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15日，是我的岳父隋树藩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 作为资深的排球人，我岳父与排球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队和“八一队”从事专业排球运动；六十年代初转而从事排球裁判工作，成为国家级排球裁判员；转业到工厂后，仍然没有离开排球运动，先后担任过有关运动会或排球竞赛的裁判工作，是第一届裁判规则委员会的委员；退休之后，除经常承担裁判工作外，还参与举办“首届中国女排与八佰伴世界超级明星女排对抗赛”，并为开创并发展我国坐式排球运动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的姓名——隋树藩，早已被载入了《中国排球运动史》（主编袁伟民，编著者王子淑、张彩珍，武汉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一书的“中国排坛名人录”。 在我岳父逝世1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回顾他老人家的排球人生和为我国排球事业所做的贡献，无疑是对他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一） 1933年农历三月初二(公历3月27日)，我岳父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市东南约六十多里的张旗屯村。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1939年，八路军在他们村成立儿童团，6岁的他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七岁那年，他母亲带着他，坐着牛车，从老家到了沧州，又从沧州乘坐火车，来到天津，投奔他父亲，在他父亲教书的耀华学校上了小学一年级。 小学阶段，他的身体较为瘦弱，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还经常流鼻血。在他父亲的鼓励下，他开始参加体育锻炼。初中一年级，他迷上了球类运动，放学后常与同学们打篮球，踢足球。初中二年级，他入选了校足球队。队里其他队员，都是高中学生，只有他是初中生。之后，在足球、篮球、排球、垒球各个项目，他都有出色的表现，成为各项目校队的队员。由于坚持参加体育锻炼，到初中三年级，他的身体变得健康强壮了，身高达到了1.74米。在参加校运动会跳高比赛中，他一举跳过1.81米，创造了该项目的学校纪录。该纪录一直保持到1961年才被打破。  从初中到高中二年级，我岳父一直担任班级体育委员。高中一年级时，他与其他班体育委员，共同组织运动会。这一年冬天，他还组织同学，冒着严寒，将操场一块空地改建成冰场，让同学们放学后，能够到冰场来滑冰。 1952年全军运动会后，各大军区相继成立体育工作队。南京军事学院，作为军队最高学府，也准备成立体工队。当时，天津“勇津”篮球队的傅金声老师，在南京军事学院体工队担任篮球教练，专门来到天津挑选队员。经我岳父启蒙老师姚恩汉介绍，我岳父和同年级的女生赵波玲被选中入伍。  当时，我岳父刚升入上高中二年级。由于他父亲因故不在天津，仅靠他母亲给人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但要继续供他上学，困难很大。正当他为交不起学费而为难时，听说有参军机会，立即下决心去参军。虽然他知道母亲舍不得让他离开，到南京这么远的地方去，但为了生活、为了前途，也为了能够从事他所热爱的体育运动，他义无反顾选择了参军，迈出了他的一生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步！  1952年9月9日，我岳父离开天津，进入了南京军事学院体工队。当年10月1日被批准参军。在体工队篮球队，他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生活。1953年初，体工队增设排球队，他和几个队友转项到排球队。从那时起，他就与排球运动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与此同时，他与体工队几个队员一起，先后被安排到本院的基本系、情报系和高级系，给学员们带早操。 每周六晚上，学院都在体育舘举行篮球友谊赛。虽然只是内部打比赛，但每场比赛都精彩激烈，观众爆滿，震耳欲聋的掌声，不时响彻学院宁静的夜空。在这些比赛中，我岳父经常被安排担任裁判员，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显示出这方面突出才能，也为日后从事裁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约1953年夏秋之交，保加利亚军队文工团到南京演出。我岳父被选为迎宾队伍的一员。他穿上文工团的礼服，与队友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去迎宾，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雄伟气派。当时 他所拍的照片，至今保存完好，从中可以看到我岳父年轻时是多么英俊威武！  1955年中央成都会议后，部队要进行精兵简政。南京军事学院体工队被撤销，我岳父转业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当年6月份左右，他乘火车来到北京，前往全国总工会体育部（东长安街安福胡同）报到。当时，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举办，他立即投入有关筹备工作中去。全国工人运动会结束后不久，他被调到了全总下属的建筑工会，安排在体育协会工作。当时，全国建筑体育协会成立了男、女篮球队和男、女排球队，都设在三里河建筑工人俱乐部。 1957年10月份，男、女排球队到武汉参加全国乙级联赛。我岳父是男队主力二传，经过全队努力拼搏，第一阶段比赛战绩相当好，如果再取胜实力较弱的两队，就可获得第2或第3名并升入甲级队。就在此时，北京来了一位“要员”，背地里找个别队员谈话，告知队伍要解散，赛后不回北京，就地安排。这消息一传出，队员们一下子都泄了气，哪里还有心思比赛？最终，没能取得甲级队的资格！ 当时，我岳父不同意就地解散和就地安排，坚持必须先回北京，再做安排。为此，他与这位“要员”吵了一架，还直接给远在北京的全国建筑工会的领导反映问题，经领导同意，全队赛后按时返回了北京，最后，根据北京有关单位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对大部分队员做了较为妥善的安排，建筑体协男、女排球队才予以解散！ 那个时期，全国掀起下放劳动的热潮。1957年12月，属于全国总工会系统的56名干部，包括我岳父，均被派往芦台农场“下放劳动锻炼”。 在芦台农场，他们的劳动量很大。稻子收割后，一部分男同志和农场的农工一样，肩扛200斤的大麻包，踏着架在大卡车上的斜坡跳板装车，每次往返约50米的路，一天不知走多少个来回！不过，在芦台农场，他们的伙食还不错，每天吃的是白面和油亮的芦台白米，副食更是有鸡、鸭、鱼、肉。每天午饭，大多是一只烧鸡、一份红烧肉与一大盆白米饭。秋收前后，螃蟹肥时，他们几个人吃过晚饭，来到稻田，支起灯笼和麻袋后，坐在田边，一面吸烟、闲聊，一面等着螃蟹爬滿麻袋。然后，扛着滿麻袋的螃蟹回去，第二天美美地吃一顿螃蟹“宴”。 1958年夏季，芦台农场举行了农场运动会，总共设了10个比赛项目，他一个人就拿了9个冠军。 在芦台农场，我岳父不仅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还认识了来自全国总工会保险部的王明，收获了爱情与婚姻。1958年春节前一天，他们俩到宁河县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乘火车到天津家中，举办了婚礼。 1958年11月，我岳父、岳母结束下放劳动，回到北京，与一同回京的同事一起，住在前门大栅栏煤市街的全总“招待所”。之后，全总给他们分配了住房，搬进了西柳树井55号前院。 没过多久，我岳父、岳母的工作得到了安排。我岳母被分配到北京市机电局，再由机电局分配到北京开关厂。我岳父则接到北京市体委通知，让他到先农坛报到。报到后，体委领导认为，他还年轻，又打过排球二传，决定分配他到北京男排一队当队员。我岳父当即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事后他才知道，本来要分配他到国家体委排球科，是北京市体委领导到国家体委把他要走的。 北京男、女排球队，前身即国家男、女排球队，是贺龙元帅决定将其转给北京的(同时转给北京的，还有国家男、女篮球队)。当时，北京男、女排球队都在山东，执行贺老总要把山东变成“排球省”的指示。先到济南的队员们，已经分别到山东的乡村、城镇，挑选到一些条件较好的队员，男队员中，身高超过2米的就有5、6个。女队员中1.8米左右的有7、8个。这在当年来说，算是非常理想的身体条件。 在山东济南，我岳父和余焕赞住在一屋，每天在教练王祖洪的指导下，进行正常的专业训练。大约两三个月后，他们开始分别带山东几个排球队训练。1959年初，己呈现出困难时期的端倪，他们的伙食变得较差。春节回京过节后，他返回济南时，还带了几大桶鸡蛋黄和食油，给队员改善伙食。山东的队员，闻到香味来问，我岳父只能打马虎眼。榆树开花季节，他们还上千佛山，采摘榆树钱就着吃。 1959年6、7月间，我岳父跟着男、女排球队撤回北京。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前，我岳父被派到先农坛体校当排球教练，希望他能带出一个条件较好的队，成为北京二队或北京青年队。但没过多久，一机部体协经与市体委商调，又将他调到了一机部体协。体协成立训练班，让他当训练班的秘书兼女排教练。训练班基地，设在西城区的“六号门”，下属有足球队、男女篮球队、男女排球队。1962年4、5月份，一机部体协被撤销，上述五支队伍被解散。  就在此时，“八一体工大队”政委鲁挺和副大队长张萍到一机部商调队员。张萍原是南京军区俱乐部副主任，见到我岳父就问：你原是南京军事学院体工队的吧？在得到确认后，就报告了鲁政委。他俩一起找我岳父谈话，让他与队员们一起，回“八一队”。这样，我岳父于1962年7月在“八一队”重新入伍，第二次穿上了军装。到“八一队”报到后，业务科刘本生科长就把我岳父调去，负责排球方面的工作，定为副连级。 “八一队”驻地在北京西北郊的红山口甲三号。1962年进“八一队”后，由于离家太远，我岳父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在“八一队”工作，晚上住13号楼三层的宿舍，只有周六才骑自行车，回到珠市口西柳树井的家，周日晚又必须骑车回到红山口，风雨无阻，很少能有时间照顾家庭。家庭的重担，照顾培育孩子的责任，都落到了我岳母的肩上。这种情况，直到1967年搬家到甘家口后，才稍有缓解。 1962年11月份，全国排球甲级联赛在天津举行，“八一队”男、女排参加比赛。我岳父由刘本生科长安排担任裁判员，首次以“一级”裁判员的身份，进入了排球裁判队伍。从此，他与排球裁判工作结下不了之情。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从裁判各个岗位、环节做起，尽快地掌握排球裁判的规律和技巧，努力成为一名高水平的裁判员。在天津这次联赛的十一轮比赛中，他自动请求担任了12场司线、两场二裁。在1963年南京联赛十一轮比赛中，他又请求担任了10场二裁、两场一裁。由于努力钻研业务，并在实践中检验总结，他的裁判业务水平提高很快。 对他在裁判工作中的表现，国家体委排球科钱家祥科长对辽宁省体委主任康起(当时是中国排协副主席)说，“发现了一位裁判的好苗子”。在天津比赛期间，大会组委会决定评选优秀裁判员活动，由各参赛队、组委会各部门和观众进行投票评选。评选结果，我岳父以第一名的得票数被评为优秀裁判员，老裁判金龙哲以第二名得票数也被评为优秀裁判员。最后，金龙哲被安排执法男队冠亚军决赛，我岳父则被安排执法女队冠亚军决赛。1964年9月，我岳父被批准为国家级排球裁判员。  从1963年7月到1965年4月，我岳父先后担任近10场国内和国际比赛的裁判工作，其中包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与日本队的友谊赛、在广州举行的中国与古巴队的友谊赛、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队与波兰队的友谊赛等。 在中国队与波兰队这场比赛中，我岳父担任第一裁判员。在打到第五局中国队以13：9领先的情况下，波兰队奋力追赶到12：13；中国队拿回发球权以后又得了1分，成为14：12。马立克发的飘球让波兰队的一传将球传向网口，波兰队一个队员从进攻线跑到网前跳起，欲将飞向过网的球传回，但他在网口上出现了“搬动”传球的动作；我岳父此时已从裁判椅上站起，清楚地看到这个“持球”犯规，立即鸣哨，结果中国队以15：12胜第五局，以3：2胜波兰队。 比赛结束后，在更衣室小结会上，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赵希武和马启伟肯定了这场球的裁判工作，但马启伟又说：最后这个球可吹可不吹！但我岳父不同意这说法，其他同志也认为：这是个大持球，怎么能不吹呢？   从1965年4月起，我岳父多次在全国排球比赛中，担任裁判组长、副裁判长。 1965年10月左右，“八一体工大队”接到上级命令：派人去邢台参加“四清”运动。在送走朝鲜人民军男女排球队后，我岳父和刘本生一起，到邢台与“八一队”先期到达的人员会合。他被安排在邢台张东村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四清运动。在那里，他们遭遇了邢台大地震，地震中心就在距张东村十几里地的隆尧县。 “四清”工作总团部很快做出规定：参加“四清”工作的人员，在这段时间，均不得与外面进行任何联系。他们与各自家人，彼此得不到消息，都焦急万分，但在这特殊状况下，没有办法，只有等待！直到1966年的6、7月份，“八一队”全部人员才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 回到北京后，我岳父才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开展！在这之前，他从没听说过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推进，“八一队”也纷纷成立了所谓“战斗”组织，大字报贴滿了各个地方。大队领导干部鲁挺、周之同、肖国华等都被摘掉领章、帽徽，被实行所谓“专政”。“八一队”正常工作与训练受到严重影响。 1969年的8、9月，接到了上级要求解散“八一队”的命令。这支诞生于建国初期，拥有众多世界冠军，打破过多次全国纪录、亚洲纪录、世界纪录的队伍；这支有着辉煌战绩的、有着光荣传统的，能够壮军威、扬国威、振民心的队伍，就这样被解散了！ (二) “八一队”被解散后，各队教练、队员各奔东西。我岳父在家等待了两个月时间后，以复员军人的身份（几年后改为转业），被安置到了北京有机化工厂。到工厂报到后，他被分配到机修车间管工班工作。 从1969年11月复员安置，到1993年5月退休，我岳父在有机化工厂工作近24年。从36岁到60岁，在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年龄，他没能从事自己最热爱、最擅长并且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体育专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也是对一位排球专业人才的最大浪费！ 在工厂工作24年里，我岳父学会了管工技术，先后当了工会组长、班长,后来调入厂工会，负责文艺和体育工作。  与此同时，我岳父一直没有离开排球事业：一是每年都要参加全国排球竞赛的裁判工作，如国家体委排球处组织的全国排球联赛、锦标赛，甲、乙级队升降级比赛的裁判工作；还曾连续几年参加重大的国际排球竞赛的裁判工作，如1990年北京“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第十一届亚运会。二是1979年3月第一届裁判规则委员会成立，他即是委员，1990年中国排协改选后，仍然是裁判规则委员会委员。 作为裁判规则委员会委员，我岳父多次给青年裁判培训班讲课。如1992年元月，在漳州举办的全国青年裁判员培训班，他讲的题目是“如何做好第二裁判员”；之后，结合甲、乙级联赛等赛事，又在四川的内江、黑龙江的大庆等地举办的多期裁判员培训班讲课。 许多年后，许多比赛已成过眼烟云，但有些事情，给我岳父留下难忘的印象。 1978年前后，在南宁举行的全国女排锦标赛期间，我岳父担任浙江队与山东队比赛的主裁判。第二局，当山东队在4号位准备扣球时，浙江队2号位队员用力跺脚吓唬对方，我岳父当即给予警告，但该队员在随后的回合中，再次跺脚吓唬对方时，他立即给予判罚。这一局，浙江获胜，在交换场区，该队领队一边走一边看着他，大声对其队员说：“不要理他，我这是起跳动作，他不懂。”我岳父立即鸣哨将其判罚出场！在我岳父的裁判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将领队判罚出场。 1983年4月份的一天，农历三月初二。这一天是我岳父50周岁的生日。当时，他们正在上海参加全国排球联赛，住在浦江饭店。在排球处公元弟副处长的主持下，全体裁判员给他过了50周岁的生日。这是他第一次在比赛期间度过自己的生日 此后不久，第五届全运会排球决赛在上海进行期间，公元弟通知我岳父：“经研究决定，10月中旬左右，由四川女排代表国家队参加朝鲜国际排球邀请赛，派你到朝鲜担任这次国际邀请赛的裁判长。”这是排球处第一次安排他出国执行裁判工作，他的心情当然很愉快。这次出国到朝鲜，邀请赛组委会安排我岳父担任副裁判长。比赛顺利结束后，组委会还安排我岳父等人到金刚山游览。 1990年，国际排联决定第11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中国举行。比赛的日期是1990年8月22日至9月1日。排球处周晓兰、刘化聪给我岳父打电话，请他参与这次比赛的筹备工作。按照有关文件的规定，我岳父担任裁判主任，负责准备有关裁判的部分。 正式比赛前半个月，国际排联主席阿克斯塔一行在上海检查以后，来到北京。在他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人员按照分工分别报告了准备情况。当我岳父介绍了裁判工作准备情况，又对阿克斯塔提出的问题做了恰当回答后，阿克斯塔滿意地说：OK、OK，并说道，“你这个年龄(当时我岳父57岁)是否应拿着本子来报告呢？”我岳父用手势告诉他：“我本子上都有，不过这些都在我脑子中了。”他哈哈地笑着称赞：Very Good！ 这一届世界锦标赛的冠亚军决赛，是中国队对苏联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当激烈，由于中国队个别主力队员有些过于紧张，最后以2：3输掉了这场比赛！在首都体育舘电子屏幕上，事先为阿科斯塔准备了祝贺中国队获冠军的贺词，但当第5局比赛情况不利于中国队时，我岳父通知翻译和技术人员，将祝贺中国队的贺语尽快改为祝贺苏联队，避免了出现尴尬局面。 根据国家体委“关于加强冬训工作的通知”，1993年元月30日至3月2日，排球处调集国家男排及湖北、八一、辽宁、浙江、四川、上海、福建、北京、江苏、河南等10支重点男排，在湖南的郴州基地进行了第五届冬训。因为有试验执行国际排联新修改的1993--1996规则这个因素(每球得分制就是从93年开始，之前为发球得分制)，排球处周晓兰邀请我岳父参加这届冬训工作，到郴州后在会上又明确让他担任训练组组长。 我岳父是第一次参加冬训工作，又第一次担任训练组组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不得不赶紧找来以前冬训一些资料参考，连夜加班起草此次冬训的要求、训练的安排等四个文件。毕竟年近花甲，加上舟车劳顿、废寝忘食、房间空调突然停运，结果，到郴州的第三天，我岳父身体撑不住了，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在医院住了四天，病情稍好，回到训练基地，照常担负起组长的职责。冬训结束时，他还亲自写冬训总结，在总结会上做总结报告。这是他从事裁判工作以来第一次生病，完全是因为过于劳累，积劳成疾！ 由于经常参加排球比赛的裁判工作，我岳父在厂里上班时间，一年加起来不足三、四个月。好在有机化工厂领导比较开明，对他外出参加裁判工作，给予了较大的支持。 1993年3月，我岳父年滿60周岁 , 按照工程师待遇，在有机化工厂办理了退休手续，给他在有机化工厂的经历画上了比较圆滿的句号。 （三） 退休之后，我岳父离开了工厂的工作岗位，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排球事业。除了继续担任排球竞赛的裁判工作外，这期间，他所做的比较重要、也投入最大的工作：一是参与“首届中国女排与八佰伴世界超级明星女排对抗赛”的组织与举办；二是参与我国坐式排球运动的开创与推动发展。 1993年春节后，国家体委排球处周晓兰专门找到我岳父说，1993年12月25日—1994年1月16日，将在我国举办“首届中国女排与八佰伴世界超级明星女排对抗赛”，这是我国体育赛事中，第一次采用商务运作形式组织的赛事，希望他给以支持与帮助。 我岳父考虑后提出，是否可以用中国排球协会的名义，成立一个公司，由排协自己举办这个对抗赛。经查阅有关文件，开办相关性的公司是允许的。当年恰逢世界排球运动诞生100周年，结合纪念活动和对抗赛的需要，中国排协决定成立相关性的商业公司。经过申办各种手续，于4月成立了“北京京达体育用品公司”，由我岳父担任总经理；根据对抗赛广告等方面的需要，又注册成立了“北京兰飞广告公司”，由我岳父担任总经理。 八佰伴国际集团是日本一个大型的国际性商业集团，由八佰伴现任总裁和田一夫的母亲一手经营发展起来。日本电视剧《阿信》，就是以其母作为原型拍摄的。和田一夫对中国很友好，也很喜爱排球运动，在日本女排教练山田重雄的鼓动下，他出资组建了“八佰伴超级明星队”和“八佰伴哈瓦那金牌队”。前者由前世界冠军郎平率领，队中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选手；后者由古巴著名排球运动员路易斯为首的古巴选手组成。 中国女排与八佰伴职业女排的比赛，分成九站，在我国八个城市进行。赛前约一个月左右，我岳父带着排球处有关同志到各比赛城市考察，并与这几个城市体委签署了举办比赛的合同，落实了吃、住的宾舘和付费标准。在整个对抗赛过程中，需要8次转移比赛城市，要乘飞机及火车，由于组织严密、安排得当，每次都能准时到达每下一个比赛城市，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得到各方的好评。近一个月的对抗赛结束之后，兰飞广告公司净盈利至少应在180万元人民币，全部上交给了中国排协。这次对抗赛，办得非常成功。 1995年第七届全运会排球决赛在成都举行。预赛则分别在杭州和绵阳进行。预赛前，先在成都召开了裁判长会议，会议由周晓兰主持，但会议主要材料和在比赛中要执行每球得分制新规则的说明等，都由我岳父做好准备。每天晚上，周晓兰都要召开碰头会，一开就开到晚上12点以后，第二天开会需要的材料，还必须由我岳父当晚写完，这对于已经60多岁的人来说，是比较辛苦的。会后，我岳父与其他几个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绵阳。由于多日辛劳，在开赛后第三天，我岳父身体就顶不住了，发现有血尿现象，混身无力，只好住进了医院。这是他从事裁判工作以来的第二次生病住院。经过几天治疗，他才恢复健康，又重新回到赛场！ 1995年，为纪念世界排球运动诞生100周年，中国排球协会专门成立《中国排球运动史》编写小组，编写出版了《中国排球运动史》；这是中国开展排球运动近百年来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排球运动发展历程的史书。作为我国资深的排球工作者，我岳父的名字—-隋树藩，被载入了《中国排球运动史》的“中国排坛名人录”，对其评语为：在裁判工作中，大胆果断，公正准确，自信心强。 1993年10月，北京市体委竞赛处通知，请我岳父担任1994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竞赛的裁判长。 坐式排球，而且还是国际比赛。从事排球裁判30余年，我岳父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项运动。为了办好这场比赛，1994年5月，北京市体委主任万进庆，带领我岳父等几个人专程到韩国观摩韩国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比赛。在韩国，他们通过与韩国残联有关人员举行座谈会议，观看坐式排球几场比赛，讨论坐式排球的竞赛规则，对于残疾人坐式排球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坐式排球运动，就是下肢有残疾的人，采用坐在场地上的姿势进行排球运动及进行比赛；坐式排球场地小于正规排球场，边长为10米，宽为6米；进攻区长为2米；发球区宽为6米。球网也短且低，网长6.50至7米，宽0.80米；男子网高1.15米，女子网高1.05米；裁判员站在两侧网柱后执行工作。 1994年7月中旬，我岳父带着高子奇等人，来到上海，结合上海男女坐式排球队的训练，进行裁判规则的实习。9月，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坐式排球竞赛在北京举行，我岳父第一次担任了坐式排球比赛的裁判长。在这次比赛中，上海男、女队报名参赛，也是我国第一次组队参加坐式排球比赛，最后女队获得冠军，男队获得亚军。 1999年国庆节后，中国残联请我岳父担任200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新立项的坐式排球竞赛的裁判长。我岳父提出，“远南运动会”坐式排球的规则，只有5条特殊规则，其他均执行排球国际竞赛规则，不适应比赛要求；此次举行残疾人坐式排球竞赛，应当制定专门的“坐式排球竞赛规则”，以便于裁判员和参赛队学习和掌握。在征得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同意后，我岳父根据国际残联颁发的坐式排球几条特殊规则，结合FIVB国际规则的条款，编写完成了比较完整的《坐式排球竞赛规则》，由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印发给参赛队和裁判员，作为第五届残运会执行的规则。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坐式排球竞赛规则。 在上海第五届残运会期间，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领导贾勇，专门召开参赛队领队、教练员会议，讨论并研究坐式排球运动的发展等问题。会上，我岳父谈了两个问题：首先，要肯定残疾人坐式排球是一个相当好的运动和集体竞赛项目，希望各个具备条件的省市能更快更好地开展这个运动，尽可能地组建坐式排球队伍，加强科学训练、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肢残人员的身体健康；第二，前几届残奥会，我国参加的项目都以个人单项为主，如果要参加集体项目竞赛，坐式排球是最好的切入点，而且女子坐式排球队很有可能首先进入残奥会，那样我国就有机会奖牌甚至是金牌！事实证明，我岳父的看法正确的，他的预言最后也得到了验证！ 这届残运会临近结束时，我岳父向贾勇建议：坐式排球这个项目，每年应当搞一次竞赛。如果不搞竞赛，全运会后各参赛省、市必然将解散坐排队，这对于进一步开展以及提高这项运动技术水平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采纳了我岳父的建议，于2000年11月在上海举办了“中残体协杯”坐式排球比赛，参赛队是五运会获得前六名的男女队。经过比赛，各队技术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浙江男队尤为显著。由此，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确定，除四年一届的全国残运会外，自2001年起每年举办一届全国锦标赛，由上一年度获前六名的队伍参加；并非定期举办裁判员培训班。 从2001年11月到2006年4月，我岳父先后在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举办的坐式排球锦标赛，如在浙江嘉兴的“大地杯”锦标赛、江苏无锡的“优胜队联赛暨世锦选拔赛”、重庆壁山的“第六届全国残运会坐式排球的预赛”、江苏扬州的“第六届全国残运会坐式排球决赛”、浙江嘉兴的“交通杯全国锦标赛”中担任裁判长。在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杯坐式排球锦标赛”、浙江嘉兴的“2006年全国锦标赛暨第七届残运会预赛”中担任技术代表。 在甘肃天水举办的“麦积山杯坐式排球锦标赛”期间，《天水日报》记者对我岳父进行了采访，并以《访全国坐式排球赛技术顾问隋树藩：我们寄希望于2008年》为题作了报道：”远南运动会后，隋树藩立即对坐式排球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又组织培训了一大批坐式排球裁判员，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坐式排球运动在国内开始迅速发展。隋树藩自豪地对记者说：“从那以后，几乎国内大型的坐式排球赛事我都参加，并在比赛中不是担任裁判长就是担任技术监督或技术顾问。在这次锦标赛上执法的裁判可以说全是我的学生。“ ”在谈及我国坐式排球发展的前景时，隋树藩说，坐式排球于2000年正式被列入残疾人比赛项目，2003年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在雅典残奥会上夺冠，这不仅是我们从事这项运动的动力，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压力，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次赛事也是为2008年在我国举办的残奥会做准备，也是为了选拔运动员。我们寄希望于2008年！“ 我岳父多次为坐式排球裁判员培训班讲课。 2000年底，我岳父为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起草了《坐式排球等级裁判员评定办法》。该体协于2001年5月日，颁布了《中国残疾人体育裁判员等级制度(试行)》。2002年2月，中国残疾人体协发文：批准我岳父为协会A级裁判员，另外14人为协会B级，省级协会一级7人。 2001年下半年，国际残联颁布了《2001年﹣-2004年坐式排球竞赛规则》。我岳父根据译文修改成最新的规则，送交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印制下发，使今后的竞赛有法可依并与国际比赛接轨。2002年下半年，我岳父还起草了《坐式排球竞赛指导手册》，经6次修改后，打印并传真给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2006年9月，我岳父基本完成《坐式排球运动及竞赛裁判方法》的编写，参照健全人《2005—2008年排球规则》和国际残联《坐式排球2005—2008竞赛规则》的译文，进行文字修改，送交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2007年3月份，第七届全国残运会竞赛部将“坐式排球运动及竞赛裁判方法”，印成单行本，以“残疾人体育竞赛规则指导手册”的名义，供七届残运会坐式排球裁判员培训班上学习和在比赛中使用。 作为我国坐式排球运动开拓者之一，我岳父根据自己参与这项运动的经历与感受，还专门撰写了《发展中的坐式排球——坐式排球运动的兴起、现状与发展》一文，刊登在《中国排球》杂志2004年第1期，并被收入《残疾人体育研究——首届全国残疾人体育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选编》（主编王智钧，编者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之后被众多坐式排球研究者所引用。 2003年9月，“第六届全国残运会坐式排球决赛” 在江苏扬州结束后，要组建坐式女排国家队到日本参加残奥会亚洲地区选拔赛。我岳父提出建议：应让江苏队的盛玉红，以助理教练兼队员的身份进入国家队，到日本后如能通过国际残联权威分级医生确认其残疾级别，那对于我国女子坐式排球国家队来说，那绝对是如虎添翼。冲击残奥会女子坐排奖牌的实力和希望将大大增加了！ 我岳父的建议最后被接受，他的判断最后得到验证！在日本举行的残奥会亚洲地区选拔赛上，以上海队员为主并选入了江苏队的盛玉红、谈建华等队员组成的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以第一名的战绩荣获参加2004年在雅典举行的第12届残奥会坐式排球竞赛的参赛资格（盛玉红也被国际残联(WOVD)权威医学分级女博士“切尼”确认为终身的残疾标准），继而在雅典残奥会上，以仅失一局的成绩的优异战绩，获得被首次立项的女子坐式排球这个集体项目的竞赛冠军。 为宣传报道中国坐式女排队在雅典比赛盛况，《中国排球》主编杨玛利专门向我岳父约稿。我岳父撰写了一篇题为《自立自强、为国争光——我国残疾人女子坐式排球队勇夺残奥会冠军追记》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排球》杂志2005年第1期。主要内容是：继中国女排夺得第28届奥运会女排赛冠军后，中国残疾人女子坐式排球队在雅典发扬自信自强、顽强拼搏的精神，以七战全胜、只负二局的绝对优势获得第12届夏季残奥会冠军，这也是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女子坐式排球赛的金牌。她们以实际行动谱写了残奥会新的篇章，为祖国争了光。 由于2006年7月与12月，我岳父两次患病住院，也考虑到年纪渐大，从2007年开始，他不再担任有关排球比赛的裁判与技术顾问工作，但仍然牵挂着我国坐式排球事业，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举办期间，我岳父两次应北京电视台邀请，解说中国坐式女排队有关比赛。9月12日下午，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电视台，解说中国队与斯洛文尼亚的半决赛实况，结果中国队以3：0胜斯洛文尼亚队，取得决赛权。9月14日，再次到北京电视台解说中国队与美国队的冠亚军决赛实况，结果中国队以3：0胜美国队，蝉联残奥会女排比赛冠军。我岳父看到他们当年播下的种子，经过辛勤培育，现在结出了丰硕成果，心里一定感到十分欣慰。t 自那以后，直至2013年7月因病逝世之前，我岳父也没有停止过对坐式排球运动的关心与支持。比如，答复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同志的咨询，就坐式排球裁判员B级升A级和确定为B级，提出具体名单；为上海坐式排球已故教练乐融融与甘肃坐式排球现任教练马冬梅合写的《坐式排球》书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为其写序；为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举办的有关比赛提出建议；到顺义“中国残奥中心”，看望参加“2010年全国坐式排球锦标赛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预赛”的裁判员和各有关参赛队的教练、运动员，等等。 纵观我岳父的一生，既是为我国排球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也是为我们家人、子孙后代无私奉献的一生。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10年，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给予的一切。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根据我岳父的回忆文章整理） 2023年7月15日，北京甜水西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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