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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光明网记者 吴晋娜
在当前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特需医疗却在挤占公众的公共卫生资源。 放眼望去，在特需候诊室里候诊的基本上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患者，与无处不在的“国际合作”的字样差异甚大；候诊室虽然没有比普通门诊豪华多少，但是却没有大排长龙的现象出现。而在独立的特需病房，每层都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守候在门口，出入严格检查，位于外科楼11楼的特需病房更是有专属电梯直达，同样门禁森严。
与国外不同，在民营医院尚未发展时，特需医疗服务就开始在我国各大公立医院运营。 而在几步之遥的挂号大厅内，200元到400元的特需挂号费，正在被操着各种口音的号贩子轻松以1000多元的价格倒手出售…… 这是近日光明网记者在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合作部大楼里看到的情景。一直以来，医疗服务都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特需医疗服务因其独有的“中国特色”更成为了公立医院里的敏感地带。占据着公立医院最优质的资源，却仅仅为少部分人服务，特需医疗长期备受质疑的背后又显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式”特需医疗让公立医院离公益性越来越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需医疗的概念开始在国内出现，与国外的发展不同，我国的特需医疗服务出现在公立医院。 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时很多公立医院对特需医疗趋之若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发生变化，发展特需医疗成为很多医院弥补资金不足的方法。 “比如过去国家每年给医院10万，现在只给5万了，医院就会想办法去把那5万挣回来。”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业内专家告诉光明网记者。如协和和中日友好这样的医院，每年收入都在10亿以上，其中大约有1亿来自于国家的补助。然而，特需病床数虽然都一直只占全院6-7%的比例，均低于国家10%控制线，但是收入却几乎能与国家的补助持平，其“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特需医疗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对我们清楚地认识特需医疗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极其重要。”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许朔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不断强调这个前提。 今年63岁的许朔，退休前担任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从1997年该院拟建立国际医疗部起，他就参与其中，成为当时北京最早参与尝试特需医疗建设的医疗人员之一。 许朔介绍，中日友好医院长期承担着涉外医疗任务，再加上当时入世谈判中要求取消对外国人的价格歧视，作为外宾大量聚集的北京，让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去公立医院的普通门诊排队，住普通病房不太现实，这是当时北京很多涉外医院面对的问题。 “然而，当时国内还没有高端医疗这一块市场划分，有些外宾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宁愿周末买双飞机票去日本或者香港拔一颗牙或者做个检查，再回来上班。我们当时认为，如果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实际上对国家形象不利。”许朔认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朔与团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认为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很多外宾和一部分国人都有高端医疗的强烈需求，他们提出了一套在公立医院设立特需医疗服务的方案，得到北京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当时大家认为特需的概念在医院里比较模糊，也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常理上人们到医院里看病应该是平等的，所以经过协商最后成立的新部门称为国际医疗部，但是实际上执行特需的政策。 [责任编辑:蔡云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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