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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武乡县志》
陈有清 编者按：“玉不琢不成器”。方志评论尤如琢玉。评则明，不评则惑。集众人的慧眼妙笔的评说，可知得失，明正误，晓是非，促进志书质量提高。切不必一听评论、心有余悸，谈“评”色变之举。本刊从上期已开设评论新志专栏。本期又刊登了《如东县志》编纂者之一陈有清同志的文章。该文倾注了他们的经验和体会。特别是对《武乡县志》不足部分的评论，评有据，论有理，很有见地。对于我们的志书纠谬补阙，臻于完善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值得深读。望省内外修志工作者、专家、学者，积极参加本刊方志评论，欢迎源源赐稿。
一九八O年中共中央、国务院16号文件下达后，中共武乡县委、县政府闻风而动，组织班子编修县志，历时四年多的艰辛劳动，数易其稿，终于编成了十编、五十四章计一百二十万字的《武乡县志》，并于一九八六年六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为社会主义志苑中增添了一部新作。 《武乡县志》的编纂者狠下了一番功夫，致使新编《武乡县志》获得许多成功的探索，具备许多新的创见与鼓舞人心的编纂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运用修志手段，着力体现地方特色： 武乡是光荣的革命之乡，是历史兵家必争的雄关要道，是亘古以来英雄辈出的摇篮，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治山治水的用武之地。《武乡县志》采用首尾贯穿、专章特载、图表兼备、附录强化等手段，强烈地显示了她的地方特色。 以体现“革命之乡”为例，全志中记述革命斗争和革命时期的内容，近六十万字，特别是《人物编》三十多万字、《军事编》六万多字、《政治编》三万多字、《经济编》一万多字。这就从文字的份量上，保证了重点得以突出。志书中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曾驻武乡的重要机关”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三个专章、二十一个专节（其中十三个专节散见之其他各章）作了专门记述，这是很必要的，特别是“曾驻武乡的重要军事机关”，虽然记述的是八路军总司令部、一二九师司令部和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部，它们都不是“县级”所辖的范围，但它们是武乡人民的骄傲。武乡人民曾遵照他们的指令浴血奋战，武乡人民曾为保卫这些机关流血牺牲。它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游离笔墨，恰恰相反，以此类内容特载入志、正是编纂者突破常规，为志书增添了地方特色。同时，为体现这些特色，编纂者不是孤立地记述，也不满足于仅有专门章节而巳，而是从序文到附录，“春城无处不飞花”， 从组织、经济,到政治、军事、人物、文化,处处着力,贯穿始终。这部分不仅文字翔实,还列表十三张、图三十七幅(其中照片三十五幅)、记述一处。采用这些众多形式,交相辉映,加强了志书的地方色彩。《武乡县志》用“附”谨慎,此项内容用了一处，即“抗日战争时期驻武名人表”,恰到好处。 其他几方面的特色诸如地形的险要、古今杰出人物之多、社会主义建设中治山治水的斗争，也大致通过上列几种方式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二、通过时空交错，横排竖写，使客观事物得到立体的、多侧面的反映： 全志十编，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附录按空间横排，大事记和人物两编，则以时间竖列，横竖相交，形成第一层次，结构成全志的大框架。每编之内，一般又都是横排门类，竖叙始末。如《经济编》分为农业、工业、邮电等十五章，每章之内，都是以时间为序，从建国前写到建国后。以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为例，横者有政区图、战斗图、行政区划及政治、经济、人物、文化多种门类；纵有大事记、沿革和组织史、斗争史等等。它们虽是散之于各个编章，但交错起来就给人以立体的概念。若于时空的多层次交错，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气候”
。许多“小气候”连结成一条“传送带”，就将事物的来龙去脉，多层次、多侧面地表达出来了。
三、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纵横捭阖，记述完备：
《武乡县志》的编纂者，极为重视资料的搜集、积累，他们曾走访十八个省市，查阅文档、走访知情人。还召开了十次座谈会，发出五千封征集资料信，因而获得了丰富的、翔实的资料。象水力贮量资源、小型水利工程、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土壤肥力的变化、物价管理、货币管理、革命时期的战斗情况、参军人数、土改前后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等等，都是跋涉奔波乃至大海捞针得来的可贵资料。《武乡县志》正是凭借这样雄厚的基础致使编写起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武乡县志》的地理、经济、军事、人物诸编，均纲目周详，内容完备。现从《经济编》中俯拾三例，试析如下： “印刷工业”中,石版印刷、蜡纸刻印、铅字活版印刷,这三种不同形式,何时何地传入武乡,首先在武乡何地操作、规模如何、印刷何物及其兴衰演变状况,在志中笔笔都有交代。在“粮食”一章中,记述了建国前后的流通管理。在“统购统销”中第二点“计划供应”项下,列有“农村供应”、“城镇供应”两个部分, 在“农村供应”中,分成“统销”、“借销”、“议销”、“扶持专用粮”、“其他粮食供应”五个层次。在“城镇供应”中,分成“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工商行政供应”、“市镇饲料粮”、“各种补助用粮”四个层次，而在“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中,又按体力劳动状况分成“三等九级”、按脑力劳动状况分成“甲乙丙三级”、中学生也按年级分成“甲乙丙三级”、居民按年龄分成“八级”、病人与产妇“照顾细粮”等多种类型。在“金融”一节中,写“建国后的金融”项下,列有七个要点:“金融机构及币制的演变”、“存款业务”、“各种贷款”、“拨款监督”、“货币管理”、“汇兑业务”、“信用合作社”等。其中“存款业务”、“拨款监督”、“货币管理”、“汇兑业务”都是一般人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在“各种贷款”栏目下,分成“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商业贷款”，条目极为清晰。“农业贷款”中按时间顺序，从一九四七年春发放小米七石开始，至一九八三年，共写了十一笔。除“文革”期间(亦指明无法收回的数目)而外，一般都写了发放的时间、数目、作用,用精练简洁的文字，将前后近四十年贷款发放情况跃然纸上，使人一览无遗。 此外,《地理编》对城镇、山脉、水系的记述,《文化编》中民间艺术和当代教育的记述，均不失矿中取铀之功；《政治编》中土改前后土地占有状况的两张表，亦足以使人称道。 另一个是：《武乡县志》对一些历史与地理的“边缘问题”没有轻易地推卸或不负责任地省略。如从竖的看，对阎锡山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照样给予“一席之地”
；从横的看，现今的武乡县，有一部分过去为武西县，武乡过去的老县城是故县。对于这两部分有关的内容，《武乡县志》同样重视，同样记载，这种修志之法，值得学习与倡导。
四、注重群众创造历史，尽量将优秀的普通劳动者载入史册： 《武乡县志》为“英雄模范”十二人立传、六十一人立表。并专辟“能工巧匠”一栏，为画匠任世全、石匠常林洞、铁匠田原则、木匠杨生水、裁缝张俊云作了专传；在另一个栏目内，私塾教师栗文台、县剧团演员李海水、杂技艺人任楼楼、盲人评书家张林书、快板诗人崔志和也都一一有传。他们都是生产、战斗、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人物。 《武乡县志》在通篇行文之中，常常以事系人，突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如谷子大王杨效忠、地雷大王王来法、修枪大王曲海峰、引进石版印刷的徐士秀、首办造纸作坊的刘氏六兄弟、传授陶瓷制作技艺的申凤鸣、苗法和等近百人都在相应的篇章中给予介绍或肯定。至于那些技术组、战斗组、攻关科研组织等群众团体则满篇皆是，处处显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武乡县志》还有许多成功之处，恕不一一列举。但对照方志学的要求和人们对志书的希望，依一孔之见，《武乡县志》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尚未充分反映经济制度改革： 《武乡县志》尚未充分反映经济制度的变革。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各地大致都经历过几个相同的发展阶段，即封建主义经济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改造到人民公社与现阶段城乡经济体制改造。《武乡县志》对第一阶段的过程反映比较充分，对第二阶段的反映一是在各个经济领域中所占的量不平衡，有的反映多一点，有的反映少一点，还有的没有提及。二是只从“成功”
、“成绩”来反映，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及过左的做法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如实地、较为透彻地记载，可能思想上受着某种束缚而未能解放。至于第三阶段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未能提及，这与当前发展的形势（即断限至1983年的形势）已远远不相适应。再一个方面，关于经济管理，记述也比较散乱，如《农业》章中第六节“经营管理” 、《林业》章里的“护林防火、采伐与销售”
、《畜牧》章里的“饲养管理” 、《农机》章里的“农业机械管理”及财政、金融、工商、物价、行政等有关内容，均可适当集中，若专设“经济制度变革与管理”一章，亦不失为一法。 二、类属关系常有不当： 《武乡县志》中分类与归属尚可商榷。例如：农牧业、水产养殖等内容似不宜写入“自然资源” ；《经济编》中的“农业资源”理应列入前面《地理编》中的“自然资源”
；“水产养殖”也不宜放在《水利》章中。“水产养殖”应集合在一起自成一章。《药材的种植和经营》不宜放在《卫生、计划生育》章内，而宜列入《农业》章的“种植业”之中；农机具的供应不宜在《农机》章内，应划为商业供应。 条目设置也是造成归类混扰的重要原因。如《经济编》中县城的建设、交通、绿化，不仅与本编中的“建筑业” 、“交通” 、“林业”相交错，与《地理编》中的《县城》在不少方面也有重复。“地质”中的
“研究简史” 、“农业”中的“技术推广” 、“蚕桑”中的“技术普及与推广”
、果树“品种更新”与“技术推广” 、“畜牧业”中的“良种选育” 、“农业机械”中的“革新试制” ，本身即是科技的内容；后面《科技》章内以列“农科科技” 、“林业”
、“畜牧” 、“工业” 、“医药卫生”等项。如果将两者都写深透，必然重复；若要避免重复，必有某处“欲言又止” ，不深不透。料想在编修的过程中，会碰到这些难处。 条目中哪些是并列关系、哪些是领属关系,若不细致分辨，也是造成纲目混乱、领属不当的原因之一。例如，在《文化艺术》章内，列有五节，依次为“文艺事业概况”
、“民间艺术” 、“创作” 、“文化机构” 、“新闻事业” ，这里的“文化机构”中“文化”二字，是广义还是狭义？“新闻事业”是否该属在“文化艺术”项下？在“创作”这一节中，又分三点，即：“历史著述、革命文艺创作、建国后的文艺创作”
。“革命文艺创作”这个标题有排他性，除开列于他名下的作品，照字面讲就够不上“革命”二字了！《教育》章的第三节标题是“普通教育”，下属四项，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至第四项，却变成“专业教育”
。明明戴着“普通教育”的大帽子，怎么在腋下冒出个“专业教育”?在《卫生·计划生育》章内的第二节“建国后的卫生事业”列七项，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武乡县人民医院” 、“卫生防疫” 、“妇幼保健” 、“农村合作医疗” 、“卫生科研” 、“公费医疗” 。这中间将“人民医院”列入，显然是把“单位”为“事业”两个概念混成一谈了。在“林木”项下，排：“用材树”
、“经济树” 、“风景树” 、“灌木”，很显然，编纂者对“灌木”的概念没有掌握。在“戏剧”专题下的剧种与剧团、“音乐”专题中的“曲调种类”与“音乐团体” 、“民谣”专题中的“民谣”还是“民歌”，常使读者感到迷糊。 行文中亦有类似的情况，常将远客或邻居拉入“舍下” 。
三、文字尚可大力精简：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各类志书的“总体规模不宜过于厐大,应当以既充实又精练为原则。一般情况下，县志以控制在三十万至五十万字左右为宜”。从当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八部县志看，少则二十几万，多则一百二十万，上下悬殊很大，平均在七十五万字左右。《武乡县志》现为一百二十万字，如有机会再版，敝见以压缩到八十万字上下，达到既充实又精练的要求。 压缩之法，可从下面几处入手： （一）结构上剔除重复的纲目。例如，《概述编》中的“县城”与《经济编》中的“县城建设” 、《地理编》中散之于各章的科技内容与《文化编》中的“科技”
、《经济编》中的“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及记述革命时期的纲目、内容均有重复，若二者择其一，可以避免因纲目的重复所带来的弊端。 （二）从文字上去掉重复的记述。如明万历十五年“大旱，自春不雨至七月，民多饿死，弃婴儿于原野”这句话，在《气候》一章（第62页）记过，在《自然灾害》一章（第79页）记过，至《大事记》（第78页）又加记载。（类似的情况还有几处）。《概述编》中已记有元好问的《南关》诗（第36页），至《优秀诗文选》中又加载入（第418页）；《胜迹》中已记载过的诗词《皋狼牧雨》 、《龙洞灵湫》（第415页）至《优秀诗文选》中又全文照录（424页），这类明显的重复，似以“一见”为妥。 (三）从语言上去掉空泛的浮文。《武乡县志》从通篇来讲，遣词用语较为严谨，但因洋洋百万以上，各章节的情况便不尽一致。在记述“清代行政设置”
、“阎锡山统治时期的行政设置”和“佛教” 、“道教”等处，冠以不必要的常识性介绍，实为不合志体的浮文。在志体语言文字中，某些方面仍有“水分”可挤。二者相加，近乎万字。 （四）从内容上“精兵简政”。志书中内容冗繁的现象颇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栏内，清代656个村庄与民国年间的84个编村，旧志均有记载，何必又多一笔；《经济编》中附表36张，其中13张表的统计数字为“逐年数量”，也不甚妥，至多保留财政、户籍、人口也就足矣，其他改为“几个年份”的数量统计反而清楚明白；在“清代行政设置”中，“清代知县人物表”里列出七十八名，也无此必要，因为旧志也有记载，其中确有惠政者，可择优记于他处，无论从美学观点或文学的繁简来看，都比现在更胜一筹。在《优秀诗文选》中的《故城翻身记》一诗，长达256行，可考虑节录，否则，若有优秀长篇小说，该如何措手？《附录编》中有好几篇文献，也可用同样的办法进行“技术处理”。《人物编》占291页，计42万字，更显得到大腹便便，痈肿不堪。首先纲目繁多，分成十四项，其中“人物传”以分九种（古代人物传、寓武历史名人传、烈士传、革命干部传、英雄模范传、能工巧匠传、学者名流传、知名人士传、反动人物传）。人物有“传”，又有“表”。“表”又分为五种（古代人物表、烈士表、县团级正职以上干部表、抗战时期驻武名人表、英雄模范表）
。诸多名目，读时令人眼花瞭乱，要查找起来也甚为不便。其实，“学者名流”与“知名人物”均有相似之处，未免不可合二为一，在“入传”“入表”的人物选择上，各县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标准，老区干部多，级别似宜高一点，新区干部少，级别可以低一点，武乡是光荣的革命之乡，出的干部较多，志中录了1100多名，可以理解。但“县志”不是唯一的“凌烟阁” ，毕竟不同于“革命先烈”的专史或专志，不一定3000多名烈士均“有名必录” 。在其他人物的选择上，也是标准过低、入志过滥。如任过区长、村长的籍润田、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正中、基层工厂领导刘绍唐，都概无学术成就，更无著述传世，何言“学者名流”者也？若当日编纂之时，对《人物编》狠下一番删繁就简的功夫，压去二十至三十万字，全志就显得简洁洗练而又重点突出了。
四、细节的失误尚有多处：
《武乡县志》虽注意行文严谨，但某些章节失误的细节亦不可忽视，主要是： （一）情动于心，理性淡然：编纂者指导思想要详今略古，可具体编写时，有时反而详古略今，甚至有古无今。例如：对“风俗”的记载，重旧俗而轻新风；灾异的记述也是过去多、现在少。且过多地宣扬“人吃草根狗吃肉”
，使读者闻而生畏，心情压抑，降低了它的美学价值；《附录编》中录有地方文献十四种，时间在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七年之间，向前、向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县内的文献一件未录，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不到可载的珍品？《地理编》第四章为“自然资源”
，在编列“常见野生动物表”时，笔者仅考虑“常见” 、“野生”两个词，忘却了“自然资源”这个全局的概念，否则，决不会将虱子、跳蚤、屎壳螂之类也写进去。 （二）遗缺要项，断限不齐：一般要求志书“横不缺类” ，《武乡县志》未将饮食服务业载入，实在是一大缺憾。从事旅馆、理发、浴室、饭店、酒店、点心店及手工修理等业不仅人数多，对城乡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化，第三产业的地位更为重要，这一要项是不该缺漏的。《武乡县志》的下限一般断在一九八三年，可《民政》章中的“安置工作”只写到一九八0年，《政治》章中的“人民检察”只写到一九七八年。“姓氏”未用一九八二年第二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最新资源，而采用一九六四年的老资枓，致使下限参差过大。 （三）概念不准，文体不一：《政治编》中的“中国共产党” 、“历届党的代表大会” 、“其他党派社团” 、“行政设置”等章、节标题，都缺少准确的定语，会使人理解为“全党”
、“全国” ，而没有一语说到“武乡县地方组织” ，“革命干部”与“革命文艺作品”这类既有评论性、又有排他性的标题定语也是弊多利少，有时还容易引起纠纷。《农业》章第五节第二个标题“科技情报及成果”容易产生歧义：是“情报”的成果还是“科技研究推广活动”的成果？照字面解释是前者，志书上记述的内容却是后者。在“矿物”的标题下，不必再说“铁矿”
、“铅土矿” ，物与矿含义不同，“矿”字应删去。《地理编》中武乡的方位交代也不太明确，没有武乡在山西全省的位置图，没有叙述县城至省城，集镇至县城的距离。人们都是凭借已有的知识来认识未知的事物。少了这些铺垫的基石，对她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不容易捉摸清楚。《武乡县志》通篇都用的现代语体文，除加引号引用古文外，在“胜迹”
、“古代人物”等处，又常出现全盘古文，致使全志文体不统一。 （四）附录可以不作为“附”，取舍当更慎重：全志除大篇设一“附录”外，散见于其他篇 、章行文中的附录约有24处（数字表格的附录10处），其中有一些用得十分贴切，有的不一定要作“附录”处理，如10张数目统计表，本身就是正文中的一部分，同类型的其他表格均作正文处理，这10张亦不必例外。“日伪暴行”可以是附录，“敌占区行政设置”从内容本身性质看是中性的，无可褒贬，不必划之为“附”
；“反动人物传”为附录，“著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表”也划为附录，二者相比似有不当。《武乡籍文艺各协会工员表》中的内容混杂，在武乡工作的人员不该划为“附录” ，其他的还可以。“八路军总部服务团”不必作附录，若考虑
与“总司令部”级别有异，可移至其他团级单位并列在一起。正文中“武乡籍县团级正职以上干部表”倒是该划为“附录”为好。当然，表中所列的均是党员也不妥，从统一战线角度考虑，非党干部也应予以尊重。 总的看来《武乡县志》是成功的，是一部应该肯定的新志书，是我国方志领域中标志性作品之一。她的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与提倡，某些不足之处也是瑕不掩瑜，而且囿于一孔之见未必正确，提出的目的在于引起探讨和改进，使新编的地方志书更臻完善。
（原载1987年第五期《山西地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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