力据国防守，国家就不会被攻取，而国力不足却要先进攻他国。结果反而是自取灭亡。
天下诸国或亡或存决定于天时，国家万事或成或败决定于国政。因此对于天道使存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联合保护它，这被称之为“文”，而对于天道使亡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讨伐兼并它，这就被称为“武”，文武并举，开下各国就会无不顺从。
使用土地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恰当的种植适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关键还在于准确地掌握耕种的时间和季节，准确地掌握农时，还在于如何使用百姓，使用百姓的关键在于使其各自尽力其事。使用民力的关键在于适度。要了解土地适宜于种植什么，并且根据时令来种植五谷，适度地使用民力，就能有效地创造财富，赋敛适度，则人民富足。人民富足，则懂得政教廉耻。廉耻观念形成，就使得百姓习惯于服从命令并且不敢触犯刑罚。百姓习惯于听令，又不敢触犯刑罚，这便是守国则牢，伐国则胜的原理所在。
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烦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为之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样广大。如果赏罚相济，恩威并施，那么万事都可以成功。如果能广招天下骁健之士，那么就如同有了最好的防御武器，懂得了实行文武共举之道，那么天下就都会归顺了。发号施令能够合于民心，人民才能自觉地听从命令。君主如能德施天下，秉公执法，那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拥护。
六分：
考察一个国如何关键在君，考察一家如何关键在父。能治理一国政事的堪任其君，能主持一家事务的堪当其父。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时候，有六种悖逆的现象需要注意：第一是为太子具有了君父的权威。第二是作为大臣的具有了君主的权威，这样的国家虽然强大也不能称王天下。第三是谋臣有外志而不能尽忠于本国，这样国家就不会安定，君主意识不到这一点，国家就会受到损害。第四是君主失位不能行使权力，国家便失去了依托，而大臣此时如能坚守岗位，克尽职守，国还有生存的基础，虽有忧患尚可保存；君主失位已经使得政事荒废不治，此时大臣再不能克尽职守，则政令不能下达，这便称作“颓国”。第五是君主暴戾无道，赏罚生杀失去准度，臣下贵贱位次混乱，贤与不贤的人并立无别，这便称作“危国”。第六是君主、后妃同时掌政，政令歧出，令人迷惑无所适从，加之王、妃争权，势必导致国家内战，这便称作“亡国”。
太子具有了君父的权威，这就称作逆上，会使群臣不能与君主一心一德。大臣具有了君主的权威，这就称作大臣遮蔽了君主的威望，上述两种情况，发生在大国会使大国削弱，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中等国家破败，发生在小国会使小国灭亡。谋臣有外心兼为他国设谋，这是违反常规的，国家将不安宁。此种情况发生在大国会使大国面临危险，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其削弱，发生在小国会使其破败。君主失去王位，大臣还能尽职，这就称作君主尚有依托，但已接近祸患了，此种情形，发生在大国是令人担忧的，发生在中等国家是很危险的，发生在小国会使其削弱。如果君主失位，而且大臣失职，那么国家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根基一失，国家也就将受到绝大的损害了。此种情形，发生在大国会使其破败，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其衰亡，发生在小国会使其覆灭。君主行为暴戾，臣下位次混乱，这就称为万事荒废不可救药，外患内乱必接踵而至，违背天理天必降灾，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什么国家都会灭亡。君主、后妃分争权力，导致国家出现二主，这就使国人迷惑无所适从，国家因此会有兵乱，这种情形，发生在强国会使其破败，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其衰亡，发生在小国会使其覆灭。
考察一个国家，有六种顺当的现象，这就是：君主不失其位，国家便具备了存在的根基；而如果大臣不能尽职，这就使君主失去了依托，这样的话，国家还可以在忧患中继续生存。君主慈惠爱下，大臣忠心事上，则国家安定。君主大臣名副其实，不相僭越，君上臣下一心一德，则国家强盛。君主理政秉法执度，大臣行事遵循事理，则国家昌盛称霸天下。君主居得其位，大臣团结在君主周围，这样便可称王天下。
六顺与六逆是决定国家存亡兴坏的分界，君主掌握判断六顺、六逆的标准，并以此来施行生杀、赏罚及果决征战。天下安定宁和在于君主执度公正以明其德，同时效法天地公平无私，这样就可以称王天下。
君主要想称王天下，必须参合天时、地利、人事三方面因素，然后才能广有天下。作为国君就要居得其所，真正行使其作为国君的职权。大臣恭敬，不敢蒙蔽君主。下属和顺，不敢欺蒙其上。百姓和睦甘愿为国君效力，地域广大，民人众多，军队强盛，可无敌于天下。
庆赏公正可极于小民，而刑罚不苟必极于当罪，这是王道的根本。但此外还必须懂得王术，否则不足以称王天下。懂得王术的人，田猎有度，饮宴有节，珍宝声色不惑于心，这样的话，发动天下的人从事征战，就会用力极少而见功甚多，征战必胜令行禁止。因此会得到福佑，使得国家富强人民昌盛。圣人便会居处其国而佐助他，天下人也都会亲近追随他，但如果不懂得王术，田猎无度，常常沉湎于饮宴，珍宝声色蛊惑其心，这样的话，发动天下的人从事战争，就会用力甚多而不见功效，战虽或有所胜却不能令行禁止。因此失去福佑，财物耗尽而仓廪空虚，违逆天道，使得国困民贫。有德能的人便会遗弃他，天下人也要背离他。同时再不能重视士人，尊有道的人为师，那么国家将为他人所有了。
称王天下的人要具备恒德，有了恒德，还要懂得王术，所以能称王天下而天下的人却不知其中的缘故。称王天下的人，看轻一城一地而重视士人的归附，这样就使国家稳固而自身安逸；看轻财利而尊重知识，所以功成而财生；卑屈己身而尊重有道之人，所以能使自身显赫而令行天下。因此称王天下的人，天下人都会以其为表率。霸主积蓄兵力以征讨不听命的诸候国，诛伐理当治罪的国家而不图私利，所以能令行天下而没有敢于违抗命令的。除此之外，像那些不讲王术，只是凭借武力，为了私利而穷兵黩武的人，身亡国危指日可待，而他们居然还意识不到是因为什么。至于说到霸王，因为他们能效法天地、覆载天下，公平无私，所以能使天下万事各得其宜。
四度
君主大臣改变了相互正常的位次就称为逆，贤与不贤的人职爵贵贱无别就称为乱，违反了服役务农的时节规律就称之为逆，滥行生杀赏罚之权就叫暴戾。违反了君臣的正常位次就使国家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混乱了贤与不贤人的贵贱位序就会使之各自迷失本身的身份职守，动静违逆时令，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君主暴戾就会失去民心。国家失去根本就会受以重创，贤与不贤的人迷失了各自身份职守就会发生僭越侵权之事，失去天佑则会有饥馑凶荒，失去民心就会遭到天下的憎恨。进退动静，都必须以天道作为法则。天道不远，人事的一切举措都应与之协调。
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贱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会更好地招揽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天助，国家强大则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
深刻体会上述四项准则，大可平定天下，小可安治一国。在内政的治理上能够执道循理而在军事外交上却诛禁不当，则治国之功仍有所损。如在内政的治理上反义逆理，而只是在军事外交上诛禁得当，那么征伐之功也会失去。倘若内政外交的处理上都违背天道人理，这就是最大的祸殃，君主将身陷危难，还有被杀的危险，并且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如果内政外交皆顺应天道人理，则内绩武功都不会失去，而且亦无后患。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人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道，遵循人事之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必受损伤。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灾祸。
不要从死亡的角度去阻止新生，不要从永生的角度去阻止死亡，也不要虚张声势徒有虚名。名声超过实际其结果反而是无名。在阳气极盛时，反有阴气孕育着，在阴气极盛时，却有阳气萌生着，这种现象，便称作变异的阴阳规律。阳气萌生于内，已经出现变异的阴阳定律，又不能及时摆正具体对策位置，那么大则国家败亡，小则殃及自身。因此在阳极阴生时，要果断地讨伐开始走向衰落之阳，而在阴极阳生时，要及时扶植新生之阳。天当有定数，这就是至极时就开始走向反面，盛极时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不仅是天地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逆、顺两种阴阳定律都同样是天道决定的，但人类相应的对策却不同。详细说明逆、顺两种定律，这就是在总体上把握了道的准则。强盛的向弱小的表示谦卑，那么有什么国家不能战胜呢？高贵的向卑贱的表示虚心谦卑，那么什么人不能归附呢？贤人向不贤的人表示虚心谦卑，那么国家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呢？
规用来画圆，矩用来画方，悬用以测端正，水用以测水平。用尺寸度量小大短长，用权衡称量轻重，用斗石量多少，用绳准来测度曲直。以上八种度量标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准则。日月星辰都遵循着固定的运行周期，四时更迭都有一定的次序，自然界的消息盈虚进退出入自有一定的守则，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自有分际，这些都是天道自有的法则。地势高下各有定位，不至隐蔽不明。土地肥瘠不同，不至隐匿不清，这些都是地道所含的法则。国君臣子都各居其位，士人也得其所哉，擢用贤能量才授官，治理百姓秉公办事，这是人道所应守的法则，是非善恶各有名分，背于道理或合于道理自有客观情形作依据，真实虚假自有事实来判定，君主只要掌握上述准则，就可以成为天下的楷模。
顺应天道，诛伐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叫“武”。在武功杀伐之后继之以文德安抚，这样就会有成功，而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称王天下。像那种弃天道、背离人理、处于悖逆之位而尚不省悟的君主，必有杀身之祸。守雌节者虽无忧患却能居安思危，祸患未至却能随时警惕，这便是雌节的含义。而恃雄节者却正相反，祸患已经临头还丝毫意识不到。名声与功绩相符，所以才能长存久安。名声与功绩不相符，名声超过实际，这就弃失了天道，最终必有祸患。厚积黄金珠玉而不分他人，这是惹怨的祸根。盛置女乐珍玩而蛊惑其心，这是生乱的开始。保守惹怨的祸根，培养生乱的苗头，即便有圣人在他的国家，也仍然难以为这样的君主出谋划策了。
论：
君主取法天地之道，制定各项政策律令，使人民得以安身立命。如果不取法天道就会失去神佑，不尊重地道就会失去根本，违逆四时节候就会有怨恨。不能区分事物处于适度之内还是处于适度之外，不能顺应消息盈虚进退出入的变化，便与天地之道乖舛了。倘若取法天地就会得到神助，尊崇地道就有了立国的保证，遵循四时节候人民就不会有怨恨。辨明了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界线，顺应盈虚进退出入的自然变化规律，那么政令就可以在中央顺利制定并在地方有效实施了。八政没有失误，这才是与天地之道相合。
上天依靠道的力量生成了日月星辰，并使阴阳定位，建立八政，颁行七法，然后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万物无不听命。同时，各种动物也都能安其心性，而不违背各自存在的法则，这些都是由恒一的天道所决定的。上天靠着道生出日月星辰，其中太阳总是按照确定的时间东升西落，南行北折皆有规则，这是由它的运行度数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月亮十五时饱满而初一时却消失不见，其盈亏满损皆有常规，这是由它的生死气数所决定的客观规律。众星运行也各有度数，而从不离失它们的运行轨道，这是由它们各自确定的位置所决定的客观规律。上天成了日月星辰并使阴阳定位，这样便有了昼夜、阴阳、生杀的交替转化更迭。上天使阴阳各得其位，又使八政得以建立，这样四时节候皆有定则，动静进退各得其序，适度与非适度都有定位。
上天建立八政、颁行七法，万事万物的明了和确定的特性，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万物万事所具有的恰当适度是由天道本身的度数决定的。事物都具有信实的特性，这是因为天道运行本身就具有确切的周期性。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是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事物都具有必然性，这是由天道本身的命数决定的。事物都具有顺正的特性，这是由天道本身的守则决定的。事物各自守其常规，这是由于天道能使万物各安其性。以上所述，便是“七法”。七法的内容与各自的名称相副，这就叫事物得到验证。如果事物验证后的结果与道的具体特质都能相合，这便称做合理，合理就是顺。而假如事物验证的结果与道的具体特质都不相合，这便称作失理，失理就是逆。逆和顺这两种不同的称呼是由它们各自的性质决定的，懂得了这一点，存亡兴坏的道理也就可以把握了。
强大产生威严，威严产生恩惠，恩惠产生端正，端正产生宁静。诸事宁静则心情平和，平和则安宁，安宁则内心空灵无欲。心境空灵则精明，内心精明则微奥莫测变化无穷。深微奥妙到了极点，认识便不会再迷惑了。作为帝王，所执守的道便是此道。因此把握天道运行的规律，进退动静取法天道，并将此规律广施于天下，并把握治国的六种道术来统治天下，审察三种名实关系来作为处理各种事务的准则，考察或悖逆天道或顺应天道的史实来说明或霸、或王、或存或亡的道理，了解虚实动静的不同施为，通晓虚实相应的道理，审知真假而不迷惑，这样的话霸王之道也就成就了。
治理国家有六种道术，一是观照几微，二是综合分析，三是相时而动，四是以法决断，五是善于应变，六是交替变换。观照几微可知一个国家的死生征兆；综合分析客观因素就可以击败强大而振兴弱小；以法决断就不会混淆是非的界线；顺时应变就能扫灭腐朽而培养新生；赏罚威惠交替变化，就能兴善除恶。六种道术具备，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决定国家治乱的三种名实关系：一是形名正定，名实相副，则法度就能得以建立国家得以安定；二是形名不正，名实不副，则法度荒废并且国家混乱；三是无视形名，名实扫地，则国家虽强，也会灭亡。懂得了以上三种形名关系，也就具备了应付一切的手段。
使人民从戎征战或务农违背天时，又不能因地制宜种植植物，这便是违逆自然规律。大臣不亲近君主，下属不亲近上极，各行各业的人不专心于各自的本职工作，就是违逆了社会规律。违逆自然社会规律的国家就是腐朽没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要去讨伐。与上述做法相反的便称作“顺”，顺应自然社会规律的国家，就是充满生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要去扶植联合。分清了一个国家是违逆自然社会规律还是顺应自然社会规律，那么它们的综合国力的虚实也就很清楚了。在征伐腐朽国家的具体战术上，兵力充足要装出兵力不足的样子，而在兵力缺乏时要装出兵力充备。在天下发生战事时，发动人民从事征战，则天下百姓无不听命；在天下太平时让百姓安心从事生产，则天下人都会安居乐业。名实相副则国家安定，名实不相副则国家出现份争。所谓名称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性质自然界定的，万物在名称的规范下自然得到正定，万事也会在名与物相副的情况下自然得以安定。懂得了“三名”就可以完全了解事物的虚实真伪了。这样，国家就会昌盛，敌国就会灭亡。
亡论：
凡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违反了天理的人或国家，必然受到上天的惩罚。一个国家具备了因六种悖逆的现象而形成的六种危险和危害，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一个国家出现了肆意惩罚杀戮三种无罪的人的情形，这个国家就会濒于死地，这是因为废弛法令的国家必然灭亡无疑。一个国家出现了三个方面者壅塞不通的情况，就会丧失国土，更换君主。一个国家的君主具有三种恶德的话，就会自己招来祸殃。君主骄溢，必被戮而死；臣下骄奢，必有就刑之殃。只重武功而轻视文德的国家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各种等级制度和法令条文不能正定的话会导致国家灭亡。觊觎贪图别国的土地资财，轻易地改变主意背弃盟约，不恭行天意对于有罪之国予以惩罚征讨，扮演祸乱的肇始者，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上述五种情况，都是自取祸患的作法。
防守一方如果仅仅凭藉地势险要，城郭牢固势必有被侵削之危，进攻一方倘若完全依仗军事上的强大必定会由强变弱。出兵不讲事理，征伐不合天道，上天就会降大祸。举动不违天道，就会得到天助。举动确实违反了天道，国家的命数也就不长了，还会受到上天的重罚。当事物运行变化到极点时，人们就必须安静下来，动静进退必须符合适度。而事物已发展到极点人们却还不能静息下来，这就会失去天助。动静进退不合适度，这是违背天命的。人已归降还要杀戮，人有贤德反被杀害，人无罪过却施刑罚，上述作法，都是自己取祸。讨伐征敌如果符合天道，就会得到五倍的福助；讨伐出征如果不符合天道，就会受到十倍的惩罚。
国家受到侵犯，君主不专心如何坚固防守，属下也只是随意划分管界但求自保。援救他国却不能使之免于危难，反而给自己招来祸患。上述三种情况是使国家招致危险的根源。不具实力反而虚张声势地去进攻别国，结果是国家危险，土地丧失。农忙季节却大兴土木，这是违背天理农令的。做了不该作的事情，违反了天理必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谓“六危”：一是太子行使君父的权力。二是大臣行使君主的权力。三是谋臣怀有外心。四是本国君主和官吏的任免听任诸候的意愿。五是群臣勾结蒙蔽君主。六是君主的伯叔兄弟各自结党，扩展势力，以违抗君命。上述国家存在的六种危险因素不能克服，必然会自取其祸的。所谓“三不辜”：一是肆意杀害贤良，二是杀戮已经归降的人，三是对无罪之人滥施刑罚，这就是“三不辜”。
以后妃为代表的外戚势力过大，这就叫闭塞不通。朝官的权威过大就称为逆上；外戚和朝官权威都过于强大，君主就会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国家，防守不会牢固，攻战不会取胜，这就是“一壅”。外戚权臣们假藉中央的名义来命令地方就会使地方迷惑，以地方势力来挟制中央就称为乱臣贼子。地方与中央分争权力，国家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二壅”。后妃一人控制君主，就比喻为遮蔽日光。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以及朝官势力两方面对君主实行封锁，这就形成了严惩的壅蔽态势。一旦权臣势力与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么国家也就要更换君主了，这就是“三壅”。所谓“三凶”，一是恃勇好战，专嗜杀伐。二是倒行逆施，妄杀贤良。三是无视法纪随心所欲，这便是“三凶”。
贪图整个天下的财利，就会承受天下的灾患；贪图一国的财利，就会承受一国的祸患。与别国签订了盟约中途背叛了人家，这就叫作反复善变。讨伐有罪之国，见到利益便中途而返，退出盟国不再与其讨伐，这就叫作不恭行天罚。杀戮迫害自己的亲属，这就叫做肇始祸乱的罪魁。与臣下有约定却不守信义，这就叫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会导致本国灭亡，本已衰败了的敌国也会因此重新兴盛。
论约：
始于生育长养而终于肃杀，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四时的更迭运行自有一定的规则，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日月星辰自有定位和运行固有轨道、周期，这是天地本有的纲纪。所谓天地之道，即是春夏秋三季生长收获而冬季枯萎凋谢。所谓天地之理，即是四时的交替更迭既已确定，便永无差错，常有定则。有生长就有凋谢，有繁荣就有枯萎，四季交相行事，终而复始，这就是天道，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即是这些天道的取法和再现。
是违逆天道人理还是顺应天道人理都要有严格的区分界线。如果举动行事超过了天道规定的度数，便有败亡之祸。举动行事达不到天道规定的度数，结果是不会有功绩的。只有当人们的行为恰与天道规定的度数相吻合时，才能成就大功。这便是取法自然的人类法则。顺应天道便得以生存，吻合天道方能成就功业，违逆天道便会灭亡，迷失天道则一事无成。如果背逆了天道，国家便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根本的国家，就会出现逆顺标准的混乱。根本遭破损、事功被毁坏，那么就会天下大乱、国家灭亡。一旦失去了天佑，就会丧失国土，更换君主。不遵守天道，不节约民力，其结果便是一切行事无所获。错误地对待合理与不合理的事物，就称之为违反常规。这就必然会受到天灾人祸的惩罚。悖逆的行为或事物的气势方刚时，切勿诛讨矫正它，它将自然受到上天的惩罚。
因此作为掌握“道”的圣人，在他观照天下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详细考察事物起因，审核他们的形和名。形与名确定了，那么背理还是合理也就有了区分的标准，死亡与新生也就有了确切的分际，存亡兴衰也就有了定位。然后再参照天地自然规律，就可以确定祸福死生存亡兴衰的原因所在了。这样的话，一切举措都会合理，谋虑天下万事都不会失算。因此能够设立天子，置建三公，使天下百姓都受到教化，这就称为“有道”。
名理：
天地间各种奇妙的作用都本原于道。各种神妙的作用既存在于事物的适度之内又表现在事物的极限之中。当事物处于稳定的适度之内时，不需要用言语去表述而万物自有定则；当事物运行到开始转化的极度时，无论怎样用语言去表述，道仍然在其中发挥着神妙的作用而不会改变。事物处于适度之内时，它便保持相对静止状态而道的神妙作用也相应地不会发生变化；当事物处于适度之外时，它的性质便发生变动而道的神妙作用仍然并未改变而继续发挥作用。这种事物动、静有异而道的神妙作用不变的现象，就称为“神”。道的这种神妙作用，便是人们的认识所要取法的楷式。
“道”在刚刚产生的时候，它上超于天而下及于地，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它广大充满极尽于天地之间，而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的称呼。因为人们不能完全认识“道”，所以违反常规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能认识“道”，悖逆之事因之而起，刑罚的滥施也由此产生。其结果自然是自取其祸。维护悖逆，损害顺正，离散亲族而破坏根本，攻伐盟友而毁其依托。上述诸“逆”其结果必然是一切混乱而最终一事无成。
事情一旦发展到满盈极盛就会走向反面——毁败就会到来；人如过度骄横志满也会走向反面——危殆马上临头；众物过分生长而超出准限——离死灭就不远了。上述三事都是其自身的运动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准度，如此而欲成其事功是绝对办不到的；非但如此，尚有祸患随之。刚强有力却表现为虚弱无能可以生存，虚弱无能却显示为刚强有力必定败亡。尊崇柔弱的会得吉而存，追求强刚的将得祸而亡。诺，表示的是应允；已，表示的是拒绝。已经承诺了却失信，这即是认识的最大迷惑。已经承诺了就必定守信，这就是所谓合于准度。
处理天下万事，首先要审查它们的名称。名理的含义包括在行事上要因名知实，因实察理和在理论方法上把握其内在的实质这样的双重含义。做到了这一点，便可以辨明是非，正确的可以给人带来福吉，错误的就可以带来灾害。名理确定了是非的分际，然后用法度去裁决；观照事物时采取虚静审慎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时再以法度为依据。在处理具体事物时，要把审察名理所得的结论贯穿于全过程，这就称之为“究理”。只有依法办事而不偏执一己之私，方能认识天道而不迷惑，方能发奋自强。因此，掌握道的圣人在观照天下时，要体察天道遵循的事理，这样就能够正定事物之是非善恶、把握事物始末之理。做到这一点，同时也一定要“循名究理”。所有事物都有形名，而每一具体事物又都有它的具体名称，事物有具体名称与其具体事实相吻合，那么福祸兴衰的道理也就因此而可以把握了，这就与形移则影随、声动则响应、衡器确定则重轻即明的道理一样。因此掌握道的圣人能够虚心静意地观照事物，能够依法公正地处理事物，因此能够认识自然人事的规律，并把握住名理的实质。
国内动荡不安却又在外交上举措失利，此是取败之道；国内已出现败亡的迹象却执迷不悟地对外兴兵，这是注定要灭亡的；违逆天道、骄横恣肆而怙恶不悛者，必自取灭亡。举一国之兵而攻袭一弱小国家，如其事未遂，那算是上天的照顾，没有使其得到以强欺弱的恶名；然一旦得手，也绝无功名可言。大逆不道，外内迷乱，执此逆道，一意孤行，必定是国家危殆、自取祸殃。逆上加逆，酿成大患，国无大小，统统灭亡。
十大经
立命：
远古时代的黄帝以守道为根本，以讲求诚信为美德。他对天地四方可以洞察秋毫，在即位时还要谦谨地向三方礼让，所以他能成为天下人取法的榜样。他在即位时说：“我的德行是禀赋于天，即帝之位是受意于大地，功业建成乃得力于人心。因为我一人的德行可以配天地，所以可以代表上天在人间置天子、封建国家、设立诸侯并分别为他们配置三公、三卿等各级官吏。我通过对日、月、年的筹算制定了历法，使之合乎日、月的运行规律。我的美德如地一样广大，如天一样清明。我谨畏上帝，敬爱大地，爱护人民，立身行事以天命为本，执守道本，立心诚信。我谨畏天命所以上天保佑我，我敬爱大地所以土地不荒废，我爱护人民所以人民不会饥饿疲劳而流于死亡。因为这些，所以我能永守帝位不会失去。我如果再能做到眷爱亲属、起用贤人而屏退不贤，那么就可以说功德圆满无缺憾了。”
观：
黄帝委派大臣力黑微服出访，巡视各国，考察人们品德上有否不合规范的地方，并为之制定准则。力黑仔细考察各种事物现象，发现丑恶的品行便加以惩罚，发现善良的品行便加以褒奖。凡属天道所养护的便善待之，属天道所诛伐的则唾弃之。对于人们所显示出的取舍好恶则用以作为借鉴参照。人们冬闲时需要静息则听其自便，农忙时需要劳作便任其自为。当力黑已建立并颁布了各项规章制度要以此顺正民情时，便对黄帝说：大自然已经形成，人类也随之诞生，但此时是非善恶尚无区分的标准，奖赏惩罚也因之没有定则，闲息忙作尚缺乏规律性，贵贱尊卑还没有确定的名分。现在我想使这些都变得恰当得体，使是非善恶能有分界，使奖赏惩罚能有准度，闲息忙作能有规律，贵贱尊卑有确定的名分，使之成为矫正天下的范式，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做怎么样呢？
黄帝说：天地未生之前，先天一气，看去混混沌沌，窈窈冥冥，浑聚昏暗，如一谷仓。此时阴气阳气未分，无所谓明暗昼夜。阴气阳气聚散未定，所以一切都无法称名。现在天地既分，阴阳有别，离析而为春、夏、秋、冬四季，刚柔的相互更迭推衍便有了万物的生成，因此奖惩赏罚须兼行并举，并要将其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而奖惩赏罚的施行，要取法自然规律，二者须相互配合。顺行取法自然规律，遵循天道，这便是阴阳的全部道理。阴阳聚合，刚柔相济；刚柔的相辅相成，阴阳的融会贯通，便成就了万物。轻清的阳气向下与重浊的阴气合会于地而生就了五谷草木，重浊的阴气向上与轻清的阳气会合于天而生成了日月星辰。因为得到了天气的精微，于是该合时序的便合时序，该孳长的便孳长了，万事因此得到了上天的成就。不因循天道万事便不会成功，没有地道的养护万物便不会生长。人类刚一降生，便本能地懂得饮食生育的道理。不婚娶交配人类便得不到繁衍，这样也就谈不上持守地道；无饮食来源人便不重养育，这样也就谈不上持守天道。
阴气满盛时阳气便开始萌生，所以此时长养之德开始布散；阳气逐渐积累，昼气发动，成就事功，人类因此而得到饮食养育。阳气积久时阴气便开始萌动，所以此时肃杀之气开始酝酿；阴气逐渐积累，夜气闭合，孕育生机，人类因此而得到后继繁衍。在治理百姓时不要人为强制性地去对人民约束，要因顺取法刑德生杀的自然规律去布施赏罚而使民情归于正道。四时节序，春夏之长养在先，而秋冬之肃杀在后，人事亦当取法此自然法则，始于德教，而继之以刑罚，四时节序之交替更迭而长养万物，人事之德赏刑罚相互为用以教化众生。能够区别婚姻和贵贱的氏族社会已经形成，其中相互敌对的部落和阶级之间便不断发生战争和争斗，对这种斗争不予伐正社会就不会安定。而刑与德、诛伐与文教并作，便是对其予以伐正的准则。刑与德相互配合使用的道理是极为简单显明的，这就如同日月交替运行一样，懂得了恰当地使用刑德的道理，那么进退动静就不会有什么偏颇了。
统治人民时不要人为地偏执一己之私，征战伐国时不要从存生护养的角度考虑问题，务农息养时不要从刑杀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刑杀斩伐的思想指导务农则土地荒芜，以存生护养的思想指导征讨则功名丧失。偏执一己之私欲会有兵祸的惩罚。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在春夏秋农作物生长收获之时恰当地节制逸乐，使播种收获适时，不在农忙时兴役兵戎，这样的话农作物就能正常地生长成熟，人民也会不断地繁衍庶足。君臣上下和谐融洽，这样的话也会得到上天的护佑。顺应天时以助民事，按照春夏德养在前，秋冬刑杀在后的自然规律而先行德政后施刑罚。在万物长养的春夏季节却实行肃杀严厉的政令，那么就会造成节令混乱，秋冬乖违次序而重复出现，地气不能发动长养万物反而再次敛缩，在政令上不顺应春夏长养的法则而布德施赏却违逆决狱刑罪，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蛰虫春眠，雪霜复至，百谷枯萎等一系列灾异的出现，在这样的政令下做任何事情都会失败。反之，在肃杀的秋冬季节却布德施赏，违逆天时那么也会造成节令混乱，春夏乖违次序而重复出现，地气不能适时收缩敛肃万物，在政令上不施刑伐诛而反行德赏，这样就会造成蛰虫冬鸣，枯草秋茂，春夏重复等一系列灾异的出现。而长养万物的春夏虽然重复出现却因乖逆天时而无长养之功可言。在这样的政令下做任何事情都是行不通的。
上有既定的天道，下有周备的万物，中有阴阳二气聚散流动、相因相成地创生一切，圣人只需要顺因其事就可以了。圣人不设机心智巧，但知静候天道而持守之。同时惠爱人民，如天地一样德泽广被。圣人以公正的态度守候天道，以虚静的心灵对待人事。恭行天意对有罪之人及国家予以惩罚征讨，在处理这些事情量重诺不违信。顺应天时，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时当决断而优柔寡断，错过时机，不但福吉失去，反会自取其祸。
五正：
黄帝问手下的大臣阉冉说：我想通过颁布实施各种政令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请问应始于何处、终于何处？阉冉回答说：应该始于完善自身，秉执中正公平的法度，然后以法度准量他人，外内交相融洽，就可终于事情的成功。黄帝又问：我自身端正而且宁静寡欲不专行妄为，而我的国家仍然愈发不安定，怎么办呢？阉冉回答说：如果您内心诚实静定而行为端正，还担心国家不能安定吗？如果您能秉执法度，还忧虑天下不太平吗？上下同心同德，还操心国家不能治理吗？各种政令都颁布以后，分别让不同的职官去执掌落实，您只须掌握着国家的大法，等待着严惩蚩尤就可以了。
黄帝说：我现在尚不能充分认识自己，怎么办呢？阉冉回答说：如果您还不能充分认识自己，便可以姑且隐匿起来，先做到自我完善。自我完善好了，便可以自然有效地克制自己了。黄帝又问道：我是很希望克制自己的，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阉冉回答说：这就意味着能够根据观点和主张的是否相同，来决定如何去应付。当今天下纷争，您能谨慎小心地不去加入这样的纷争吗？黄帝说：不加入纷争又意味着什么呢？阉冉回答说：发怒是内在血气作用的结果，争斗是外在脂肤作用的结果。怒气如果不发散出来，那么蔓延滋长就会发展成疤疮。您如果能够去掉血、气、脂、肤这四个东西，就会形如枯骨，又如何能够发怒和争斗呢？黄帝听罢，于是告别手下的要臣，来到了博望山，在那里淡然隐居、修心养性以求自我完善。三年之后，阉冉来到博望山禀告黄帝说：现在你可以去与蚩尤一决雌雄了。狂妄纷争者不祥，而错过天赐良机的人也决不会成就事功的。据此而论，下山决战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黄帝听罢阉冉的话，于是陈列兵器，激励士卒，亲自击鼓进军，与蚩尤决战于涿鹿并且一战擒获了蚩尤。然后黄帝宣盟天下，盟词中说：今后再有违反信义、背逆天时的，会受到与蚩尤相同的惩罚。违反信义而且背叛宗主的，最终都会自食其果，自取灭亡。
黄帝问他手下的辅佐大臣说：现在我一人广有天下，我要教化臣民而使之端正，斟酌衡量而使之正定，具体应该怎样做呢？果童回答说：不严明法度人民便不得治理，不端正名分则贵贱尊卑不得其正。应参照天地法则，再严正于人事。天地之间本就存在着永久不变的法则，比照于这个法则，可知晦明、阴阳、山泽、黑白、美恶等等矛盾对立体原就存在，人事也是如此。自然法则是地以静的方式来养育其德，天以运动的方式来正定名分，动静、生杀相互涵养、相辅相成。这两组矛盾体是各有名分的，它们相互依赖、相辅相成。而阴、阳二气包含于万物之中，二者相互作用，便使得万物生生不已。
（果童接着说）人的能力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委任一事还嫌太重，而有的人委任百事尚觉太轻。人的能力各有等差，就如同物的形制各有不同，顺应它们的这种特性，就能成就事功。黄帝问：人民仰仗天上而得以生存，依赖大地而得以有饭吃，人们因此而把天地看作自己的父母。现在我要教化他们而使之端正，斟酌衡量而使之正定，那样应该从谁开始呢？果童回答说：通过严明法度而使民得到治理，通过端正名分而使民归于正道，这样的话，贵与贱的等级就能得到正定，贫与富也就自然有了等差。这种贵贱、贫富各有等差的等级制度，过去的时代一直是遵循的，而后来却遭到了破裂，要恢复这种制度，可以从我本人开始。果童于是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背着残损的瓦罐，到处流浪讨饭，周游四方，用以显示极度的贫贱。
正乱：
力黑问太山稽说：蚩尤骄居淫溢，阴谋略地，……我们拿他怎么办呢？太山稽回答说：你不必为此担心。天道中正而确当，日月也是沿着恒定的轨道不停地运行。天道、日月的运动是从不懈怠的，它们显示于人类的便是这种恒定的法则。如同天道、日月的运行一样，人类对物欲的追求是有一个极限的，也是遵循着盛极而衰的规律，所以，可以通过怂恿其欲望而尽其淫溢，当他淫溢到了极点时就会走向失败。今其盛盈至极而使之走向衰落，增益之而使之转向衰竭。多多给予他而使之贪婪遇害，尽量施赠他而使之挥霍得殃，弛缓之而使其懈怠。使之优裕荣耀而尊显，然后收捕之而治其罪；不断地使其尊显高贵，然后一旦动手倾覆他就无可救药了。这样，就会使他死到临头了都来不及反思后悔。你不必多虑。
力黑说：与蚩尤交战已足足有六十次了而高阳尚未成功。蚩尤骄居淫溢而反得其势，这大概可以称作上天的佑助罢。天助蚩尤所以他有恃无恐，更何况现在天地都同样佑助他。这可怎么办呢？太山回答说：你还是姑且不要谈什么佑助之类的话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上下一心作好准备。我将借着蚩尤所行的逆事，满足他的欲望，勉励他去尽力做坏事，促使其恶贯满盈。你什么也不要说。居上位的人只需端正己心，在下位的人只需静定其意；端正己心以待天时，静定其意以伺人事，天地为之建立名分，万物随之而生，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天道是永恒不败的，逆与顺都各有分际。不要惊慌，无需恐惧，蚩尤倒行逆施的恶行就会得到惩治了。我将促使其恶贯满盈而后杀掉他，然后重新调整重要吏员的建制以真正合乎信义。一切准备就绪而不要去惊动蚩尤，其不久就会自取灭亡的。我将考察蚩尤往日全部的所做所为而采取行动，静待蚩尤把坏事做尽了再配合采取计划行动。动则考察其往事，应则静观其来事，这是天地间的神妙作用。要凭借着他的人民自己奋起去倾覆他，我会使他自取灭亡的。
太山稽说：现在已经是战胜蚩尤的时候了。于是陈列兵器，激励士卒，与蚩尤大战，并且擒获了蚩尤。剥下蚩尤的皮制成箭靶，令人射之，射中多的给予奖赏。剪下他的头发来装饰旗杆并将这种旗子高高的悬挂，标之为“蚩尤旗”。在他的胃中用毛塞满制成皮球，令人踢之，踢入坑多的给予奖励，把他的骨头剁碎，掺在加苦菜的肉酱中，令天下的人来吮吸。
黄帝以上帝的名义向臣民设立禁条。黄帝说：不要废坏我所立的禁规，不许倾倒我所赐给你们的肉酱，不要扰乱民心，不要背弃我所秉执的天道。废坏禁规、扰乱民心、弃绝天道、违背信义悖逆天时，明知不对却一意孤行，违犯法度和天道，专断无常，肆意行事，未受天命而擅自兴兵，这些都将受到像蚩尤一样的惩罚。于是制成蚩尤的模型，使起弯曲背脊，披枷穿锁，容色居丧呆滞，伏帖地充当地下支柱。黄帝又说：希望大家恭谨地遵守我所建立的制度，不要离弃国家的法令，用自己的行动示范后人。
姓争：
高阳问力黑说：天地已经形成，百姓也因此产生。很多人都不遵循天道，而且阴谋相互颠覆，我对此十分忧虑，这怎么办呢？力嘿回答说：不需忧虑，也不必担心，天道自有其本然的法则。天地的格局已定，连各色的动物都在纷纷争斗，妄肆争斗者有凶殃，然而一昧不争的也无成功可言。自然社会的规律便是：顺随天道的就能兴昌，违逆天道的就会败亡。不违背天道，就不会失去自己所固有持守的东西。天地已经形成，人民随之产生。氏族部落已经形成，敌对的部落之间也就随之出现争斗，不予以伐正这种争端就不会平息。而伐正的准则，便是刑罚和德赏并行。
刑罚与德赏昭著显明，兼行并举，配合恰当。如果配合失当，上天会反过来降灾的。天德平正，但没有刑罚的配合是无法实行的；天刑威严，但没有德赏作依托也必然倾毁。刑罚与德赏相辅相成，逆与顺也便因此而定。刑罚属阴的范畴，因此具有微晦的特质；德赏属阳的范畴，因此具有明彰的特质。所以，秉执法度要彰明，施行道术要隐晦。
明了通晓德赏、刑罚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要抓住天道运行的规律来把握采取行动的契机。这样的话，人就能在天道运行当中反客为主。如果一味地争竞，该静时不静，国家就无法安定治理。相反的，该动时不动，那么在天道运行当中，人就会重新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说，动静合时，就会得到天地的佑助；而如果动静不合时宜，就会失去天地的佑助。
天地间的自然规律是，寒与热、燥与湿，是不能够同时并立的；而刚与柔、阴与阳，也是不能同时并行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涵养、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静时则有法则，动时则遵循名分，所以事情容易成功，至于人事规律则是变化不定的，如果超过天道所规定的准度，擅自改变常规，那么德赏就谈不上，刑罚也就不会得体。人们静时没有法则可依，动时也不遵循名分，那么结局便是被戮受刑。
雌雄节：
黄帝能够洞彻吉凶的先兆、辨析《雌节》与《雄节》这关于治国修身的两种基本处世规则，所以能够分清导致福祸的原因所在。举凡自我炫耀、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倨慢不逊，都称之为“雄节”；举凡宛顺、温和、谦恭、卑让的，都称之为“雌节”。所谓“雄节”，大抵属于自满的范畴；所谓“雌节”，大抵属于谦逊的范畴。依仗“雄节”，假使偶有所得的话，并不意味着即是福吉；立足于“雌节”，如果一时有所损失的话，那么最终也必然会有善报。如果依仗“雄节”屡有收获，那也只能视为积累祸因，最终是忧虑凶险并濒临死亡。如果立足“雌节”而常有所失，这正是积累福德的过程；谨慎地戒备自己而不背离“雌节”，大福就必然会来至。
关于祸福的趋向，凡是先动者大抵都有祸凶，而后发者一般都有福吉。然而有时也会发生先动而无凶祸的特殊现象，这是因为恒久地执守雌节、雄节不失的缘故。有时也会发生后发而无吉福的特殊现象，这是因为顽固的依恃雄节、雄节未去的缘故。有时还会出现先动也无凶祸、后动也无凶祸的特别情况，这也是恒久地持守雌节、雌节不失的缘故。有时又会出现先发也无吉福、后发也无吉福的特别情况，这仍是顽固的依恃雄节、雄节未去的缘故。
大抵好用雄节的，都可以说是有害于生存，作为统治者则会毁灭，作为一般百姓则会亡身。雄节，守国则不安，做事则不会成功，求取则无获，征国则无胜。其自身不会长寿，子孙也不会蕃衍。所以这种雄节实为“凶节”，结果是在散失其德。而凡好用雌节的，都可以说是在承接福禄。作为在上位的富者因之昌盛，作为在下位的贫者因之得到足够的衣食供给。采用雌节，守国则安，做事则成功。求取则有收获，征战则胜。不但其自身会长寿，子孙也会蕃衍。所以这种雌节实为“吉节”，结果便是积聚其德。因此说，积聚其德的会昌盛，积累祸殃的会灭亡。考察他是积殃还是积德，便可以预测祸福的趋向了。
兵容：
不懂得天时，就不可以兴兵；不懂得地利，就不能指挥作战；不了解人事，就不会取得战功。因此必须考察天时地利，并且取法于圣人之道。兵功是人为的，但它由天地主宰着，圣人因为能够因顺天道、地道、人道所以能成就其功。而圣人的成功，就是因为掌握了时宜并为之所用。因顺天时而把握时宜，作战就能够成功。作为圣人，他们能够恰当地掌握军纪刑法，而且处事果决不背信弃义。而关键的是，要顺应天时，当机立断；该果断的时候却犹豫不决，反而会自取其祸。
有剥夺有赐予这是天道本然具有的客观规律，天赐祥福如不能顺而受之，结果只能是反受其祸。如果拒绝因顺天道、地道、人道，则不会有兵功。如果因顺天时、地利、人心，就会有兵功。如果不能顺受天赐之功的话，会反受其殃的。倘使国家幸运，则战争的首先发动者本人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假使国家不幸，那么战祸的肇事者会仍然高居其位。如果统治者声势浩大地去发动战争，借助于民力去违反天道，再加上好大喜功，那么其结果便是国家危险，天下惶乱不安，做事不会成功，庆赏虽多也仍然不会有兵功。天道决定了这一切。
成法：
黄帝问力黑说:我一人广有天下,刁巧的乱民就会出现,那些阿谀谄媚、花言巧辩之徒也会苦心孤诣地运用权谋，实在是难以遏止，我担心人们会群起效尤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没有既定的法则来端正民心？力黑回答说：有的。昔日在天地已经形成时，万物都是通过名分来正定其形质并且使形名相符，这种以名正形、使形名相符的原则就称为执守天道。这种大道，上可溢于天而下可延及四海。据我所知，天下的这种既定法则本不需过多描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这便是，寻求事物的名形而总归于“道”。这样的话，天下百姓就不会违法乱纪了。
黄帝说：请问天下可有“道”吗？力黑回答说：有的。过去天帝曾派风伯飞下传道，上古的帝王们采用它来辨别规范天地万物，并料理斟酌四海之事，且用它来安抚百姓、端正了一代知识分子。因此，品行败坏的人统统屏去不用，有德行的人一律被启用，各种淫邪销声匿迹，谄谀巧辩之方才止息。寻求名形而复归于道，人们不再违法犯纪。
黄帝问：“道”，莫非就仅仅是一句话吗？它还包含有更多的意思吗？力黑回答说：“循名复一”这一句话就“道”的根本而言的，怎么能没有更多的含义呢？诸事所以有失误，就是因为不能执守大道的缘故。“道”的踪迹，可以至于天地；“道”的妙理，可以延及四海。然而，怎么知道“道”的高下远近的至极呢？“道”促使了万物发生变化，由少到多、以一知百。通观四海，穷极天地，天地四方，无论何事何物都在按照其自身规律存在和运动着；无论是千言还是万语也都有着其根本和总纲。但是，万物虽多却都是由“道”所总掌。如果不是形正德美的人，谁又能够代表天道去总理天下万物万事呢？必须是这样的圣人，能够秉持正道以矫正邪道，把握大道去处理各种复杂事物，除去有害于人民的东西，而保持适宜于人民的东西。执守大道以总理万物，取效天地的法则，这样就可以懂得天地之间祸与福的所在了。
三禁：
行事没有一定的准则，为天道所禁止。违背农事徭役的规律，为地道所禁止。背离教令，则为君主所禁止。上述关于行为的准则、农事与徭役的关系以及教令等等三方面的事情都做好了，国家也就差不多达到治理。关于地道的禁忌，那就是君主在修筑宫室时不要夷平山陵、填充泽壑、堵塞河流、违逆地理。不要违反节令而滥兴土木之功，也不要违背百姓既定的农事规律。
只知进而不知适可而止，立身行事儿不知谦卑逊让，邪僻行事儿超越节度，这些都意味着大凶。人道的规律应是刚柔相济，不能只采用刚，也不可只依赖柔。刚硬强直而秉性威猛的必会困窘，沉湎逸乐淫酗于酒色的必然灭亡；只知效法古事而不合实际的是穷困不通的，侵人之利、夺人之财以扩大自己宅第的其宅第终成废墟。
天道是平正简易的，它传布于大地，延及于九州。因此王公们应取法天道，慎重地制定施行其法令，使老百姓知道如何去行事。天有恒定的法则，人们自然去取法它，如果违背它就会损伤身命，自取败亡。这便是所谓的天道。
本伐：
蓄兵征战的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用兵原则。这些用兵的原则归纳起来有三类：有为谋利而征战的，有为道义而征战的，有为逞泄愤怒而征战的。所谓为了谋图利益而征战的，是指在别的国家正逢荒年，国家不安定，君臣上下又不和睦的情况下，而乘机发兵去诛伐。这种原则指导下的用兵结果，虽然并不能获得什么大的利益，然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灾害。
所谓为正议而征战的含义，便是为讨伐他国的叛乱和禁止君主的暴行而出兵，这是正义之战。为正义而战，人们都会为之献身的。因此以一国的力量去功伐天下的叛乱和暴虐，超级大国的君主在兼并他国时最初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但很少有能把为了正义而征战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去为正义而战，就会最终得到相反的结果。
所谓为了逞泄私愤而发动战争的，说的是内心如果怀有愤怒，就不会仅仅是愤怒而已，它一定会由内心之怒而外化为战争。这种战争不会取得成功，这是因为这种兼并战争一开始就是违背常理的，这是不符合用兵之道的。
用兵之道，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出于不得已，所以用兵就会成功而不会有困穷的时候。因此用兵的具体策略优势就应该采用通过退却让地而更好地进攻夺取；通过对军队的刑罚立禁而更好地以庆赏促使其立功。做到了这些，挥师出征，就可以畅行无阻。
前道：
那些得道的圣人在做事时，总是考虑如何符合天地之道、顺应民心和神祗的意愿，并且兴民同利，人们都依赖于他们，这便是所谓的道义。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官位，君主任用了他们，对于整个国家乃至全天下的人都是大有利处。这样的话，天下的名士就都会来归附的。一句话就可以使君主获利的，这便称作“士”；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获利的，这便称作“国士”。因此说，有道的贤人都是谦卑己身以遵从天道，用他们的才智去认识道，努力用道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寻求道的与世相合，卑屈己身以待天时。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懂得了这些圣贤们所掌握的道便是国家的大幸了。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本该算是强国了。但如果得道的贤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官位，君主不任用他们，那么对于国家乃至全天下人都是大为不利的。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说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君主不应该不遵天道而以侥幸治国，治理国家本来是有既定的法则的，这便是要懂得天时、地理、人事；而且，精通阴阳之道。……
正定名分使名实相符万事就由条理，否则就会纷乱无序。正定了名分则万事可成，不正定名分事情就不会成功。天地正道是永不衰败的，掌握了正道，则后动先动皆顺当自如。“道”不但可施用于个人的修身，也可施于国家的治理。个人得“道”则可成就其事业，国家得“道”则可以治理太平。小国得“道”可以常保其疆土，大国得“道”则可以统一天下。
“道”是有他的本原的但却寻不着它的边际，应用它的时候会感到它的实有，不用它的时候似乎它又是空无的。合于“道”则万事万物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化，遵循“道”则一切都会有常规。古代圣贤，办事只知遵行“道”。懂得了“道”，则天地之道、人鬼之道皆能相宜。用“道”来治军则军队强大，用“道”来治国则国家强盛。古代的贤圣，只知遵行“道”。
行守：
天地都有永恒不变的法则，与民同其生息。与神共其光宠。骄横凌人、逞强斗勇、好弄阴谋的国家必有祸灾，取法于“雄节”的国家，必有灭亡的危险。攻夺了他国的领土而据己有不分封给贤者，那么这个被攻占的国家就不会最终灭亡。邻近“雄节”之国的小国会顺从它，而远离它的国家会离弃它。悖逆天道的恶行正在势头上的时候，有谁肯去正面的抵敌它呢？天道厌弃高傲，地道厌弃自大，人道厌弃暴虐。高傲不止，天道自然会倾覆它；自大无休，地道必然会灭绝它；暴虐到极点，人道自然会惩办它。
在接触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用眼睛去观察他。如果这个人是言行一致的，就不应失去他而要重用他；如果他说得很漂亮却没有实际行动，就不宜任用他。所以说语言是人内心的标志，表情是人心理的外化，气质是人心灵的表露。言行如果不一致，便是一种欺骗行为。因此有一言在先，就应有一行继之于后。笔直之木因为太显眼而易被砍伐，刚直之人因为遭人忌恨而易被杀戮。“道”是没有名状的，它产生于天地开辟之前，它的化生妙合的过程至今也还未完成。
顺道：
黄帝问力黑说：大庭氏的取得天下，他并不需要去辨别阴阳晦明、不记数年月时日、也不认知四时节序，然而阴阳晦明、四时节序却自然有规律地交替运转，各种物质生活资料也自然生成长就。他究竟是怎样管理天下的呢？力黑回答说：大庭氏的取得天下，是靠着安然舒适正定静默，以雌柔来正定天下。同时委婉和顺恭敬谦让，谦卑简易执持柔弱，退守雌节而不进逞雄强。实行公正的律度以取信天下，施以恩惠以爱护众生，端正其行，不敢居先自傲。
心意静守而不外驰，执持大道而不追逐物欲。取法雌节，处守柔弱。安舒静定持正其德，美好之德不枉自争竞。要立足行事表现出怯懦和卑弱，善战却显示出不敢作战的样子，强大却执守卑弱。持守弱节必须坚决而有耐性，直等到逞强侍勇之敌穷困时再去乘机攻击它。这样的话，手下的臣民就会虽然劳疲但绝不会怠慢，虽然忍饥但不懈惰，虽出生入死而不会怨恨。
不应使百姓穷困，不做战争的发动者，不做祸乱的肇始人，不做引起怨恨的媒介，不搞阴谋颠覆，不妄自专断和犹疑，不图谋侵削他国的领土，不谋求掠夺别国的宫殿居舍。严谨地稳定自己的臣民，遵从天地运行的规律。不妄自行事，等待“逆节”自己走向穷途末路。
觊觎别国的土地，肆意掠夺民力，这是违背天道的，乘势因时去伐正它，而敌人所行的恶事也会反过来促使其导致失败。如果这样的话，则战争会彻底取得胜利而不会再有反复，攻夺了敌国土地也不会在得而复失。这样就可以外得兵功，内得财富，以微小的代价，取得显赫的功名。这便是顺应天道的结果。
名刑：
想要懂得得失福祸的道理，就一定要审知事物的名称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天下万物都自有他们确定的归属，因此人就更应该持守清静。天下万物都自有它们运行发展的规律，因此人也就应该虚静无为。人应该虚静专一不妄施为，事物的发生与消逝皆有其客观依据，要听其自便宛转顺应。能做到用心专一吗？能做到持意静定吗？在判断事物时，能不能以客观为依据而排除主观臆测呢？或隐或显或静定或动出，总能维持一种若有若无的超然境界。这样的话，一任事物纷至沓来，皆能应付自如。古旧的东西听其自去，新生的东西任其自来，而不要主观人为地去介入。消逝的是过时的东西，来到的是新生的东西。天下万事万物，无论是新生的还是死灭的，都不能扰乱虚静的心灵，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与物宛转、顺其自然的缘故。
称篇：称
包罗万象的大“道”浩广而没有边际，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时候，它好像没有；认识到它的时候，它便随之出现了。一个事物的形质和概念即将产生的时候，它的形状是首先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形质出现了，才可据此来给它定名。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是需要人们仔细思考的。乱用刑法就必然伤损威严，放纵私刑则有伤法度，不遵循客观规律就会伤损大“道”。这伤害威严、法度、大“道”的行为反复出现，其结果就是自身难保，甚至失掉国家。
用非常规的手段处理特殊的事情，用常规手段处理常规事物，特殊与常规，各有其位，不能混淆。凡出现改变常规超越准度的情况时，那么应付的方法便是谦抑退让、虚静无为。最初改变常规的必有凶祸。依据仪器来测量就不会有误差，依靠仪表来观测就不会迷惑，用法度来治理就不会混乱。作为圣人，不先动、不偏执一己之见，天时未到便不预先谋划、而天时到了也不可失去时机，不谋求索取、而福祥来至也不可放过：总之要因顺上天的法则。做为君主，如果失去天道他的国家就会灭亡；做为大臣，欺蒙主上就会戮死；做为小民，轻蔑上司就会危险。人们心里想要得到的就应立志去完成它，立志想要达到的就应花费气力去实现它。巢居于高树者对风最敏感，穴处于低洼者对雨最敏感，这种对风或雨各自的担忧，都是由它们不同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而对各自的生存环境有明确的忧患意识的就能生存，如果能进一步安然处之的话就能长久；倘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便不能自保其身。
做为“帝”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老师；做为“王”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朋友；做为“霸”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只是临时雇员；流亡君主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只是仆人罢了。自以为德能广大的人必被人们所唾弃，盛气凌人者很危险，甚至会自取耻辱和灭亡。人们在顺境时不要妄为乱作自取凶祸，在逆境时也不要自暴自弃放过机会。没有享受朝廷俸禄的，天子就不要把人家当作臣仆来驱使，如果提供的俸禄本就不多，那么天子也不要强求人家与己共患难。所以说天子御下的方法，应该是因顺人的天性，而不要人为地去扭曲它。人们切勿到极端强盛的国家去做官，不要把女儿嫁到极端豪贵的家庭中，不能与骄傲自大、轻视他人的人交朋友。
圣人不是一味地反对用兵，但也不主张一味地用兵；战争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圣人上知天道的根本，下知地道的规律，它能够顺应天地之道，所以他有远见卓识，并且恬然自在。天子辖地一千平方里，诸侯辖地一百平方里，这种等级差异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相联系对应的。因此设立天子时，在等级制度上不能使诸侯与之相同；将正妻之子立为太子，就不使众妾之子在身份地位上与之相等；设立正妻，就不使众妾在身份地位上与之平等。如果两相对等就会相互伤害，两相混淆就会互相敌对。
时机成熟了，就要在行动上立刻做出反应而不要声张：时机未到，就要敛藏心机，不露声色。天道控制着寒来暑往，地道掌握着高低的差异，人道决定着夺取和给予。如果取予得法，就可以尊为圣王；取予失当，就会流徙四方、身亡国亡。天道循环运行，有德必有刑，取予不当，就要受到天刑的惩罚，自取祸殃。人世规律是不允许舍弃法度而用一己之私的，如果偏执于一己之私，就会导致祸患。当一个国家还具备存在的必然条件时，人们是不能够灭亡它的；当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必然灭亡的条件时，人们也无法再挽救它。时机未到，要自隐其身以修德待时；时机到了，就应该广施其德，努力行事；而当大功告成以后，就要及时收踪敛迹，还原到最初的静隐，这样才不会受到任何危害。诸侯不一定有仇必报、有仇必血，关键要看是否合于道“义”。
对于像蒙蔽君主、嫉妒贤才、陷害忠良、行为邪佞这一类的人，就应该贬黜和疏远；对他们如果不贬黜疏远，就会因此而生出祸患。君主如果连自己家庭内部的事情都不能理顺，就没有资格来讨论国家的事情；小是不明，大事也就谈不上了。君主对臣民如果施赏不丰，那么相对的他获利亦少；这个道理就如同动物既然有了双角就不会再有上齿是一样的。兴兵征伐，必须师出有名，功成而止。饱满的谷物没有花，意蕴深远的语言没有装饰，真正的快乐不表现在欢声笑貌上。因为内在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好比花的内里是果，果的内里是核儿，核儿的内里是仁儿。有左必有右，右雌必有雄，这是天造地设、自然而然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事，或终或始都不要固执己意，应因顺天道。以雷为车，以云为马，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任地宜以为资财，因顺民心以为师旅；不知因顺之道，这是不明智的。
广修宫室，穷奢极欲，为上天所不容；大肆兴建了宫室也不能居住，即便居住了也不会长久。随意减少葬埋死者的衣被、祭品的数量和棺犉的厚度，这是被禁止的。大肆兴动徭役而多处毁坏川泽，这是被禁止的。杂草丛生而多处砍伐山林，是被禁止的。为了多建宫室而掘低高地、填平低洼，是被禁止的；然而时逢洪水暴雨成灾，则为疏导大水而挖高填低是可以的。植物不能违背自然生长规律而提前成熟，也不能不适时地开花茂盛。提前成熟会毁败，不适时地开花茂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太阳出来就是白天，月亮升起就是夜晚；夜晚人要休息，白天人要劳作。君主兴兵伐国不要超过天道所规定准度，达到了这个准度就应及时罢手。强大的国可以命令对方，弱小的国家要听命于对方，势力均等的国家之间才会按照规矩竞争。作父亲的行为恶劣，要想得到儿子的敬爱是不可能的；作为君主举止邪逆，要想得到臣下的敬爱也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国家将要兴起的时候，其势如川泽之溃决；而当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其势如山峰之崩塌。正直善良的人夭折，是因为祖上积累下了祸殃；猖獗的人长寿，是因为祖上积累下了功德。其势低卑而根基平正的会不断增高，其势高峻而根基歪斜的早晚要倾覆。
山上种有树木，果实饱满盛多。虎狼虽凶犹可驯顺，兄弟至亲却不和睦。他们既不能和睦共处，又不能远离别居，真是让死去的先人们伤心。死去的先人们为何不来，为何不来教诲他们呢？都是血缘亲属，不和睦的现象会改变的。天下有三种人为的死亡现象，一种是因为逞努斗狠不自量力，二种是穷奢极侈欲壑难平，三种是以寡敌众不识时务。不要把武器借给贼人，不要把粮食给予强盗。倘使武器借给贼人，粮食给予强盗，就会造成短者变长、弱者变强的结果；这种力量消长变化的结果，是会反过来给自己施以伤害的。不相同却相同了，这是由于因顺的结果；不相异却相异了，这也是因顺的结果；无所作为却建成了事功，这仍然施因顺的结果。
表面和善而内里却险恶，这便称作用表面的美善来掩盖内在的罪恶。这样的话，即使没有内乱，也会有外敌侵侮。美的就是美，丑的就是丑的，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则内乱不生，外敌不至。运用“道”的人，虽有所得，但不必认为是接受了“道”的赏赐，虽有所失，但也不必埋怨它的不是。天有光明所以不忧虑百姓生活在黑暗中，百姓自可以开凿窗户来取得光亮；天不需要有所作为。地有财富所以不忧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百姓自可以伐树割柴来取得财货；地是不需要有所作为的。诸侯国中有发动叛乱的，那么兴兵平定叛乱如果不合乎天道，则叛乱反而会施行报复的，即使当时报复不能得手，他们的后代也必然会报复的。所以说，要制服人却不合天道，反而被对方所制服。
房屋用来居住活着的人，而墓穴用来葬埋死去的人。不能将活人的房屋与死人的墓穴同等对待。有所迷惑，觉悟以后赶快回转，这样的话迷失大“道”就不会太远。大臣身为臣子，却行使了君主的权力，国家必然危险；国家如不危亡，那是由于君主还存在。如果失去了君主，国家必然危险；国家如不危亡，那是由于大臣还在尽力起着辅弼的作用。身为儿子却行使了父亲的权力，这个家庭就会混乱；家庭如果没有混乱，这是因为父亲还存在。失去父亲，家庭必然混乱；如果没有混乱，那是由于儿子还在那里尽力支撑着。如果不用贤良的辅佐，不听取开明聪慧者的谋虑，只知道依赖于城池的险固和倚仗兵力的强盛，这便叫做势单力薄；势单力薄就很危险，防守不会稳固，攻战不会取胜。二虎争斗疲弊时，劣犬便会从中获利。
善于治理国家的，最理想的是不设刑罚，其次才是正定法律，再其次便是在参与天下的竞争和处理国内的狱讼时，态度和行动坚决果断，最次的便是竞争、断案都不能坚决果断。不设刑罚，是说要争取做到转移人心为使迁于善；正定法度，是说要争取做到审明是非曲直；竞争断案坚决果断，是说要解救天下的灾患、止息国内的祸乱。该寒冷的时候却偏偏热起来，而该热的时候却偏偏寒冷起来，这种现象对动植物的生命是有危害的，因为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谦恭胜过怠慢，坚决果断胜过优柔寡断。国家灭亡的祸患（是由于）……不相信“道”所肯定和认可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而不相信“道”所否定和不认可的东西，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国家生存的福吉，是源于）……
考察国家治理的原因，也就会明白国家混乱的缘故；考察历史，就会懂得循环往复的规律。所以，要通过考察眼前的是非曲直现象，审复它们的性质，来加以权衡判断。所谓的“积”，指的是囤积居奇，等待适当的实际售出获利。能够审知君主启用什么人，才能够去参与政治；合乎囤积货物的规律，才能够懂得如何把握天时；这样，也才能够真正明了奇正、贵贱、存亡的道理。
研讨一切问题，都要从“阴阳”这个总原则出发。天属阳而地属阴，春属阳而秋属阴，夏属阳而秋属阴，白天属阳而黑夜属阴，大国属阳而小国属阴，强国属阳而弱国属阴，做事属阳而无为属阴，伸展属阳而屈缩属阴。君主属阳而大臣属阴，居上位属阳而居下位属阴，男属阳而女属阴，天属阳而地属阴，父为阳而子为阴，兄为阳而弟为阴，年长者为阳而年少者为阴，高贵者为阳而卑贱者为阴，显达者为阳而困穷者为阴。婚娶、生子这样的喜事属阳而死丧之事属阴。统治者属阳而被统治者属阴。主动来伐者属阳而被动静守者属阴。长官属阳而士兵属阴。说话属阳而沉默属阴。给予属阳而接受属阴。凡属阳的都是取法天道，而天道最讲究正常的准度；跨过这个正常的准度就称作斜僻……超越了极度就会走向反面。凡属阴者都是取法地道，地道的特点便是安然舒迟正定静默，以雌柔正定天下，擅长于给予却不去争夺。这便是地道的准度和谦退柔弱的“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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