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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麻雀的天空
发表时间：2014-03-28
最近，一组顶尖科学家发现12种化学物质是造成普遍行为和认知问题的罪魁祸首。然而化学品危害对我们环境影响的范围甚至更为广泛。儿童和贫民为什么最容易暴露于神经毒素，这或许也是美国耗资数十亿美元终不得平静的原因。
作者：James Hamblin 2014-3-18
4100万的智商指数，是大卫·贝林格博士确认的美国人因暴露于铅、汞和有机磷农药而集体智商丧失的数据。2012年，这位哈佛医学院的神经学教授贝林格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的论文中，对怀孕期间母亲暴露于神经毒素所出生的儿童和未暴露到神经毒素所出生的儿童的智商进行了比较，并计算出因接触有机磷——农业中使用最常见的杀虫剂，造成一共1690万智指数的丧失。 上个月，更多研究加剧了对化学品暴露和大脑健康的担忧。菲利普·格朗让——贝林格哈佛大学的同事和菲利普·兰德里根——曼哈顿西奈山医学院全球卫生学院院长，在权威医学期刊中发起论战，宣称毒素是一种“无声的疫病”，一直在损害胎儿的大脑。专家列出12种化学物质——存在于环境和日常用品如家具、衣服中——他们认为不仅能引起智商降低，还能导致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而农药为其所认定的毒素物质之一。
格朗让是一位出身于丹麦的研究员，周游全世界研究化学品暴露对儿童的迟发效应。“那你建议孕妇食用有机食品吗？”我问道。 “这正是我想要的问题，是的。这是避免接触农药最好的办法。”格朗让估计市场上大概有45种有机磷农药，并且“大多数都有损害神经系统发育的潜在威胁。” 兰德里根在上周和我的谈话中，也主动提出同样的警告。“我建议孕妈们应该多吃一些有机食物，这样能减少80%~90%的化学品暴露，”他说，“在美国儿童方面，有机磷农药这类化学品令我非常担心，比如毒死蜱。” 陶氏化学公司1965年推出的毒死蜱，几十年来都是美国家庭使用最广泛的杀虫剂。但在1995年，该公司因隐瞒200多起有关毒死蜱中毒的报告而被环境保护署罚款73.2万美元。支付罚款后，陶氏在2000年撤回了所有家用毒死蜱产品。如今，毒死蜱分为用于鸟类、淡水鱼类的“剧毒”性和用于哺乳动物的“中毒”性两种，但仍然被广泛用于农业粮食作物和非食用作物、温室和苗圃、木材产品和高尔夫球场。 这些化学品绝对不能认为安全。它们都是毒药。兰德里根拥有维系治安的超级英雄美国医生的各种资质：哈佛大学毕业的儿科医生，美国海军后备队退役的精英队长，提倡环境相关的儿童健康的顶尖医生。9月11日在向国会证明时，兰德里根发表新闻表示不赞同环保署的评估意见——认为石棉微粒形成的粉尘云太小而不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他引用对矿业城镇的研究（包括魁北克石棉矿），辩称即使是空气中最细微的石棉纤维也能深入渗透到儿童的肺部。 毒死牌只是格朗让和兰德里根所指的对胎儿脑发育存在可怕影响的12种有毒化学物质之一。他们的新研究相当于对2006年在相同期刊上发表的两项研究进行审核，确认6种神经发育毒素。只是如今，他们确认的毒素种数翻了一翻：被视为存在发育神经毒素的化学品数量相对于过去七年里报告的翻了一倍，6种变为12种。并且现在他们的紧迫意识几乎恐慌。“我们万分担忧，”格朗让和兰德里根在文中写到，“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被暴露于不明有毒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无声地侵蚀儿童的智力，致使他们行为异常，断送他们未来的成就，最终将危害社会。”
他们在2006年指出的发育神经毒素化学物质包括甲基汞、多氯联苯、乙醇、铅、砷、甲苯。另外发现影响胎儿脑发育的有毒化学物质为——我希望你们相信我，这些都是真的——锰、氟化物、毒死蜱,四氯乙烯,多溴二苯醚和滴滴涕（DDT）。 格朗让和兰德里根在研究中发现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诊断病例在增加，目前10%~15%的新生儿遭受神经行为发展障碍的困扰。他们补充到“大脑功能在临床上出现衰减现象”——而思维出现问题自身很难被诊断——“甚至比神经行为发育障碍更为常见。” 在相对最明显的阶段，研究人员说，所有的大脑发育障碍病例中，遗传因素所占比例不超过30%~40%。
无声疫病，公共卫生专家在使用这个术语时——言辞相对主观，慎重——所传达之意指这些疫病像回声一样能够附重复。 当他们的论文在《柳叶刀·神经病学》期刊上发表后，媒体以无可厚非的告急响以回应。 第一次看到这些新闻时，我表示怀疑。所提的许多化学物质（砷、滴滴涕、铅）是有毒的这不是什么新闻。问题在于暴露多少才会引起实质性的危害。比如，有机磷不是所有人都会直接认为安全的东西，因为它是毒药。它的杀虫原理和沙林毒气杀人的原理是一样的，引起神经失控而亡。然而，像石棉，在美国商业上仍然是合法使用的，被认为少量的暴露是安全的。俗话说“用量决定毒性”，这也或是毒理学最基本的前提。然则我们不是已经在正确的量内使用铅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酒精对胎儿不利吗？氟化物不是有害牙齿吗？
毒素如何损害大脑人体大约四分之一的新陈代谢用于维持大脑运行。即使是处理基本信息，几十亿的化学信号也需不断来往于各个神经元之间。这项任务非常繁重，就算大脑停止活动（例如说，只是腿部有力的肌肉活动），它所需的卡路里比身体其他结构每磅要多出10倍左右。 勤劳的大脑及其860亿神经元基本上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形成的。妊娠期前几个周，孕妇在开始出现晨吐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这时她的子宫里是一层细胞聚成一团，然后进行排列，形成一个凹槽，再闭合形成一个管形。管形的一端最后成为微小的脊椎，另一端扩展形成大脑的雏形。
为了保证大脑正常的发育，神经元必须按照精确的顺序进行精确的排列。并且需要在激素和化学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的指导下完成。过程复杂，进行快速，像是一个非常微型的快节奏舞蹈。每个神经细胞的宽度约为100毫米，要运行自身的25 000倍才能移动一英寸——这是大脑皮层的一些神经元必须的经历。所以任何时候，这些细胞都有可能被偏离轨道。格朗让和兰德里根论述说，有些神经毒素可或大或小地破坏这次排列之旅。 到妊娠晚期，大脑表面开始形成褶皱的丘壑和构成大脑的脑回与脑沟。大脑皮质各特定区域开始在子宫内学习处理特定的知觉、活动及思想。正如格朗让在2013年的《唯一的机会》一书中解释的那样，“运用促进功能和结构的提高，大脑细胞的连接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即胎儿的大脑开始具备了形成学习和记忆的基础形式。学习和记忆的先天与后天的两重性矛盾也从胎儿时期开始。 到两岁时，新生儿大脑所有的几十亿细胞几乎全部就位。除了海马体和一两个微小区域，大脑在之后的一生中将不再生长新的脑细胞。脑细胞随其死亡将永远消失。因此在其形成的最初几个月，是大脑最为脆弱，也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月。“在这个敏感的生命阶段，”格朗让和兰德里根写到，化学毒素暴露“即使少量的对成年人几乎无任何不良影响的暴剂量，都能够导致永久性脑损伤。” 联邦卫生官员也意识到这种风险。国立卫生研究院如兰德里根表示，“终于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警觉到儿童比成年人对化学物质更加敏感，更容易受到影响。”在过去十年，联邦政府投资大量资金调查工业化学物品是如何对孕妇和儿童造成影响。环保局拨出数百万的研究经费，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资助儿童环境健康和疾病预防中心研究网。其中包括西奈山医院，哈佛大学研究院（分别为兰德里根和格朗让来至的研究院）和其他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研究中心。 这些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强大的研究项目，统称为生育前瞻性队列研究。科学家们以孕妇为研究对象，仔细记录其环境暴露的客观度量，并对其血样、尿样以及家中灰尘和空气样本等进行测量。婴儿出生后，研究人员对其幼年不同时期进行跟踪研究。这些研究费用不菲，耗时较长，但是他们仍然十分专业地将这些儿童出生前的化学物质暴露与其智力点数下降、注意力降低或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进行关联。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兰德里根说。“科学界已经掌握了做这些研究的技术，他们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开始出一些突出的成绩了。”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儿童中心正在调查在胎儿时期暴露到双酚A和多环芳香烃的儿童——燃烧化石燃料的附带产物——相比未暴露到的儿童是否更有可能产生学习和行为障碍。同时他们还表明，产前高频率暴露于空气污染物质如多环芳香烃与注意力问题、焦虑以及5-7岁年龄阶段性抑郁有关。正是该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以及西奈山儿童中心，共同首次确认了毒死蜱对智商和大脑发育存在不良影响。研究员们甚至使用核磁共振测试来表明这些化学物质对儿童大脑结构的改变，导致脑皮质变薄。其他儿童中心正在研究这些以及其它化学物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程度——包括井水中的砷、溴化阻燃剂、防腐剂——这些化学物质可导致神经功能障碍。 所有这些研究花费令人惊叹，然而更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我们现在才研究这些有害物质——而不是之前我们向世界介绍这些化学品的时候？ 铅出现的隐患有毒物质的问题在于它们的危害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比如说铅——是一种隐伏在汽油、油漆及儿童玩具的化学品，直到几十年前，科学家们才意识到其危害的真实程度。 几年前，俄勒冈州的一个四岁男孩开始出现胃痛和呕吐去就诊。医生安慰他的父母称这大概是一种病毒性疾病。但是他的症状更加恶化，开始完全不能进食，同时面部严重浮肿。医生认为这个男孩一定是在癫痫发作时咬到了自己，而且咬得非常严重。血液测试结果显示他贫血，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他的铅含量高得离谱（每毫升血液的铅含量为123微克）。 医生开始对他进行药物治疗，帮助他清除体内的铅含量。同时开始寻找原因。对男孩家中进行检查，发现他家房屋建于90年代，没有铅涂料的痕迹。尽管接受了治疗，但是男孩的铅含量测试依然高得出奇。为此医生对他做了一个x光检查。 在男孩的胃里发现一个1英寸的金属挂饰，在x光图像上呈亮白色。他的父母认出大概是三个月前从自动售货机上买的玩具项链。国家环境质量实验室之后发现该挂饰含有38.8%的铅。制造商随后自愿召回该类140万件金属玩具项链。 一则房产广告：19世纪末期使用铅油漆的建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那时，有毒物质虽然出现了明显的危害现象，但是制造商已经一直使用了几个世纪。178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一位朋友的书信中提到自己第一次听说铅中毒事故。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他记叙道，有人“从北卡罗来纳州投诉新英格兰朗姆酒毒害性命，让人腹部干涩，四肢无法活动。鉴于此情况，该酿酒厂接受检查，发现了使用的几个铅制蒸馏头和一些蠕虫。医生认为是所用的铅造成了这次事故。”富兰克林接着阐述了自己对巴黎医院患者身上类似病情症状的观察。他询问了这些患者的职业，发现他们都是管道工、釉工和油漆工。 1921年，通用汽车开始在汽油中添加四乙基铅。能使汽油的辛烷值更高，意味着汽油高压缩比、高抗爆震性。实际上，就是指高强力的引擎，更快速的军机和更好的工业运输设备。生产含铅汽油的乙基公司是由通用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杜邦公司合资而成。该公司高管弗兰克·霍华德称加铅汽油“明显是上帝的恩赐”，甚至用于提炼四乙基铅的植物都被称为“蝴蝶殿堂”，因为工人们要经历一种虫子爬满全身的幻觉，十分不寻常。 美国在50、60年代仍然广泛接触到未经受监管的加铅汽油和油漆，以及管道、电池、化妆品、陶瓷、和玻璃。当时，研究开始揭露普遍存在的“亚临床”铅中毒现象——所造成的危害没有严重到足以满足神经疾病的诊断标准，但会影响儿童达到最优的智力功能。到1969年，微生物学家及普利策奖获得作家勒内·杜博斯表示铅暴露问题“定义非常明确，原因和治疗都已明白，如果我们不消除这个社会孽障，我们的社会将遭受可想象得到的全部灾难。”
到70年代中期，美国学前儿童每毫升血液的平均铅浓度为15微克。88%的儿童血铅浓度超过10微克/分升——是目前疾病控制中心认为中毒量的两倍。而贫困的黑人儿童学前浓度明显更高：达到23微克/分升。 专家没有要求进行彻底的政策改革，而是大量指责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疏于照管而养成孩子的病理行为，让其误食铅丹。由于责任归咎于父母的无能致使贫困的少数儿童成为该问题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排铅的系统方法被排在国家重点之外。贝林格在《临床研究期刊》上做了讲述，儿童是至关重要的关口，确认铅中毒的事实。“只要铅中毒问题主要受害儿童的父母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利，”他写到，“那么就很难引起政客们的关注。没有政治资本是通过解决问题来进行积累的。” 最终在1975年，环保署要求逐步取缔加铅汽油。两年后，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提出住宅油漆的含铅浓度不得超过0.06%。
此时，铅量暴露的安全剂量值仍然存在分歧——如果安全剂量真的存在。随着历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实上低含量的暴露对脑发育存在毒害性，疾病控制中心不断降低临界阈值——血铅浓度从1970年的每毫升血液60微克降到1971年的64微克，再到1985年的25微克，1991年的10微克，最后到2012年仅为5微克。 2009年，美国幼儿平均血铅浓度约为1.2μg / dL-——仅占1980年的8%。然而贝林格注意到尽管相对较低的浓度仍然是“大幅提高，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高出我们祖先暴露的很多倍“开始扰乱地壳中铅的自然分布情况。” “现代人的血铅浓度普遍低于其毒性的临界阈值吗？”贝林格写到。“希望如此吧，这个结论更多是基于信念，而不是源于实证。”苍白的法律和新型检测
据悉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化学物品的安全性，包括在我们身边、墙壁和家具上、水和空气里所有化学物品，令人倍感惊讶。许多消费者认为新的化学物品需要进过严格的检测流程之后才被允许上市成为消费产品，或者或多或少要经过一些程序。 “我们仍然没有任何有力的成文法律要求化学物品要经过安全检测后才能进入市场，”兰德里根说。 现有法律为《有毒物质控制法》（简称TSCA）。1976年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执政时通过，至今仍然是美国用于监管日常化学品的主要法律法规。看似为保护消费者和环境防止接触危险的化学物质，其实普遍认为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该法律只要求对小部分化学物品进行检测，被认为存在“不合理的风险”的那部分。 “这只是一个过时、苍白无力、支离破碎的法律法规，”兰德里根说。“例如，90年代初，环保署根据《有毒物质控制法》无法对石棉进行取缔。”而是在国家毒理学规划处将石棉列为致癌物之后，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禁令的呼吁时，环保署在1989年才一举在全国范围成功禁止石棉。然而1991年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禁令。石棉仍然用于美国消费产品中，包括建筑材料如屋面瓦和管道包装，和汽车零部件如刹车片等。 环保署无奈颁布市场上62,000种化学物品享受不受法律规定约束的特权，并且不要求对其进行毒性测试；兰德里根称其为“一个尤其严重的失误”。这些化学物品，正如兰德里根所称，“简单地假定为是安全的”，除非有实质性的健康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否则允许继续在商业上使用。 该法律通过后近40年来，已经有20，000多种新的化学物品进入市场。“只有5种被撤掉，”兰德里根表示。他注意到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开始关注成百上千的化学物质在“全美国国民”的血液和尿液中可测量浓度。然而，不像食品和药品那样，它们进入市场大部分都未经检测。 兰德里根和格朗让宣布这个无声疫病的目的，不只在于公布这12种物质，更多是在敲响警钟。所公布的化学物质中有些所带来的危害迫在眉睫，但有些早就已经高度限制使用。至少，已证实小剂量的氟是无害的。 “氟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兰德里根说。“毫无疑问，小剂量的使用，是有益的。”氟化物已被证明,可以防止龋齿，并有助于骨骼生长。大量的使用将引起牙齿和骨骼的损伤。格朗让和兰德里根援引中国流行病学研究，意指高氟化物暴露对大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的氟暴露量和我们在饮水和牙膏中的接触量是一样的吗？”我问道。 “不一样。他们的可能更高，”兰德里根答道。“中国的有些地区，地下水中氟的自然含量就很高。因为氟是水溶性的，所以很容易检测到。” “那么你不建议牙膏中不添加氟，对吗？” “不建议，”兰德里根说。“我认为在牙膏中加氟，是非常好的。” 让他更忧心的是阻燃剂——一种多溴二苯醚 (PBDEs)化合物。这种化学物品是继多氯联苯之后开始盛行，因为多氯联苯在1979年被禁止使用。那时，已经清楚认识到多氯联苯致癌——以及各种其他对免疫、生殖、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健康的不利影响——已被投入到成百上千的工业和商业使用，如塑料和橡胶制品等。为此制造商改用多溴二苯醚，广告宣称无多氯联苯产品，假定——或者至少是在暗示——多溴二苯醚不会造成问题。 “加州，几年前在化学工业的推动下，制定了其所需的多溴二苯醚含量世界最高标准，”兰德里根解释。“结果加州百姓体内溴化阻燃剂含量最高。”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显示母乳中大量的化合物和儿童智商降低及注意力下降有关，随后，政府终于在2006年禁止使用多溴二苯醚。2008年到2012年，加州居民血液中多溴二苯醚浓度降低了三分之二。 兰德里根和格朗让认为更有力度的化学品安全立法可避免事发后的损害控制。他们不指望每个化学品上市前都能经过长期、随机的控制研究。但希望工业化学品经过简单的细胞测试筛选。如果测试结果成阳性——培养皿里的细胞出现任何中毒反应——那么这个化学物品将接受进一步的检测。 接下来的进一步检测将是动物试验模型。但存在弊端，格朗让告诉我说，“这些项目费用很高，耗时较长，还必须牺牲千万只大小鼠。”然而，他补充道，“如果一个公司开发了一种非常有用的物质，结果证明使培养皿中的神经细胞中毒，那么下一步将进行动物试验。” “我认为这个要求没有必要。”格朗让说。“但我能理解。” 兰德里根和格朗让同时提到一种叫Tox21的事物，指21世纪毒性测试计划项目，为更快更大规模的新型测试法奠定基础。“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改革其实归属环保署管辖，”格朗让说。“但是，Tox21计划的最新研究是在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国家环境卫生科学院进行。”
当我听到Tox21项目是教一个非常大型的黄色机器人做大规模的快速化学测试，我想有必要了解更多信息。琳达·伯恩鲍姆博士是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和国家毒理学规划处处长。伯恩鲍姆负责监督于发现环境如何影响健康和疾病的联邦研究经费用,包括Tox21项目。 “如果你想做一整套系的现有化学品测试，那你要考虑的可是至少要5年时间和500万美元的费用，”伯恩鲍姆告诉我。“因此我们没有能力对大量的化学品进行检测。”机器人正在训练一次性扫描成千上万的化学品，既省钱又省时——在人们生病之前识别出威胁。这也使用了交错测验模型——并不只是查找离体细胞，同时还包括查找简单有机体如蛔虫、线虫或斑马鱼——来解答一些基本问题。。 Tox21计划同时也在研究单一化学物质是如何影响大范围的人群。“我们正在对来至五大洲九个不同民族1000种不同的人类基因进行研究，”伯恩鲍姆告诉我。 和兰德里根一样，伯恩鲍姆也揭露了1976年享有法律特权的上万种化学品未接受检测的噩耗，以及普遍引用的数据显示80，000种商业化学物质中不到20%接受过任何检测。她高度强调欧盟化学品检测协定，格朗让评价这种检测模式“非常合理”。名为REACH，是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 法规的简称，涉及到监管的各个层面：小量生产的化合物只要求简略的信息资料；大量生产或出口的，则要求进行深入检测，例如进行动物试验和两代研究。 “过去30~40年，关于化学品安全以及会导致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伯恩鲍姆说。“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要求我们使用一些更先进的科学来解答安全问题，那可真是太好了。”不要惊慌？“听你用疫病，这词太恐怖了，”劳拉·普兰克特说。“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说话要更负责任，我理解他们想引起大家的重视，但引起重视的同时我认为要以科学有理的方式进行。” 普兰克特获得了药理学和毒理学博士学位。我在阅读《柳叶刀·神经病学》论文后的文章时，看到她在科学20网站博客上贴出的醒目标题，令我非常震惊。标题写到“化学物质不会引起儿童大脑障碍性疫病”。自1984年以来，普兰克特一直担任美国毒理学董事会外交一职。教过一正书，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做过研究，但她现在是一位独立顾问，经营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叫综合抗菌素治疗院。
她的客户包括美国化学理事会，还有从事食品、农药和化学行业的——他们所说的“产业关系”内的。想到这点，我发现作为一名科学家，她一直为化学品生产公司工作。她在《柳叶刀》上发表的帖子，是唯一回复要求大家不要惊慌的帖子。 “(兰德里根和格朗让)他们研究的数据偏离了关键部分，那就是剂量问题，”普兰克特解释道。“许多他们说的化学品是儿童神经发育的完美毒药——但是关键在于他们所暴露的程度。就跟别的东西一样，如果你不让人接触到足够的量，或者你从饮水、食物、呼吸的空气中摄入的量不够，都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普兰克特坚称，与铅不同，《柳叶刀·神经病学》上所列出的一些化学物质只有非常高的剂量才构成大脑发育毒药——而这种剂量，“没有人每天会被暴露到的，”她说。 对于呼吁要求确保对化学品进行尽可能全面彻底的检验，普兰克特表示没有意见。“不过顺便说一下，如果你看看这些数据，‘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毒害人民？’他们所说的这些数据完全不成立，就不是一回事儿。” 我问到美国父母应该如何看待格朗让和兰德里根名单中的个别化学物质。“我说，我们30年前就知道铅有问题，”她说，“于是我们不再在汽油中使用铅，不再用于焊料和金属罐，市场上不再销售铅基油漆。” “如果你真的看了关于氟的数据，”她继续道，“要将群体IQ降低和化学品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在统计学上，他们随机地发现了一丝关联，但是这不能证明什么——只是识别出一种危害，但不能证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
兰德里根最担心的农药毒死蜱，你怎麽看呢？ “我不担心。毒死蜱这类农药属于高度严格监管的化学品之一。环保署规定这类化学品用于农药，人们所暴露的量将非常非常的低。” 农药确实比其他工业化学品监管得更加严格。在厂商将农药投入市场之前，环保署必须确保它们符合联邦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标准。只有在这之后环保署才会颁发“注册”或许可证允许这种农药进行分发、销售和使用。同时一旦用于销售，环保署将制定农药残留量限制。 国家环保署发言人告诉我，如果一家公司要引入一种新农药，申请人必须“出示100种以上不同的科学研究和测试结果。”国家环保署还表示在1996年食品质量保护法出台后，他们新增了“一条附加安全系数，根据农药对胎儿和儿童存在的影响，以及胎儿和儿童可能发生的任何农药化学品特殊过敏和暴露，用于应对发展风险和不完整数据。”兰德里根和格朗让认为这是不够的；达到一定剂量才能使人中毒，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环保署限制的剂量对自己是正确的。 我问到是不是新的工业化学品都要经过足够严格的筛选，普兰克特甚至提到需要加强《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我强烈支持修复并完善出现的漏洞，”她说“旧的制度和《有毒物质控制法》确实存在一些漏洞，需要做出新的改进。允许我们检查一些没有太多数据的化学品——而这些化学品才是我更关心的。” 智商降低的惨烈代价每个和我谈及的人都赞成《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需要完善。但是每次都遭到强烈的反对，所有的利益方都想进行完善，但只在自己的意愿和条件下进行。否则，他们根本就不希望进行完善。 去年五月，由法兰克·洛腾伯格和大卫·维特领导的22名参议员两党联立小组，提出《2013年化学品安全改进法》。洛腾伯格，此时已是89岁高龄，参议院中二战时期最后一批幸存老兵，一直推崇食品安全。（除此之外，他还起草了《商业航空禁烟法案》。）洛腾伯格在提出《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改革法案一个月之后逝世，死于肺炎。 洛腾伯格去世后，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告诉记者，该法案若不进行重大修改“将不会有机会”通过。“坦诚对你讲”，博克瑟，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表示“这是我见过的委员会最反对的法案提议。”部分阻力来至于环境和健康倡导人士，他们认为这项法案将使美国更难监管享有《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特权的化学品。 今年1月，10，000加仑煤炭加工物质被倒入西弗吉尼亚州麋鹿河,污染了附近的水处理厂，加剧了这些担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化学品尽管不具有极高的毒性，但是，它给人们的健康带来的长期影响知之胜少。”)
今年2月，洛腾伯格所提法案仍卡在参议院，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辛库斯乘机提出另一项改革法案《化学品商业法》。化工行业纷纷赞同——赢得了美国化学理事会、美国清洁研究所和美国合成有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大力支持。本月初，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球化学会议上，陶氏化学公司产品可持续性和合规总监康妮·蒂福特表示，《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改革是基于化工行业的利益出发，并承认消费者信任度处于历史最低点。 然而，《化学品商业法》却遭到了其他组织如环境健康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强烈批评。一环境保护基金会资深科学家称该法案比现行法律“甚至更加冗繁瘫痪”。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能源和商务委员会高级成员。他表示，该法案“削弱现行法律，危及公众健康。” 我请环保署来评论兰德里根和格朗让所称我们正处在“无声疫病”之中的断言，并询问有什么我们可以应对的。环保署给我发了一份声明予以回复：“环保署 已经对该报道中强调的许多化学品采取行动，用于降低暴露、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制定更明知的决策。”其中附带一份已经实施的行动列表（见下文），降低报告中所指出的化学品暴露剂量。并强调了2012年“工作计划”，其中包括计划来年对80多种化学品进行评估。
我把这份申明发给兰德里根，他回复说，“许多项是我帮忙加上的。”（1997年，他休假一年成立环保署儿童健康保护办公室。）他认同环保署为保护儿童不受环境威胁做出的行动。“但问题是环保署的好人因法律的不力完全受到牵制，”他回道。“他们可以成立研究中心对化学品进行研究以及设立推广教育项目，但是没有有力可行的化学品安全法律法规，则不能要求化工行业在新的化学品上市之前进行检测，也不能要求召回市场上已有的劣质化学品。” 同时，像大卫·贝林格这些计算智商指数损失的研究员们，强调普遍认知能力的减退将带来更多的社会财务成本。经济学家爱丽丝·古尔德计算出智商指数降低一点，相应的个人的终生收入将损失17，815美元。基于这个数据，她估计2006年6岁左右的人口，因铅暴露将造成一共1650亿~2330亿美元的损失。结合目前农药、汞和铅导致的智商降低，每年一共损失约1200亿美元——约占美国政府每年预算的3%。 低收入家庭受到的重创最为严重。没有父母能够避开这些化学毒素——沙发上、空气中都有。不能通过练习热瑜伽流汗排除，也不能通过果汁禁食排除体内。但是没有更健全的法律法规，又能怎样避免呢，这是要钱解决的问题。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不可能买得起有机产品，也不能保证孩子住在低铅含量的房屋里。而在大脑发育时，这将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遭受更多的损害——囊括他们读书、工作以及一生的健康和幸福。 格朗让用气候变化做比较。“我们不能奢求坐着等待科学发现到底怎么情况、是什么机制作用、多少剂量之类的问题。我们已经见证了铅、汞以及其他一些化学有毒物质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才发现有毒。到那时，尽管应该让下一代远离这些化学品，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让他们暴露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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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产前甲基汞暴露对三个青少年所带来的影响。受试对象被要求用他们的左手手指进行轻敲。在这组对比图中（B组图像）显示只有右脑被激活。而曾暴露于甲基汞的受试对象（A组图像），异常激活，显示左右脑都有参与。（《柳叶刀·神经病学》）
1975年6月，在波士顿市政厅四岁的塔尼娅·布林森被检测出铅丹中毒。(彼得·布雷格 /美联社)”
图源：Jackie Lay，源自贝林格《临床研究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