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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杨立华教授
四书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会单独选中这四部文献？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和思想前提预设之下，才有这样一种思想结集的可能？如果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也就是儒家经典从六经到四书的这样一个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发生的？
我们既要看到我们和经典之间的深刻共鸣的关系，也要看到我们同经典之间的深刻断裂的关系。只有同时意识到这两点，我们才能发现我们每个人走向四书的方法。
在今天看来，我们常常觉得四书就是国学的根基了。到四书这儿，宋代人的注释就已经古得不行了。但我们要知道四书的文献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直重要，或者说从孔子以后到北宋初年都不是最重要的。当时整个一千年的时间，真正重要的经典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孟子》从先秦、两汉乃至隋唐，一直都是子书之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文本系统是经、史、子、集，经是排在第一位的。《孟子》只是子部儒家类的一本书而已，而且跟《荀子》的地位并无本质的区别。到了宋代，这本书被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
为什么四书到了北宋被提升为经典的地位，到了南宋经由朱子的确定、合集成为后一千年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展开的真正的基础呢？这是我们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回到整个两宋的思想氛围来看，而要讲明两宋的思想氛围，我们就要找一个和它相对应的时代，这个时代我就选择了魏晋。我们看看两宋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它的底层预设发生了哪种改变，或者说两宋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前提跟魏晋时期有了怎样的不同。在此我要引用的汤用彤先生的著名论断，一种传统认为圣人不可学、也不可至；另一种认为圣人不可学、而可至。意思就是说“闭其累学，而取其能至”，不能通过后天学习来达到，却能通过一种神秘的手段达到，这种神秘的手段就是静坐，或者禅定。这显然是一种佛教传统。汤先生说，而到宋明，把这两种传统放在了一起，圣人既是可学的，又是可至的。这就是汤先生的一个著名论断。
中国人认为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实际上严格地说只有魏晋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才把魏晋和宋明挑选出来。两宋的基本论调是说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道德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的，而魏晋的风格是说完美的人格是后天的努力无法达到的。这是两者的区别。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取魏晋作为参照系统的重要原因。
这个理论预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整个魏晋风度或者说魏晋玄学的最根本的思想前提，同时又是魏晋整个政治哲学的根基之所在。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都以人为思考的对象和目的，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始终都处于核心的位置。
思考人的问题如果说得简单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就是个体道德的问题，或者说个体生命状态的问题；另一种就是共同体或者说社会或者说国家的整体状况的问题。前者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而这两种问题的思路又是相互作用，息息相关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转”这样的预设，预设了怎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图景、政治哲学的可能呢？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的性情、才能都不是后天努力所能改变的，那么在一个政治系统里什么最重要？如果我们预设说每个人都不能改变，那么我们识别人，得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才性，然后选才，重要的在于识人选才。识人选才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或者道德完美的人，而是要把不同才智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汤先生认为，这样的选材观念的出现，败坏了后世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人没有所谓不道德的，只有人被错置、错位了这种情况。什么叫错位？这个人应该去做法官，你去让他去做财务官，结果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好的结果，那是因为人的位置错位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道德，而在于识人和选才。
那么两宋呢？尤其是北宋，北宋与魏晋时期整个思想预设形成了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就体现在：第一，它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氛围。这样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时代氛围，它的基本的前提预设与我们刚才说的偏材之性不可转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样的基本预设，人的最重要的方面首先体现在他的道德。一个良好的国家必须是由大多数有道德的人，或者说大多数的人有道德，才能导致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社会状况，因此在这样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里，对于每个个体最重要的是教化，尤其是道德的教化，是人的道德的提升。他要努力通过政治的方式，建立一个带来普遍的道德提升的土壤。只有有了这样一个普遍的道德提升的土壤之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伦理状况以及文化状况才能是好的。这是它的一个预设。
我们可以把北宋整个的开国规模和士大夫规模总结为两个字，一个是北宋帝王的“畏”，一个是北宋士大夫的“忧”。而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两者，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两种精神实质。我们读完《四书章句》以后就可以发现，儒家精神最根本的实质是什么？是儒家最核心的情绪和气质。有了这两者，北宋的儒学复兴能开展到那个规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理解了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后，我们就进一步回到我们的主题。北宋的底层的政治哲学预设是人是可以教化的，而且教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把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四书的重要性已经呼之欲出了。四书的集结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之下诞生的。
这里我们再跳出来一点说一个问题：宋代儒者思想成长的一番道路。如果我们去看北宋思想人物的传记可以知道，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泛滥佛老而归本六经。他们最初都要深入到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中去深入思考，然后要反归到儒家的六经里面去，重建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形上学根基。归本六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六经实际上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解释方向是非常多的。你随便从六经里抽出一个片断，或者抽出某几个片断都可以形成一个迥然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形上学体系。
仅仅说归本六经并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要建立的思想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仅仅说归本六经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所以我们知道，汉代的经学解释跟唐代以及魏晋的经学解释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说归本六经，那么归本六经哪部分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朱子语类》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强调四书的，“四子，六经之阶梯”。（四子就是指四书）在《朱子语类》里，那时四书的名字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内容是清楚的，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那么四子是六经之阶梯，是达到六经的途径。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可以这么说，可以把四书视作北宋或者说两宋儒者理解六经的事物。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六经的位置已经很虚化了，真正实在的恰恰是四书。
四书的出现，是跟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是可以教化的；第二，教化是治理的唯一办法，是治理的真正的重心之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大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人的成德次第，教化的具体方法以及教化和治理国家的关系。修齐治平，由修身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一个状况。接着是《中庸》，什么是《中庸》？它的特点在朱子看来，是孔门之心法，是孔门传授心法。所谓心法就是一种思想、一个学派最核心最精要的那个部分。中庸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庸》里也有方法论，但是它的方法论是跟目标以及根据结合在一起展开的。《孟子》则是更深入地对道德修养之必要性以及道德修养之可能的根据的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是人的德性的根据。这个人的德性的根据是什么？人性问题。《孟子》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他对人性的思考。而《论语》则是具体地讲述如何教化，是一些教化的具体范例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具体范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书都与人的教化有关。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四书才会在如此众多的古代文本中结集为所谓后封建社会也好、所谓近世社会也好的精神基础。这是我强调的四书之所以出现的必要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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