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商教育有道富二代全成大器

我是明月 201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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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氏演义

大行商教育有道富二代全成大器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富不过三代”，从古至今，一代创业，二代挥霍，三代败光的现象屡见不鲜。当下诸多骄奢成性，屡屡犯蠢“坑爹”的富二代，不过是给这句俗谚提供了更多现代版的注脚而已。然而，在两百年前的广州西关，有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巨贾，不仅赚钱能力一流，而且治家有道，教育有方，不仅 “富二代”全成了大器，甚至“富三代”、“富四代”里，也屡屡有人考中翰林、得中举人，至于诗人、画家、教育家、书法家更是层出不穷。这个富商不是别人，正是十三行时期的行商首领——同文行行主潘振承。潘振承是如何白手起家，创造财富传奇的呢？潘家的后代又是如何个个都成大器的呢？在如何避免富二代“坑爹”这一历史性难题上，潘家的故事又能给今人什么样的启迪呢？且让我们翻开史料，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传奇开场

潘振承白手起家同文行声名鹊起

要探寻潘振承对后代的教育之道，咱们先得从他的个人经历说起。与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一样，潘振承的创业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十分艰难。根据潘家第八代后人、著名学者潘刚儿的记录，潘振承出生于福建同安一个贫困农家，打小缺吃少穿，穷得叮当响。1728年，刚满14岁的潘承振就成了一个船工，学着自个儿挣饭吃了。要想保住饭碗，小小年纪的潘振承必须得经得起繁重的工作，看得懂东家的眼色，弄得清复杂的人情世故，并学会与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交道；而要想在风高浪险的海上存活，就必须有极强的风险意识，只有时刻准备应对危机，当危机真的来临时，才能死里逃生。都说年少时的苦难是最重要的人生财富，说句实话，那也只适用于聪明人，因为只有聪明人才能从苦难中得到历练和感悟。潘承振恰恰就是这样的聪明人，这些经验将成为他从商后最宝贵的资本。

潘振承的商业生涯是从南下菲律宾开始的。十三行行商之一——天宝行行主梁经国后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梁嘉彬所著《广州十三行考》一书引述了《潘氏族谱》的一段话，称潘振承“往吕宋国，往返三次”。最初的商业冒险应该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经济上的成功，否则，他也不必在后来投靠广州一家陈姓洋行，屈尊当“职业经理人”了。不过，潘振承强大的学习能力在菲律宾再次派上了用场，他学会了说一口带有浓重闽南味的英语，这无疑又是助他创业成功的一大利器。

潘振承应该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职业经理人”，根据《广州十三行考》的记载，那位陈姓行商对潘振承的工作非常满意，因此把洋行事务全权委托给他。几年后，陈姓行商赚了大钱，决定淡出江湖。这个时候，潘振承也有了一些积蓄。独立创业的时机成熟了，他向朝廷请旨，缴纳牌照费用，创办了同文行，时为18世纪40年代初，正是乾隆盛世，“一口通商”的政策使广州极端繁荣，同文行生逢其时。

同文行如何一步步扩张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知细节，但根据常理推断，潘振承出色的外语能力、精明的商业手腕，和注重诚信的态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潘振承苦心经营20年后，同文行已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既爱又恨”的交易对手。当时，潘家几乎垄断了广州的生丝出口，英商不去找潘家，就很难买到生丝，而潘承振又坚持现金交易，不许英商赊欠，这给英商造成了很大的资金压力。直到潘振承死后，其继任者同意一部分货款可由伦敦支票支付，英商才算松了一口气。

与伍秉鉴善于培植美商这支初来乍到的潜力股不同，潘振承几乎只与来自瑞典与英国的商人打交道，这种更为稳健的做法也许与其强烈的风险意识有关。不过，同文行的茶叶质量一向口碑极好，如果洋人买到的茶叶不合格，潘承振二话不说，马上退赔，有一次单笔退赔的数额就高达1万两白银。这样的售后保障无疑给洋商吃了安心丸，因此虽然同文行的茶叶卖得比别的行商贵，但洋人还是愿意上门大笔采购。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振承已逐渐成为行商中的首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潘家精明的商业手腕“耿耿于怀”的同时，也不忘称赞潘振承是“公行的大人物，行商的巨头”。

教育有道

富二代学得更苦仨翰林同出一门

股神巴菲特在投资事业上有个黄金搭档，名叫查理·芒格，芒格有句至理名言：“反过来想，永远反过来想。”当别人满眼只有利润的时候，他却会反反复复评估风险，尽量使其变得“可计算，可控制”。这一份审慎和智慧，令股神本人都钦佩不已。潘振承的智慧与芒格有得一拼，他虽然没留下“反过来想，永远反过来想”这样的名言，但自始至终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我们在上一期的“档案解密”里也说过，当年的行商做生意，很多时候都是在官府和洋人之间走钢丝，与洋人的生意时时受到国际形势的左右，远在西欧的一场战争可能就会瞬间使价格发生巨变；与官府的交道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一方面，行商要对洋人的各种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官府会以各种名目向行商伸手要钱，略微答应得迟一点，惹恼了权贵，那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虽然史料中找不到潘振承是如何处理此类危机的记载，但他的继承人潘有度的确有一次差点面临绝境。1801年，北京永定河泛滥，朝廷下令赈灾。潘有度本来已捐了5万两白银，但时任粤海关监督佶山还要他再捐50万两，潘有度实在觉得不堪重负，反复思量后，告诉佶山只能再多捐10万两。佶山恼羞成怒，决意向朝廷弹劾潘有度。一个小小行商如果得罪了当朝天子，其结局可想而知。后来幸亏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两大巨头出面调停，佶山才没有得逞。试想，假如潘家平常没有注意编织一张对家族的保护网，这场横祸大半躲不过去。

对潘承振来说，要想在风险重重的大环境下保证商业上的成功和家族的安全，手头就一定要有得用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使他们扛得起重担，担得起大任。潘家自来就有“奉姑就养楚庭侧，日课女红夜仍织”的家训，潘振承的几个儿子一满5岁，就得进入家塾苦读，他的二儿子潘有为就曾留下“五岁就傅授我书，冀我奋作千里驹”的诗句。当然，财力雄厚的潘家，请来的老师也是岭南数一数二的名士，但孩子们要是不好好读书的话，估计一样会挨师傅的板子。出一个薛蟠一样的败家子，实在是潘家承担不起的奢侈。

潘家的富二代个个发奋苦读，但父亲给他们的使命各有不同：其中既得有人接过他的担子，操持同文行的一整盘生意，还得有人苦攻科举，争取入朝为官，承担起保护家族的重任。虽说官帽子也可以用白花花的银子买，但买来的官职其实并没多少含金量，只有走科举才是正途。

潘振承关于后代的这一盘棋下得很成功：1770年，他的次子潘有为考中了举人，两年后又考中进士，之后还当上了内阁尚书，并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点校。潘有为入朝为官，大大方便了潘家与各界名流结交，各位地方大员也要对其客气三分，与潘府私交密切的人中更有不少是这些地方大员的智囊。很多时候，潘家得通过他们获得各种至为重要的信息，以此来评估风险和机遇。

潘振承的另外一个儿子潘有度则成功地继承了同文行的全盘生意，潘有度有着与他父亲一样稳健的风格，虽说同文行的财富已是十三行之冠，但他还是设法使自己排在其他两个行商之后，以免树大招风，只是后来位居前列的两个行商先后破产，潘有度才勉为其难地承担起了“首商”的责任。根潘刚儿、黄启臣和陈国栋三位教授编著的《潘同文（孚）行》一书记载，英使马嘎尔尼出访中国时，曾分别与潘有度与另一位行商石中和见了一面。他发现潘有度不过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白色半透明的顶子，而石中和却戴了个富丽堂皇的水晶顶子。马嘎尔尼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缘由：潘启官（潘有度的商名）比较审慎，而石鲸官（石中和的商名）却很爱炫耀。后来，石中和因为挪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巨额资金，被官府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下场十分凄惨；而在潘有度的尽心呵护下，同文行的生意虽然也时有波折，但多半有惊无险，从未陷入真正的窘境。在这一点上，潘有度也有着与查理·芒格同样的智慧，他竭尽全力，使各种风险“可计算，可控制”。芒格自嘲是“两脚书橱”，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各种智慧，潘有度在这方面也不比他差。当时的知名学者、林则徐的智囊之一——学海堂堂长张维屏曾说潘有度“暇日喜观史，尤喜吟哦”，这当然也得归功于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

潘家有出息的富二代并不只潘有为与潘有度两个人，潘振承的小儿子潘长耀也颇有商业才能，后来自立门户，创办丽泉行。丽泉行的生意一度十分成功。后来，因为被美商拖欠巨额资金，潘长耀还曾一纸诉状，告到华盛顿，打了一场国际诉讼。

在潘家，不仅富二代的表现十分出色，富三代、富四代里也多有成功之辈。据潘刚儿教授统计，潘家后代里出了三个翰林、五个举人，而载入近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者更多达20人，说是满门书香，真的不一点都过分。笔者虽然见识短浅，但真心觉得只有这样注重教育的家族，才当得起“名门望族”这个称谓，至于现在一些稍微有俩钱，就把孩子纵容得不行的有钱人，哪里当得起“贵族”这两个字？等到了孩子“坑爹”的那一天，他们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潘氏家族树

第一代潘振承（启官一世）

白手起家，创办同文行，苦心经营20多年，同文行跃居为十三行首富，潘家最盛时总资产规模达6亿法郎之多。

第二代潘有度（潘振承第三子，启官二世）

潘振承的继承人，负责打理同文行的全盘生意，风格低调稳健，多次成功避免危机，成功维护了同文行的首富地位，且颇有学养，是曾获美国“麻州农学会”会员资格。

潘有为（潘振承次子）

1770年考中举人，两年后又考中进士，曾官拜内阁尚书，并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点校，与岭南诸多名流颇有交往。

第三代潘正炜（潘有度四子，启官三世）

自幼勤学善书，曾中副榜贡生，嗜好书画、碑贴的收藏与鉴裁，是广东有名的鉴赏家。本无志从商，因朝廷强令，成为同文行继承人，将生意全部委托给堂兄潘正威打理。

第四代潘士成（潘正威之子）

行走政商两界，成为晚清有名的富商巨贾，目光深远，曾出资引种牛痘，并自行投资研制水雷，其主持修建的别墅“海山仙馆”呈一时之盛。他还主持刻写了《海上仙馆丛书》，收入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合体新论》等一大批科学著作，为传播科学新知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代潘宝鋆、潘宝琳（潘正炜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