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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郭沫若先生在其《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划分入发端期与勃古期之中，而勃古期的时间又延至西周初年的昭王时代。郭氏从青铜器器物纹饰到青铜器铭文的风格进行划分，是很有道理的，但以青铜器铭文书法的艺术特点上去考虑，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有别于西周初期，还是有其非常之强烈的个性风格的。西周武王时期至昭王时期的金文书法，尽管也带有很强烈的晚商风格，但以确知为西周第一篇金文书法的武王时期的《利簋铭》（图一）开始，作品实质上已经带上了强烈的西周时期风格的特质——作品精神内敛，章法较整齐，用笔线条圆曲，而这些特点在殷商时的作品是较难找到的。因此我觉得，以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作为一个时期风格划分，去探索其艺术特点，应该还是很有意思的。按郭沫若先生的划分方法，把殷商时期金文书法划分为两个时期，我觉得也是科学的。 首先是殷商金文书法的开始时期，李学勤先生根据对考古发掘的实物进行研究认为，青铜器上的铭文大概出现在殷商中期，在商王盘庚将国都迁往殷地前的青铜器上并未见有铭文出现，到盘庚迁殷之后的青铜器中才开始有铭文出现。因此我们大致上就可以得出一个商代金文书法的起点时间。但由于现时学术界对殷商各朝准确的年代划分的研究尚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能见到有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属于殷商时的那一个时段，尚较难准确指明，对于殷商时期来讲，其界限会相对较为模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两个时期书法的了解。 从作品上看，商代金文书法的风格变化由开始到晚商时期，主要是由少字数的图式化的族徽图案作品逐渐向字数多达数十字的较多字数，以文字表达为主的作品方向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如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 图式化倾向与制作上的修饰 现时能见到殷商时期存在于青铜器的铭文还比较丰富，但是每件铭文中的文字往往较少，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字，且多与某些图文并在一起，结体诡奇，组成如族徽一样的图案，多数都隐藏在器物的内壁或底部等隐蔽而不易发现的地方，表明它在青铜器中并不负担主要的功能，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殷商中期至晚期。如《杞妇鼎铭》（图二）、《母戊鼎铭》（图三）、《妇好方鼎》（图四）等。作品中，文字的结构被表现为图式化的形象，在用笔上大多被修饰加工了，部分图形甚至是通过图形块面的形式进行表达。到晚商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才逐渐多起来，但还是几十字内的篇幅，长篇的铭文仍然很少见到，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如：《小臣俞尊器铭》（图五）、《二祀邲其卣器铭》（图六）。图式化的倾向延至这一时期，被书写性较强的文字形式逐步代替，但在铭文制作上，对文字笔画的修饰一直延至晚商时期甚至到西周初期的金文书法作品都继续使用，如《小臣俞尊器铭》、《二祀邲其卣器铭》、《四祀邲其卣器铭》（图七）、《戍鼎铭》（图八）等。从这些作品的用笔上，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不少的笔画在制作时被修饰加工过的痕迹。以《小臣俞尊器铭》为例：“丁”、“王”、“正”、“又”等字的用笔被加重强调了。而《四祀邲其卣器铭》，则更多的笔画都有被修饰过的迹象。这一点在较早期字数少的作品中尤为明显。晚期字数较多作品中，不少作品是铭文加上图式化的族徽同时出现在同一作品内的，如《六祀邲其卣器铭》（图九）下部的亚字图形图案。 二、 与甲骨文书法并行并存互为关联 商代金文书法在字体上是甲骨文与金文并行发展的时期。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考证，以现有见到的文字来看，金文比甲骨文的出现更早一点。金文在盘庚迁殷后出现，而甲骨文则到殷的中期才有出现。从文字使用的角度讲，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个体系的，或者讲是都在使用同一种字体，只是承载它们的载体不同，甲骨文是在龟甲或牛骨上用刀刻写出不来的，青铜器铭文是铸造而成的。由于它们制成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也有所不同。如《小臣俞尊器铭》、《二祀邲其卣器铭》，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给人的感受是更加庄重厚实和古朴典雅。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在用笔和结体上都大量地保存了甲骨文的特征。如在用笔上起笔收笔较尖，行笔刚强劲健；结体自由奇肆；章法上多注意行距，字距及字形的大小较随意排列等等。有的金文书法作品与甲骨文作品从拓本上看甚至难以区别，如《二祀邲其卣器铭》与《卜辞通篡第735》（图十）、《四祀邲其卣器铭》与《卜辞通篡第698》（图十一）等。所不同的是，有的与甲骨文相同的书写特点在金文书法上是通过人为的工艺修饰得来的，如《四祀邲其卣器铭》，从作品中可以看出，除图式化的文字外，有部分文字在用笔上是被刻意加粗了加尖的，这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下意识地为了更强化甲骨文的书写特点而作出的举动。上述这些都体现出殷商时期金文书法与甲骨文书法并行并存，互为关联特征。在金文中被加重填实的笔画，在甲骨文那里一般是把这种笔画刻出外框，如（图十二），金文的“丙”、“丁”、“王”与甲骨文的“丙”、“丁”、“王”字等。有的甲骨文作品风格上更像是金文，如《卜辞通篡第578》（图十三）如果将来能出土一些反映在其它载体上的文字形式的话，相信其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一样，因为它们应该是在共同使用着同一种文字形式，放置在不同的载体上，由于不同的制作工艺和材料的差异，产生出了各自不同的视觉效果。 三、对艺术个性的宽容 商代的金文书法作品，章法、结构、用笔自然随意，不同的作品，形式上的差距可以非常大，如《二祀邲其卣器铭》、《四祀邲其卣器铭》、《六祀邲其卣盖铭》，为邲其家族的器铭，以铭文上的纪年看，书写与制作的时间相差就只四年时间，但明显看到并非出于一人的作品，书法风格上差异更是相当明显。事实上，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基本上每件作品都可以看到不同于其它作品各自独立的个性特点，如《小子卣铭》（图十三）、《丙申角器铭》（图十四），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在书法审美追求上对艺术个性的容忍和自由，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殷商时期，人们笃信鬼神，崇尚占卜巫祝之道。《礼记·表记》中讲：“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民无信而不立”，鬼神的权威，被置于调节社会秩序的礼乐之上，这是殷商时人重要的文化特质。在原始宗教中，神灵信仰的力量被殷商人作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但对于神灵的信仰，毕竟须由个体的人发出，尽管向心点是一致的，对神灵的宣示所作出的诠释和解读，出发点却是分散的，这使得每个个体的认识由于观点与角度的不同而不尽一致。典章制度统治的是人们的行为，原始的宗教统治的是人们的思想，对崇信鬼神的殷商人来说，显然并未有其它更有效的方法使人们在思想行为上达成一致。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成为规范人行为的工具的时候，个人神灵崇敬的内涵，皆表现为每一个人自身内在的心理活动。事实上，神灵的“主意”也是经常地在变化着的，并没有一套恒定的准则和规律可循。殷商人遇大事则必先占卜、问巫而后行，而且还存在着为一事而反复占卜的情况，这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可以找到许多实际例子。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很多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占卜记录，经常在记录的旁边，还有事后验证占卜预言的记录——大概是方便巫师们日后“总结经验”。在殷商人的思想里，除了对鬼神的惶惑和深深恐惧之外，实质上并未受到严格的规范，而这又都表现到商代人在金文书法上的审美追求。可以讲，当时的人们的个性还是比较独立的。在这一点上，与后来的西周礼乐文化所直接规范人的行为是有所不同的。殷商时期书法的自由奇肆，个性独立的特点，正是在这一环境下生成和得以保存。 四、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境界 殷商时期金文书法作品的艺术境界是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的，当我们欣赏殷商早期带有图式化的作品和《小臣俞尊器铭》、《二祀邲其卣器铭》、《四祀邲其卣器铭》、《六祀邲其卣盖铭》等作品时，有如的如置身于远古先民神秘和浪漫的生活情调之中。这除了殷商时代距离我们现时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我们对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并不太了解，自然产生出某种的神秘的感觉外，如上所述商人在鬼神信仰上的特质，以及比较现时原始的生活方式，反映到作品的境界上，才是令人感觉到商代金文书法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关键所在。面对殷商人灿烂的文化遗存，郭沫若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商人气质倾向艺术，彝器之制作精绝千古。而好饮酒，好田猎，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现实之证。”殷商人豪放浪漫，对自然界的种种未知的一切，由于科技能力上的因素，人们无法作出科学的解答，只能对它怀着崇敬的心态。原始的宗教、巫盅更使当时人们的生活充满鬼秘的色彩。这一切，都影响着殷商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直接或间接地令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自然天成，瑰丽多姿，变化丰富，创作手法上无拘无束，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魅力。 上述四点，反映在商周金文书法的整个演变历史上当中是非常突出的。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等原因，金文书法进入了西周，风格上就逐渐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到西周晚期，作品在个性表现上甚至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到了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似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金文书法上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特征的充分表现，实际上只是周王朝式微的一种表现，社会文明的进化，在当时的人文条件下，已经无法再接受殷商人的那种诡序浪漫、豪放不羁的性格特质，只能反映为诸侯君主贵族统治集团间性格差异，以时代特征的形式在书法艺术上的反映。商代文明的灿烂和古朴、商代原始宗教的诡秘和奇肆的形成，都受到当时历史文化和科技能力的支配，这同时也是商代金文书法的特点形成的基础。商代金文书法的诡秘和奇肆、刚劲和豪放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它所反映出来在创作审美追求上的容忍和自由，即使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值得我们羡慕和向往的。 ［参考书目］ 《小校经阁金石文字》 清刘体智主编 《三代吉金文存》 罗振玉编 《卜辞通篡》 郭沫若著 《两周金文辞大系》 郭沫若著 《殷周金文集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编 《缀古集》 李学勤著 《鉴古一得》 史树青著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著 《西周史》 许绰云著 《求古编》 许绰云著 《中国书法全集》二卷 刘正成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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