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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婚礼后的第三天上午，西部诗人林染干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这天，他忙得不亦乐乎，满脸神秘地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波波婚前的全部通信进行了一次大总汇：自一九八六年春末到一九八九年夏初，他们彼此往来的信件总数已达到了整整一千封。除去最初由出版社转给林染的那封信外，他们的直接通信正好是九百九十九封。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正好对应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仿佛是诗神与爱神合谋，特意为一个中国诗人编排的一首爱的序曲。而我要讲叙的，也正是与这首“序曲”相应的一则美丽动人的现代爱情童话。
祁连山下的梦和来自西安的信
多年前，在祁连山下的西部小城酒泉，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大胡子男人做了一个相当天真的梦。他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故乡豫南平原，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某块高粱地。他将正在抽穗的高粱一棵一棵地折断，哪棵最甜就将哪棵献给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那个小女孩。小女孩齐耳短发，身穿水绿裙子，一双胖乎乎的小手老是一个劲地伸向他，仿佛不单是为了向他索取一根最甜的高粱秸……
大胡子男人一梦醒来之后才想起果真有这么个女孩，但她已经不小了，已经满十九岁了。而且正在上大学。那小女孩家住青海。
做梦的大胡子男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西部诗人林染。
其实，在此之前，他正全神贯注地躲在河西走廊尽头的流沙地带，写他的“新边塞诗”。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各大报刊上遍地开花。那时，全国的读者们都以为林染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既英俊潇洒又才华横溢。林染或许并不曾意识到爱神之箭已在暗中羞答答地瞄准了他的后心。
一九八六年四月。西安。十七岁的少女波波被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去书店里买了一本名为《敦煌的月光》的诗集，以缓解高考前夕的紧张。诗集中的关山大漠、雪峰以及敦煌的风光，激起了她对乌鞘岭以西那片神秘土地的向往，当然也引起了她对诗集作者的关注。读完这本诗集，她鼓起勇气给作者写了一封洋洋千言的信，却不知寄向何处。好在她注意到诗集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便在信封上写下了“重庆出版社转林染收”。
信在邮途辗转了一个多月才转到林染手中。拆开一看，满满的六页纸，字迹潦草得接近天书，内容却清澈见底，单纯得有如童话。林染将这封不同于一般的读者来信一连读了两遍，并很快给波波回了信。那时，他还以为波波是个聪明而又纯真的小男子汉。
林染和波波的直接对话由此开始了。
波波在此后写给林染的信中，饶有趣味地谈到了她曾经如何如何地打着背手向动物园里的小猴子问好，以及她曾经如何如何地给体育老师送了一块巧克力，她的体育方才及格等等。远方的林染以一个对等的朋友的身份倾听着，不时报以一番简约的回应。他感到自己的童心正在大面积地复苏，这正是一个诗人求之不得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内心里将波波视为一个可爱的孩子，他想，在不断物化的现实世界，能持久地同一颗未被污染的心灵交谈，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波波冷不丁地寄来了一张照片，那圆圆的少女的脸蛋，才突然使林染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林染的眼里再次浮现出那个高粱地里一个劲地向自己伸着小手的女孩的面影。他自嘲似地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好你个林染，臭美！
小插曲之一：守株待兔
我要说明的是，林染在跨入不惑之年的同时重返伊甸园，并非出自他的刻意追求。众所周知，这个粗壮的西部汉子平日里总是沉迷在阳刚厚重的“新边塞诗”的建构之中，对儿女情长之事的反应有着天生的愚钝。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后来一脚踏进了大学校门的波波对他产生了这样的感情：起初是敬佩，继而是信任，接着便是依赖和寄托。少女波波似乎看准了林染这个人，故而想到要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但是，圆头圆脑的诗人林染似乎还不敢想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层面上去。
在西安读中学的波波和在西宁上大学的波波相比，心理素质已有了明显的长进。她终于敢同林染正面地谈论爱情这个话题了。她在信笺上贴着从校园里偷采的各色花瓣，在信封四角写上“
阿弥陀佛”四字。她虔诚地祈求每一封信能平安到达目的地。她几乎每天都给林染写信，将诗人的心弦拨得悠悠扬扬，林染也不敢怠慢，一封一封地回复，稍有事情耽搁，波波的又一封信便追了过来，每每使他退居守势。
林染最欣赏“坐井观天”和“守株待兔”这两个成语。在诗坛，他坐井观天，无视一般持有良好竞技状态的骄矜风雅的歌手而独自扯开血性的嗓门，一曲高歌，举座皆惊；在情场，他守株待兔，本色相见，无须设置任何虚伪的感情圈套，却不料无意插柳柳成荫。
血和泪的第一次约会
不过，在林染的恋爱史上，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当波波最初向他表达爱意的时候，林染着实有些犯傻。他既不敢拒绝少女那不含杂质的爱，又不敢大胆地迎上去。这大约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已进入不惑之年，似乎不配充当一位纯情少女的白马王子。他显然是有些自惭形秽。他于是回了一信，大意是要让波波理智一些，不要盲目地轻信一位诗人，更不要以为跟了一位诗人就会过得幸福。林染曾反复地描叙过自己的形象：壮壮实实、衣衫不整、胡子拉碴、剃着光头......也就是说，他在忠告波波，林染的形象很“不可思议”。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波波用她一往情深的爱，去“偷”大胡子林染那颗扑扑乱跳的心。
林染和波波终于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林染抒情诗选》，书稿本来可以邮寄，但为了去看波波，林染便打算亲自将书稿送往西宁。临行前，林染写信告诉波波“接头暗号”和自己的装束：灰色贝雷帽，黑呢大衣，衣领上别着一枚《星星》诗刊所赠的纪念章。
初春的青藏高原依然西风凛冽。林染庄严地朝西宁站出口走去。认识林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从不修边幅的诗人，连衣扣都很少能扣得风平浪静。而今他一反常态，将自己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装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像丰收后翻整过的土地；衣服穿得有款有目，仿佛刚刚发迹不久的个体书商。在出站口等待多时的波波一眼就认出了他。波波慌乱地接过他的提包。林染一时语塞，便慌乱地掏出一支烟，划火柴的手指抖得比受刑的犯人还要厉害。
波波后来在日记里这样记载了她对林染的第一印象：“他的脸黑红黑红的，牙齿也不白，也不说普通话。”
在西宁，波波成了林染的临时导游。他们去了塔尔寺和老爷山。老爷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他们便在山顶上写了一封短信，以火化的方式寄给了传说中的“娘娘”。但是，娘娘并没有保佑他们的爱情顺利进展。
当林染将书稿交到出版社后，青海诗界的名士们设宴为他接风，把个性情直爽的林染灌得大醉。林染回到宾馆呼呼大睡，直到一个脸盆夹带着一盆冰水砸到他脸上时，他才惺松地听到他未来岳父大人的严正警告：“你这个坏蛋，拿诗来勾引女孩。限你马上离开西宁，否则还要揍你！”林染不能动弹，只得躺在床上，任鲜血在脸上横流。
次日早上，林染才得知未来的岳父不仅打了他，还一拳将波波的下巴打裂了口。波波被送进了医院，其父母昼夜把守，不让她走出院门一步。林染不知道波波被囚于何处，只好耐心地等待她从天而降。
一日清晨，波波突然气喘吁吁地出现了。她对林染说：“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父母天天在医院监视我。你先回酒泉吧，我一毕业就去找你。谁也阻挡不住我爱你，我为你活着！”波波哭着塞给了林染一个手绢，匆匆回了医院。手绢里包有一块桔子糖和两颗念珠。她还塞给了林染一封长信。
林染在回酒泉的列车上打开了那封信。信说：“亲爱的，我们都坚强一些吧！你高兴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为你一个人活着……我是为你哭为你笑为你生为你死的波波……”读到这里，林染的眼泪哗地一下就决了堤。这个雄赳赳的西部汉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乘客的注目，他于是换了一节无人的车厢，肆无忌惮地啜泣了起来。
据林染透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为情而流泪。
我们应该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一个诗人的泪意味着什么。
小插曲之二：抬花轿
两年后，波波如愿以偿地做了诗人的新娘。婚礼那天，林染将录音机音量开到最大限度，反复播出《抬花轿》这支喜气洋洋的吹打乐。初为人妻的波波虽然没有坐上真正的花轿，但诗人林染的一双大手，才是最令她感到安全可靠的花轿。一只名叫黑旦的鸽子站在林染的手掌上，林染命令它：请点头欢迎女主人波波！
鸽子黑旦果真就像绅士一样，向它的女主人波波点了点头。
洞房花烛夜，林染久久地亲吻着他娇小的新娘。
林染说：“我很穷，中国的诗人都穷，我给你买不起金项链。”
“和你在一起当穷光蛋也是好蛋”，波波含泪幸福地回答道。
接着，她又告诉林染，“下一辈子我还给你当新娘。”
需要插叙的是，作为“新边塞派”的代表诗人和主要理论家之一的林染，在一九八六年以前，他极少涉足爱情诗，“用诗勾引女孩子”的罪名显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在此之后，林染理所当然地写起了爱情诗。他《写给波波》的系列诗篇不知迷醉了多少读者，并不知不觉地被读者们摘抄、传诵，有的甚至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更值得寻味的是，一九八七年度，中国新诗研究所对诗坛现状调查的资料表明，“林染是当年最受欢迎的抒情诗人。”他的爱情诗几乎和他的“新边塞诗”一样，在海内外具有同等的影响。
倾听诗人的心跳
据我所知，婚后的林染基本上履行了他最初的诺言。这个诺言实际上就是林染写在波波日记上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心愿不是让你感到我是诗人，而是让你感到快乐。”
自从身边有了个波波，林染再也不敢剃光头了。因为波波曾笑嘻嘻地说过，她最不喜爱的形象，就是脑袋上不含蓄的形象。林染只有眼巴巴地怀念起他的光头岁月来。现在，他已有了一头比胡子更乱的毛发，雨水一淋，便奇痒无比。他只好取出一顶窄边礼帽戴上，活像一名美国西部牛仔，波波一看，乐得拍手称快。后来雨停了，他照样戴着帽子，只要波波开心，他可以一连戴上几天，并神气地打着背手在家中踱来踱去。
由于林染的工作可以不坐班，他们便常常过着那种昼夜颠倒的日子。每天下午，林染睡得半醒时，波波便一把将他拉了起来，说：“染爷子，来，让洒家给你穿袜子！”她学着花和尚鲁智深的腔调自称“洒家”，觉得自己挺威风的。袜子套住双脚之后，他们一唱一和地互道：早安！然后，各行其事。
波波把家务料理得天衣无缝，林染便一心一意地看书，写作或翘起二郎腿喝茶、看电视。林染变得孩子一样天真淘气，惹得波波吃吃窃笑。他们小小的屋子里允满了温馨。
林染也有严肃认真的时候，譬如给波波联系找工作，五个月中，他骑车跑遍了酒泉城，甚至还干了平生最不屑的行贿勾当，白送了人几百元钱的烟酒。最后，他不得不背了一大包载有其作品的外文报刊，直接找到某行署专员的门下，专员才亲笔为“中外闻名”的诗人林染批了张条子，波波才被安排到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此后，他们继续过着童话般的日子。
受林染的影响，波波也开始舞文弄墨，不时有作品见诸报刊。去年，新加坡作家方然先生给我寄来一本《热带文艺》杂志，随手一翻，我便看到其中有波波一首写草原的诗。不仅如此，就连西北名刊《延河》也发过她的散文小辑。
正如林染所说的那样，在他们的生活中，欢乐始终是主要的。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和台湾诗人汪洋萍先生去酒泉见过林染夫妇。我们走后不久，他们的枕边便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天使。林染原姓赵，便管新生的女儿叫赵歌。小赵歌张着小嘴叽叽喳喳的，像一只小鸟。接下来，他们又在酒泉市内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弄了个像模像样的书房，八个大书柜威风凛凛，很是壮观。林染急不可待地将这些消息通报给五湖四海的朋友，让朋友们共享这份快乐。
此时此刻，波波虽已成为母亲，但看上去仍是一张娃娃脸。她喜欢将耳朵贴在林染的胸口上，倾听诗人的心跳。
“跳得好听吗？”林染问。
“好听！”波波回答。
“这全是为你跳动的！”林染抚着妻子的齐耳短发说。
此时此刻，秋风正沿着河西走廊渡到了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推开了他们忘了关好的窗子。
一九九五年的第一缕秋风再次让诗人激动。
（原载1996年《新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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