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_壹周记者李雪清 图_部分由海上博雅讲坛、UTC行家提供
陈丹燕眼里有一个渐渐消失的上海和另一个渐渐诞生的上海。听众的兴趣远不仅局限在和平饭店，周立波、上海女人以及在上海生活幸不幸福，陈丹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风趣而诚恳
讲座进行时，陈丹燕的新书《成为和平饭店》已经出版，所以这次她决定把那些与书有关、但没法写细致、却又不能让大家忽略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她想给大家看一些照片，谈自己的角度看见的东西。
孤岛时期的和平饭店
陈丹燕展示的第一张和平饭店的照片摄于1930年代。照片上一尊小小的英国领事的青铜雕塑，因为他奠定了整个上海租界的基础。雕塑背后就是全新的和平饭店。1929年，英籍犹太人沙逊出资建造“沙逊大厦”，底层西大厅和4－9层开设了当时上海顶级的华懋饭店。抗战之后，大厦被孔祥熙的山西裕华银行收购。1952年，上海市政府接管该楼，1956年作为和平饭店开放。1965年原汇中饭店并入和平饭店，2010年重新修缮后开业更名费尔蒙和平饭店。
美国记者豪瑟访问了孤岛时期的上海，他写了一本书，描述他看到的外滩的奇异景象。“当时整个世界都知道日本会拿下上海，而且日本人不会和租界合作，也就是说租界即将死亡。但就是在死亡气氛笼罩下，上海达到了经济和贸易的最高峰。”
多年后的一个早晨，陈丹燕在外滩看到了与这张照片相似的情景。一天早上6点，她去外滩找跳交谊舞的老人群。那天空气很好，没有污染，闪闪发光的阳光照得陈毅的雕像影子很长。“以前以为外滩已经在炸弹落下的时候死掉了，但它过了这么多年在一个早晨它又重新焕发生机重现。”
战争中的和平饭店
另一张照片中是和平饭店旁的南京路，上有一个巨大的弹坑。陈丹燕找到了当时就在附近的一个老人。轰炸时，老人才19岁，刚从南汇乡下来到城里，在大世界附近的洋行工作，那天正好被派去办事。看到那个弹坑，以及周围的断腿，老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个世界乱了”。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他的英国老板很快就被日本人关进了龙华的集中营，他丢了工作，就跟着一个犹太人卖肥皂。
到了1945年，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将输掉战争。这个老人一天在外滩公园看见盟军的飞机飞过。他立刻回家，买了只老母鸡，炖了汤送到龙华给他原来的英国老板。讲到这里，陈丹燕不禁和台下的观众一起笑了起来：“采访时，这个老人根本没想到这么做是不是很功利，相反他非常骄傲地跟我讲，‘看我多聪明！’他真的很可爱。”
轰炸时沙逊本人也在楼里。他很骄傲地说，自己压根儿不知道爆炸了，因为楼造得非常坚固，爆炸时晃动很小。其实饭店也受到炸弹的波及：入口处的玻璃板被炸了下来，里面吃冰淇淋的人被炸死了一个。
到了上海被解放前夕，和平饭店的顶楼成了国军的一个机枪据点，因为当时进入上海有两条道，其中一条就是经虹口—外白渡桥这里。一组国军的小队到了和平饭店顶楼，当时那里有个“塔楼俱乐部”，里面还有一架钢琴、一尊菩萨像。国军的军官非常冷淡地对俱乐部经理说，他们要征用俱乐部，因为顶楼有个阳台，让经理把客人撤走。拉机枪的毛驴也被拉到大堂。士兵还问经理：“哪里可以放我的毛驴？”经理表示不知道。结果上海解放了，那里也没有打出一枪一炮。
解放后的和平饭店
也许是身为作家的缘故，陈丹燕的观察很细致也特别。她去采访费尔蒙和平饭店现任总经理，发现他和华懋饭店的最后一任总经理有着一样的大鼻子——他们都是中东裔人。
1952年，华懋饭店关门，抵押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它直到1956年重新开张期间，都是上海市政府机关的办公地。陈丹燕的书出版后，一个老太太给她写信，告诉她自己1952年在财政局工作，就在和平饭店。那时他们不用冷气，夏天就靠开窗通风。但因为办公文件用纸很多，就用线拦在窗户上，防止纸被吹出去。“在书出版之后，会有很多人告诉你他们自己的经历。在这以前我没有能力采访到这么多人。”陈丹燕说，她想过几年出修订版，把这些人告诉她的故事都写进去。“大片的幽暗，我觉得是和平饭店最宝贵的东西，但现在一一没有了，明快敞亮。”陈丹燕不喜欢现在的和平饭店被修得灿烂辉煌。她回忆自己第一次去和平饭店是约莫在1984、1985年刚毕业的时候，陪人去听老年爵士乐的演出。“一进去，整个大堂响彻爵士乐的节奏。我就好像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那里特别黑，有奇怪的味道，仿佛大家躲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像我小时候偷偷听黑胶唱片的感觉。”而现在的酒店大堂，“缺少了与现实的抵触，变得非常商业化。”
九霄厅现在是吃西餐的地方，也是历届上海市长最喜欢的餐厅，因为它有个非常正点的阳台，对着整个外滩。它的墙面原是淡蓝色和金色的色调——契丹的基本颜色。为什么华懋饭店要叫华懋？陈丹燕认为这体现了沙逊那一拨人对全球化的想象，及他们对全球化中地方特色的强调。当沙逊想在上海建一个泰姬陵一样的酒店，“他其实是说，我要造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但它又要属于这个地方。所以和平饭店有很多契丹式的图案和颜色。但现在你只能看见白白的墙，它是世界上最乏味的餐厅。”
让陈丹燕念念不忘的还有改造前的老年爵士吧里的气氛。“它比现在长，长长的酒吧好像耗子洞。它的窗子不打开，酒吧不通风，会留着前夜的已经不新鲜的烈酒、香水和香烟味道。”英国套房里的老灯，如伦敦老酒店一般的昏暗房间，但现在都被整体提亮，也就失了原来的感觉。
显然陈丹燕不太满意和平饭店的改造，“好不容易花了80年老了，把老的拿掉，又新不了，还拿什么来吸引你？”对此，观众中有不同的声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问：“你的文化历史观有点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如果换了薛宝钗来，她会怎么保护？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委员会，来告诉我们什么应该保护？”陈丹燕诚恳地回答，城市像人一样在成长，有些东西是一定会消失的。我们要记住那些消失的，而不是把所有都保留下来，这需要集体的智慧。在什么应该保护方面，应该重视市民的声音，报纸副刊的读者来信，电台的call-in，这些都是好的城市气氛。“如果什么都由委员会决定，那是专制时代。”
曾经的华懋饭店门口
Q&A 陈丹燕=C
主讲人：陈丹燕
著名作家，擅写上海的风花雪月，新书《成为和平饭店》出版不久
壹:周立波被一些上海以外的人看做上海文化的代表，你觉得谁才是上海文化代言人？
C:上海文化非常多元，所以没人能代表上海，每个人只能代表它的一部分。周立波不代表全部上海，但一定能代表一部分上海。我听过他在兰心剧院的演出，讲过去吃乐口福，粘在牙齿上抠不下来，大家笑成一团，这确实代表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但周立波很讨厌班干部，调侃他们说倒票的黄牛小时候都是班干部。我觉得很好听，但是周立波讲完一片安静，就我先生喊了句：“哈刚！”——他小时候是大队长。
壹:上海在你的心目中具有什么地位？
C: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如果不当作家我就希望生活在一个简单的小地方过简单的生活。但作为作家，上海是我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城市之一。它混杂，多元，而作家需要别人的故事、外界的刺激。伦敦、香港、纽约也都很好。但上海是我的家乡，所以它在我心中占主要位置，但我不会爱它爱到别人不能说它不好。
壹:你在上海生活幸福吗？
C:在上海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上海是战场，谁会在战场上感到幸福？年轻人很可能想先上战场。我在虹桥路地铁站天桥看下班的人们，都好像战士刚下战场一样。东京、纽约也是这样。很多城市就是战场，你可以获得、征服，这也是人生乐趣。也许打赢了，你会有20分钟因成功带来的幸福感。幸福是心里的感受，我孩子小时候跟我说，“我特别高兴时屁股会发麻”，那是幸福。我很理解这种高峰体验就是屁股发麻的感觉。
壹:上海女生给人感觉有点洋气、有点娇气、有点嗲，你怎么看城市女性气质与城市的关系？
C:城市会因环境给人限制与自由。上海女性有自己特殊的东西。我在香港演讲，有女观众问，为什么你书里写的女人那么好，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上海女孩特别能抢别人老公。上海是提供机会的战场，有时是要靠抢的。上海女孩从小在这个竞争环境里长大，一定比在松散、边缘城市里的人更精明，过马路也快。但我也见过很多上海长大的女孩，很懂分寸。
壹:你怎么看待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
C:莫言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很为他高兴。他人很好。他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我在上大学，那篇真的写得很好。我小时候试过，把红萝卜切片放在阳光下，红萝卜心是闪闪发光的。1980年代有一大批作家，鼓励他们是肯定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探索。作家都希望被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学奖肯定，诺贝尔奖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奖，所以真的很为他高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