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华
清明节来了，城市墓地价格昂贵，甚至墓地单价超房价的现像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有记者调查发现，现在一些城市墓地每平方米价格远超过同区域的房产，比如，在上海嘉定区的“青竹园”、“长安墓园”等地方，占地一平方米左右墓地售价约5万元至8万元，而今年初嘉定区新开楼盘价格水平多维持在1-2万元/平方米的区间，墓地单位价格是房产的4-5倍左右。
而墓地的租期是20年，房地的租期是70年，以年均单位“居住”费用计算，墓地是房产的14-17.5倍。看样子死不起也并非耸人听闻之言。
众所周知，在大城市里，房价的主要成分在于地价，土地供应有限或人为制造短缺，是引起房价过高的重要因素。这一逻辑在墓地市场里同样适用。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政府为了有效解决死人和活人争地问题，早在80年代就开始推行殡葬制度改革，禁止土葬，改为火葬。一般而言，这一政策在土地紧缺、文化较开明的大城市接受度越高，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基本已实实现百分之百的火葬。
人死火化，装进一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按理说占不了多大地方，为什么价格会高到人们惨呼死不起的地步呢？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这个充满政府管制的行当，土地供应量低和使用效率不高。
了解这个行业的人知道，同样是火葬，骨灰存放于骨灰堂，与入地为安占上一块独栋土地，其价格相差巨大。单从《北京市殡葬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一览表》来看，前者是50块前每年，后者年租金是1500元/每平米，价格相差30倍。
这一差别，通俗的说就是人死了是住高密度楼房还是住独栋别墅的差别。而作为墓地的唯一供应方，供地是否充足？是选择多建独栋别墅，还是多建高容积率的楼房？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市场管制方的经济逻辑往往是通过制造短期，来证明管制的必要性和权力的含金量。去过墓园的人知道，在很多经营性墓园里，单独占地的墓穴相比集中存放的骨灰堂占地多得多，甚至在城市一些相当偏远的郊区，墓园以占地大，装修豪华的墓穴作为主打产品招徕顾客。
我们还常常看到殡葬管理部门官员贪污、受贿被查的案例，其中较为显著的有2010年，河南省登封市民政局殡葬所长耿新有因贪污62万被判12年。
墓地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极为相似，都面临政府对土地供应的管制，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市场开放程度更低，有的地方是由民政部门所属的国有企业直接经营。开发程度低，经营效率低，自然也会推高墓地的价格。
当然，我们不能假设政府部门对“死不起”问题一无所知。事实上，这些年人们常常也能看到，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两个主管部门对于墓地价高，殡葬服务收费高等问题三令五申，出台不少文件，大多是要求实行政府指导价格，价格要公示，上级要检查的管理模式，而没有直面供应不合理的真正问题。
如果真的想让价格下来，多建高容积率的骨灰堂，少建占地多的独栋墓园，并大力推行殡葬行业市场化竞争，墓地和丧葬服务价格自然会下来。只不过这不一定符合管制方的利益最大化。
政府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于商人角色太久了。最近有消息称，由于经济不景气，海南的房价下跌压力巨大，当地政府已约谈开发商，以后要停建小户型、高容积率的项目，转而多建低容积率的高端房地产。对于深度参与微观经济的政府而言，如果墓地价格下跌，相关城市政府是否是也会有类似的“高招”呢？
大呼死不起的人们，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更平民化的骨灰堂，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向往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占一块独栋墓地，这是价格高昂的需求基础。
而作为倡导“厚养薄葬”的政府，能否克制自己的逐利冲动，增加土地供应效率，让行业回归市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两方合力，才能真正解决“死不起”的难题。当然，由于独栋别墅式的墓地供应减少，今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占上一二平方米的墓地，将变得更加昂贵和奢侈，不过，那将只是极少数高端人群的需求，与民生大体无碍。
以寸金寸土的香港为例，90%以上的市民选择火葬，殡葬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骨灰存放地，从两三千元的一个骨灰龛到几十万元的永久土葬墓地都有，供需两端都能由价格调节。所以香港虽然也有天价墓地，但市民却不会高呼死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