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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权达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作为中国排坛老兵的我，已是耄耋之年，能够亲眼看见显示中国体育事业兴旺发达，规模空前盛大的六届全运会的召开，使我心情非常激动。回想起我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历过的排坛往事，不禁浮想联翩，情难自已。当时的中国，曾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但体坛上不少有志之士，奋力拼搏，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我把我在排坛上的经历忆述出来，也许对今后继续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会有一些借鉴的作用。 培英十年 排球运动肇始于1895年美国麻省的一个青年会。发起这种球赛者，为该会干事威廉·摩根。约于1905年传入中国。1915年，广州青年会会合广州体育界知名人士丘纪祥、李明德等发起成立“广州排球联会”。从此，排球运动在广州蓬勃兴起，逐渐成为中国排球运动的中心，经常举行全市性的排球比赛，当时参赛的几乎全是中等学校，如岭南（当时未成大学）、培英、南武等校。而我的排坛生涯正是从培英开始的。 我原籍广东新会，在广州出生。1914年，我八岁之时，两个哥哥子祺和权荣已是广州花地培英中学的寄宿生了。由于我童年的好奇及羡慕心情所驱使，向父母提请到培英读书。因年龄尚幼，经多次恳求，父母才同意我跟二兄到培英就读。由1914年秋天起，在初等小学读了三年，高等小学读了三年，在中学读了四年（都依旧学制），到1924年夏季中学毕业为止，我在那里共呆了十年。这个少年时期的十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而宝贵的。在这十年里，我在培英受到应有的良好的普通教育，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并在良好校风的薰陶下，爱上了排球运动，经过刻苦锻炼，成为一名排球运动员。 1914年，我进入培英读书时，校内排球运动之风已经兴起。记得初进培英校园时看见许多悬挂着的“小网”。所谓“小网”，就是随便在两棵树之间，或在两支竹架之上拉一条绳作网，以粉笔划地为界，一人对一人或两人对两人打起橡胶小皮球，就地进行排球比赛。我因生性好动，很快便和“小网”球赛结下了不解之缘。 培英是一间寄宿学校，学生每星期只许回家一次，在校课余时间很多，同学们多把这些课余时间用在学习和体育锻炼上面。我对各类体育项目都有爱好，但对排球运动更感兴趣，课余时间，多用来参加“小网”球赛，起早摸黑，乐此不疲。正是这样，我在小学时期，便有了比较良好的排球运动的基本动作。 培英的排球运动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除了校园内“小网”林立之外，各班有班代表队，各年级有级代表队，经常进行比赛。每次进行班、级比赛，班、级同学都踊跃到赛场作“啦啦队”，呐喊助威，气氛十分热烈。我也是在这种爱好排球运动的热潮之中，刻苦锻炼，不断提高排球技术，由“小网”到班队、级队，继而进入校队，从而步上排坛。 现在回忆起来，培英排球运动能够兴旺发达，历久不衰，并以一间普通中学而能培养出大批排球国手（培英被选入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国家代表队者计有关崇志、林德培、谭道景、邓和平、吕奕崧、冯宝墀、卢永汉、吴求哲、赖丙甲、姚福田、吴志谦、朱翼熙、凌次扬、谢应麟、刘权荣、谭德锋、刘权达、黄文澧、李景谦、曹廷赞、丘广燮、伍永钦、谭永湛等20多人）为中国的排球事业作出了开创及启后的重大贡献，考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学校当局的重视。因第一、二届校长是美国人——那夏礼、那威林，都乐于介绍及推广排球。以后由华人掌校，历届校长均以发展排球运动既可增强学生体质，亦可提高学校声誉，对开展全校性的排球运动均不遗余力，造成了学生喜欢参加排球运动的热烈气氛。每次校际比赛，除了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角逐以外，全校学生均作为“啦啦队”，临场助威（全校学生经常要接受充当啦啦队员的训练）。为了鼓舞球员士气，除嘉勉外，学校还设了多种奖励（记得我在1923年参加远东运动会归来时，与谢应麟、黄文澧、刘权荣四人各获得学校赠给的金手表一块，作为鼓励及纪念。）学校曾设立奇才异能奖，第一个奖品由丘广燮获得。尽管学校注重排球运动，很器重拔尖的排球运动员，但对球员决不偏爱和溺爱，就是出席远东运动会的球员，如果学科不及格，照样不能升级或毕业，没有人情可讲。日常功课多科不及格者，根本不能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比赛。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培养出一批“波牛”（当时人们对一些不重视学科的球员的谑称），既符合培英德智体并行发展的教育宗旨，也解除了家长们对其子弟参加排球运动可能影响文化学习的忧虑，为推广排球运动创造了更为良好的客观条件。 二是培英的排球训练十分普及。上面已提到的校园内遍设用橡胶小皮球对打就算是排球比赛的“小网”，是培英排球运动普及化的生动体现。此外，校内各年级均有球队，经常进行级际比赛。各班级都不甘落后，人人努力参加体育锻炼，一到下午体育时间，全校同学都行动起来，进行排球或其他体育项目的练习，这样，好手就出来了。此外，培英中、小学部均分别组成排球代表队参加广州市甲、乙组排球比赛，让更多的球员有参加比赛锻炼的机会。有重大比赛，全校同学均踊跃作壁上观，以平时训练有素的啦啦队的形式，为球队“加油”助威，这也是培英排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一种体现。 三是培英很注重培养球员刻苦锻炼、敢于拼搏的精神。初时，排球运动尚在草创时期，谈不上什么系统的基本功训练，但培英的许多球员（包括我自己），从小学时期的“小网”阶段便开始得到锻炼，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互相启发，勤奋练习，终于不断提高了拦网、扣杀、发球、救球等基本技术。例如跃身扣球、拦网的基本功，主要就是要跳得高，如著名球员丘广燮本身就是跳高能手（曾获全国大学运动会跳高第一名）。他把跳高的技术自行传授给他的队友伍永钦。伍永钦身高仅一米六，能弹跳得高，就成为优秀的扣球手。至于救球问题，既要讲究技术，也要有智谋及拼搏精神。我和刘权荣经过长期的锻炼和比赛实践，逐渐摸索出预测对方扣杀手落球地点的一些规律，预先进入相应位置，比较有成效地救起不少险球。培英三排名手李景谦在救球时经常扑身向前卧地，把手一伸如铲，把离地仅二三寸的险球救起来。他在远东运动会中亦以此绝招救起不少险球，为中国排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夺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至于发球方面，培英球员，各个阶段均有其特殊研究和特殊练习，并出现不少发球好手。其中以刘权荣的发球技术最为突出。他的发球劲直、有力、准确，常使对方“吃波饼”（即被球打在身上），或一触手就飘出界外。培英不少球员都有自己的绝招，这些绝招是靠平日勤奋磨练得来的。长期以来，我们进行了自我锻炼以及互相学习和启发。假日，我们自动留在校内，三五成群，练习跳高扣杀、拦球、发球、救球等，长年累月，乐此不疲。这样，既增强了体质，也提高了排球技术。从我步上排坛的经历来说，我觉得一个运动员要取得突出的成绩，平时对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要勤奋磨练，到了竞赛场上，拼搏精神更是不可缺少的。 培英先后培养出各种优秀人才，体育方面亦很有成绩，尤其排球一项，在广东的全省运动会中，曾获得冠军；在广州市的排球联赛及全市性的排球大比赛中曾多次获得冠军，产生了不少排球好手。就在中、菲、日三国合办，三国轮流举行的自1913年开始至1934年告终的十届远东运动会中，除第一届外，其余九届，培英的好手先后被选入我国排球代表队的共20多人。其中不少好手被选参加过二次以上的远东运动会，亦有不少好手是当届我国排球队的主力队员。1923年远运会，培英球员被选人国家代表队者有谢应麟、黄文澧、刘权荣、刘权达四人，占此届国家队主力队员三分之一。 球场驰骋 我进入培英以后，经过七八年在排球场上的锻炼，于1922年被选人校队，开始驰骋在广州的排坛上。当时排球编制分三排，每排四人，全队共12人。我担任三排中，主要的任务是救球和传球。经过反复琢磨，仔细研究对方扣球的来势，慢慢悟出一些对方扣球的规律，从而救出了不少险球。在当年广州市排球联赛中，培英曾力挫市内各劲旅而夺得冠军。 1923年，我被选为中华排球队的队员，参加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当时球队的教练是丘纪祥、邝秉刚。队员有：黄仁让（队长，岭南）、曾恩涛（岭南）、赵善性（培正）、何寿香（香港）、黄文澧（培英）、莫耀南（香港）、谢应麟（培英）、霍伯桓（香港）、邹朝升（香港）、伍廉瑞（培正）、黄玉珍（圣心）、刘权达（培英）、刘权荣（培英）、黄惠康（培正）、余永灿（香港）、林超云（培正）、伍仕翰（香港）。 在本届之前的五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华排球队曾夺得第二、第三和第五届的冠军。但本届因在球员选拔问题上曾发生过争执，影响了球队组成后的团结。在训练时又墨守成规，各队员只凭自己的本领绝招参加比赛，故在比赛中缺乏全队的紧密配合与默契，虽在第一场比赛中以2比0战胜了日本队，但在第二场对菲律宾队的比赛中以0比2败北，失去了冠军宝座。 1925年，我已从培英毕业，进入岭南大学学习。当年5月，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全国体协在上海举行排球预选，我再次被选为中华排球队员，到马尼拉参加远运会的排球比赛。 这届男女排球队的教练是丘纪祥、许民辉。男排代表仍由广东和香港选出，他们是：黄仁让、李虚生、吴求哲、赵善性、黎连楹、李仲生、曹廷赞、罗南科、谢应麟、林权胜、刘权达、孙权、刘权荣、李景谦、黄培昌、易赞邦、邹朝升。 这一届的男排仍为十二人制，采用循环赛。我队对日本的两场比赛均以2比0取胜。对菲律宾的两场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场上气氛十分紧张，菲啦啦队呐喊助威，震耳欲聋，我们沉不住气，终分别以0比2和1比2输给菲队，再次失去冠军宝座。 在驰骋球场的岁月中，我除了参加以上两次重大的国际比赛以外，还曾经先后作为南粤两支排球劲旅——培英、岭南排球队的队长参加过省、市以及全国的排球比赛，并多次夺得冠军。直至1925年我离开岭南大学，才结束我的球场生活。教练生涯 我于1926年到上海担任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排球教练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练生涯。 同年，我应广东体育界的邀请，回到广州，先后担任广州甲商学校、广州市二中、广东女子职业学校、广东大学附中、广东工业专门学校、国立法科学院等院校的体育主任兼教员工作。 1927年，我被委为中华女子排球队教练员，率队参加了在我国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 我国参加本届远运会的男、女排球队，由丘纪祥任领队兼男排教练，我担任女队教练。男排代表仍由粤、港选出，队员有黎连楹、谭景苏、李景谦、孙权、梁质君、陈煜年、陈锡培、黄昆仑、谭维雄、罗南科、曹廷赞、陈锡炳、黄培昌。 女排则由沪、粤选出，其中广州女师、真光、培道等校学生占半数。 这一届男排开始采用九人制。我男队对日本队的两场比赛均以2比0获胜。最后对菲队关键的一场，我队先以10比21丢失一局。在第二局比赛中，我队调整了阵容，加强拦网，二排猛烈扣杀，以21比17挽回一局。第三局我队乘胜追击，终以21比11取得最后胜利。全场观众热烈鼓掌向我们祝贺，为我国重夺排球冠军而欢呼。女排却以0比2输给了日本队，失去夺魁机会。 1930年5月，我与赵善性同任中国男、女排球队教练，率队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我国派出参加本届运动会的人数较多，赴会前，曾于4月1日在杭州举行第四届全运会，从中选拔运动员，并在上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训练。 代表团由中华体协会长张伯苓任总代表，马约翰任总教练，董守义任副总教练兼篮球教练，丘纪祥任排球队领队。 男排队员为曹廷赞、陈锡炳、曾经全、李福申、叶隐森、陈从超、幸桂荣、朱祖绳、黎连楹、徐亨、伍永钦、丘广燮。 在组队遴选男排队员时，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在讨论黄昆仑与徐亨谁应入选时，选委中有人认为黄昆仑年纪虽大一些，但比赛经验较为丰富，应当入选。我当时力排此议，认为徐亨有“高人一等”的身材（1.9米），年轻，弹跳力好，很有发展前途，应当入选。这个意见得到通过，使徐亨终成为正选队员，初次参加重大国际比赛。 女排队员为邓志豪（女师）、许桂馨（女师）、吕乃英（女师）、郑丽华（真光）、朱民宝（上海）、黄淑慎（上海）、康锡志（上海）、廖四宜（女师）、汪春若（女师）、卢慧娴（中大）、陈佩月（真光）、吴秀娴（女师）、司徒薇（女师）。 比赛开始后，我男排对日本队比赛的第一场，一开始竟以20比22丢失第一局，我们大为震动，立刻总结经验教训，重振军威，以21比8夺回一局。第三局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日本队的技术终逊我队一筹，最后，我队又以21比8获胜。 对菲律宾队的比赛，我们早料是一场硬仗。第一场，我队以0比2败下阵来。但我们并没有泄气，满怀信心研究对策。在第二场比赛中以加强发球和二排凌厉扣杀，扭转了战局，以2比0取胜。在关键的第三场决赛中，又以16比21先输第一局。教练员立即面授机宜，鼓舞斗志，发挥集体智慧，拿出绝招，用前排黎连楹、朱祖绳苦练成功的快速进攻的扣球和压球这一秘密武器，以迅雷不及掩耳神出鬼没的压球技术，突破菲队高个子的拦网而频频得手，以21比16扳回一局。决胜的第三局开始后，我队士气更猛，加上前排的快攻又屡屡得手，我队终于以21比17取得最后胜利，蝉联冠军。我女排对菲律宾队两场分别以2比0和2比1取胜。对日本队时因对方防守严密，攻势也很凌厉，两场均以0比2败阵，无缘问鼎。 在这届运动会上，我男排靠快迅进攻技术压倒菲律宾队夺得冠军。这种快速进攻技术是教练员为了突破拦网威胁，跟队员们共同研究，创造出来的战术。它由前排黎连楹和朱祖绳配搭，要求三排第一传到左网朱祖绳，黎连楹立即果断地同时跳起，闪电般的手起球落，使对方措手不及。这一绝招，经黎、朱长期合作，苦练成功。在对菲律宾队的关键时刻，由于运用了这一绝招，收到良好的效果。后来排坛上日渐发展的快攻技术，追源实脱胎于此。不过，当年快攻技术只是草创时期，水平还不高。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除了组建和训练省、市排球队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和训练国家排球队参加国际比赛以外，更多是担任体育课和排球训练的工作，为体坛培育新苗和推广排球运动，尽我的棉力。 1931年，我曾应印度尼西亚“八打威”（即今之雅加达）中华会馆之邀，到印尼担任几间华人学校的体育主任和排球总教练的工作。1933年，我从印尼回国后，先后在私立广东体育学校和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担任排球课。1935年，中华全国体育协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办全国性的暑期体育训练班，班主任是马约翰，我担排球课教师。学习时间为六个星期，当时的做法是课堂讲理论，操场练技术。理论课主要讲排球技术的特点、规则、要领及排球发展史等；技术课则全面讲排球的整套动作，结合现场作示范。我是排球运动员出身，对技术上的示范动作较为有利。在授课的过程中，学员都感到满意。结业时，训练班负责人认为排球班表现较为突出，对训练效果表示满意。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有77名运动员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参加。此外，还派出了一个大型的体育考察团前往柏林参观。我以排球宿将及几届远东运动会中国排球队教练的资格被选为考察团的成员随团前往。考察团在参观了第十一届奥运会之后，还到欧洲各国考察体育。 1937年的暑假，我因患当时尚未有特效药的肺结核病，不得不退出体育界，从而结束了我的教练生涯，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大憾事。 规模空前盛大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我以一名体坛老兵，在垂老之年，躬逢这一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兴旺发达的里程碑的盛会，其兴奋、激动、欣慰之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我衷心祝愿我国体坛健儿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发扬为国争光的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赶超世界水平，为祖国登上世界体育强国的宝座作出更为出色的贡献。 （骆钰华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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