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彻底消除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上海市政府决定今年6月30日正式关闭该市场。襄阳路市场从1984年起步逐渐走向兴旺，而在最兴旺时却突然面临死亡，这22年的沉浮给我们的启示是惨痛的。 6月30日晚，9时30分。 上海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在风风火火了6年后，终于随着市场监管人员的“营业已结束”的催促声中关闭了，并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这个市场的最后24小时的谢幕演出中，有人急于抛售、有人来淘便宜货、有人恋恋不舍、有人已经筹划好了未来…… 襄阳路市场的前身 1984年9月，上海第一个个体服装市场在华亭路诞生。最初，华亭市场的小老板们从石狮、厦门、深圳等沿海地区进货。以后，华亭路服装也打出过“出口转内销”的牌子，同时江浙两省成为其主要进货渠道。一些聪明能干的小老板不仅是出色的经营者，还善于随机应变，自己设计、制造服装。他们能够准确测定流行趋势，迅速制成产品投放市场，抓住销售时节，并适时进行各季服装的定样生产。华亭路的服装逐渐形成“新、奇、特”的特色。1985-1987年，华亭路的个体户平均每人每年投放新产品数十种，整个市场则每年推出新产品达几千种，令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国有名店望尘莫及，上海十大商场的经理们曾集体前来向小老板们取经。 逐渐地，华亭路的摊位多达400多个，这还不包括50多个光有执照没有摊位的流动摊贩，仅有732米长的华亭路被挤得满满当当。平时，每分钟的人流量约150人，每天平均10万人次，节假日里还要翻一番，成了上海人气最旺的一条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裤”、“阿美裤”、“高子衫”、“文化衫”、“工装裤”，起源地就在华亭路。这里的服装有的是外销名牌服装加工的剩余产品，有的是驳样仿制的国际最新款时装，无论从做工和质地上看，都可算一流，跟专卖店里的名牌没什么两样，消费者自然就“情有独钟”。到华亭路购物的人不仅有时尚青年、年轻白领、文化界人士，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正如著名时装设计师乔依依所说，许多模特儿、设计师和青年男女到华亭路去，就是感受最“酷”的流行趋势。华亭路摊主们的眼光已变得成熟了，练就了一副好眼力，能准确判断出服饰市场的最新卖点。 华亭路不仅仅是沪上时尚人士津津乐道的地方，还吸引了老外们。华亭路附近有好几个外国领事馆，从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领事馆，步行到这里只需10来分钟，于是领事馆官员以及高级洋打工、外国留学生和观光者，也成了华亭路服饰的“拥趸者”。他们见到华亭路上的世界名牌，非但做工道地，而且价格通常只有市场价的1/4时，简直傻了眼。于是，每人七件、八件地打包带回国。一传十，十传百，华亭路扬名国外。曾有调查结果显示，每100个光顾华亭路的人中至少有40个是老外。许多香港人、日本人随团来沪旅游，特意点名要去华亭路购物。不少欧美人只要一到上海，华亭路必定是他们一个重要的旅游购物景点。 但由于地铁施工等原因，华亭路服饰市场于2000年5月搬迁到仅一条街之隔的襄阳路。 卖假货却零投诉 襄阳路市场自建成后，不时受到执法部门的“关照”，规章制度定了一大串，但市场里的冒牌商品总是“整”而不绝。原因何在？消费者买冒牌货不投诉，商家的商标权遭侵犯不追究，市场监管部门道出了其中的“盲点”。 襄阳路市场共有900个铺位，被仿冒的商标涉及到的有阿迪达斯、登喜路、华伦天奴、飘马、奥米茄等国内外各类知名品牌近200个左右。市场建成以来，消费者买冒牌货的投诉几乎接近零，反映商品质量问题的投诉也仅在0.6％左右。消费者不投诉，可能是因为买到了便宜的名牌商品(尽管是冒牌名牌)，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受侵犯的商标持有人也不追究。 有的被侵害方怕打官司太麻烦，主动放弃起诉；有的企业认为市场出售的衣服、手表价格低不值得兴师动众；更有一些厂商不追究侵害责任是从广告效应出发，放弃了追究。一位“经验丰富”的经营者说，一个品牌被广泛仿冒、受到侵权的同时，也会促进该品牌的“推广”。也有些世界著名品牌价格太贵没多少人用，知道者甚少，一旦有人仿冒，这个品牌就会“家喻户晓”，市场的知名度便会迅速“提高”。 在工商部门组织的多次突击整治中，由于消费者不投诉、被侵权人不追究，执法人员对查出的问题只能作没收及罚款处理，并依照商标法，对被侵权的商标标识或剔除或予以销毁。 同时，襄阳路市场还贴出英文告示，告诫外国游客不要买襄阳路上没有质量保证的假货。市场广播里也不停用中英两种语言轮流播放，希望消费者不要买假货以免受骗上当的告诫，但效果并不明显。尽管工商部门查得紧了，市场里明目张胆的售假现象有所收敛，可是由于各地“慕名而来”的消费者源源不断，各类售假商贩依然如故。 很多消费者虽然认同侵权对改善消费环境不利，但仍愿意去襄阳路“淘宝”。吴丽刚从大学毕业时，常去襄阳路买假名牌。她说：“其实所谓真假名牌之间也没有很大的差别，至少在我看来大多数原料还是差不多的。”在她工作的公司里，很多外籍人士也喜欢去襄阳路市场购买假名牌。“每次我去德国出差，总公司的德国人就会到商店拍下最新款式的手提包，然后要求我到襄阳路买同样款式的手提包带给他们。” 市场无需畸形繁荣 2005年4月，上海市工商局召开上海商标专用权保护工作圆桌会议，会上公布了2004年十大商标侵权案件， 2004年有1104件商标违法案件被查处。市工商局商标处处长邢冬生坦言，“最让人头痛”的仍旧是襄阳路市场，而众多小区里的“空壳”公司则是暗藏隐患之处。据统计，上海有近九成的商标侵权案件发生在流通领域，襄阳路市场则成了“举世闻名”的售假集聚点。 2004年10月25日，市工商局发布《通告》，在全市服饰和小商品市场开展禁售“LV”等40件涉外高知名度商标的工作。此后，市工商部门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共计出动执法人员9058人次，检查市场摊位66313个(次)，扣留和封存假冒侵权商品54709件，清退售假摊位6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2件，涉及人员3人。市场内的售假行为得到明显抑制，但襄阳路仍旧是个最让人头痛的地方。因为售假活动已经由市场内转移到周边居民窝点中，各窝点之间形成“网络”状态，互通消息，而工商对于这些窝点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是不可任意搜查的，这些都给执法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上海的襄阳路市场及周边地区，因出售假冒世界顶级品牌商品现象较为严重而备受海内外关注。上海知识产权局局长陈志兴说，有关襄阳路市场的去留，是2005年年底举办的中美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的讨论焦点之一。一个市场的沉浮命运，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作为上海最重要的商业场所之一，该市场每年营业收入四五亿、税收近两千万；作为仿名牌产品的集散地，襄阳路市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更是有着“平民时尚地标”的意味。对这样一个既有商业价值、又有一定“文化” 内涵的市场，政府要做出撤销的决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一方面，它表明了打假的决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恐怕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若非屡禁不绝、若非“打假”已成“猫鼠游戏”，我们又何尝愿意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关闭襄阳路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考虑，它告诉全世界：如果襄阳路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畸形繁荣。 后襄阳路时代如何打假？ 襄阳路市场关闭之后，市场里900个商家及3000多“黄牛”都将转移到七浦路市场、城隍庙市场、大渡河路市场，有的“黄牛”公开在襄阳路市场发名片：今后到七浦路3楼某某号找我。 关闭襄阳路市场容易，但要关闭人们心中的“襄阳路市场”却很难，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假货不可能就此杜绝。如何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正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襄阳路市场的繁华提醒人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 从柜台前到柜台后，从市场内到市场外，从实体市场到虚拟市场，假名牌从“地上”卖到“地下”，售假者始终和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面对暗流涌动的售假行为，如果没有一支有力的监管力量，难保不出现另一个襄阳路市场。 纵观襄阳路市场现有的打假格局，多头监管的局限性已经显现：查处售假行为，主要由工商部门承担；拉客“黄牛” 的管理，落在城管部门身上；至于要进入市场周边的售假窝点，则须请公安部门出马。也就是说，如果要从市场周边环境到市场内部进行一次彻底监管，就必须三个部门联合行动。尽管类似的联合行动已经有过不少，但要想在第一时间形成这样一支监管合力，或者在日常巡查中保持这种合力，依旧存在障碍。而这，却为制假售假者在窝点被端后的“回潮”留下了空间。 提高打假的效率已经刻不容缓。现在的打假，更需要一支长期的“什么都能管”的执法队伍，将原先的突击联合打假变成常规行动，形成“一露头，就能打”的监管强度。 就目前来看，外国政府及企业所反映的服装小商品市场售假最严重的问题是“屡禁不止”。他们对政府部门依据商标权利人的投诉查办商标侵权案件的效率是满意的，而且每件投诉也都有回复，工商部门确实具有网络健全、程序简便、快捷高效的优势。但令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在一个市场内“天天打假”却仍然“天天售假”，甚至还出现了市场经营单位为商家售假通风报信的情况。 造成市场售假“管不住”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和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有关，和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也有关系等等。但不能回避的是，售假“管不住”的现象确实反映出工商部门对市场的控制力还远远不够，行政执法还没有对售假者形成足够的威慑作用。 近两年来，虽然工商部门对市场经营单位的监管已经有所强化，但总的说来，力度还远远不够。目前，工商部门需要把商标监管工作的重点从对商户的监管，转变到对市场经营单位的监管上来，在追究违法经营商户责任的同时也要追究市场经营单位疏于管理的责任，在关闭市场的办法之外寻找一种实现商标保护的长效机制，达到对市场的有效控制。 2005年，北京市工商局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分别对西城区、朝阳区的部分市场经营单位故意为经营者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隐匿等便利条件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对全国的市场经营单位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包括追究市场内售假者的刑事责任，这也是解决市场售假问题的重要手段。2005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生产销售假冒商品和非法经营罪案件3567件，审结3529件，分别比上年上升了27.9％和 28.3％。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已得到了明显的成效。 国际品牌“LV”女包平均每只市场价格人民币8950元，而在家乐福超市促销的侵权女包仅售49.9元。此案从开庭审理到宣判只有两天时间，上海第二中级法院院长沈志先亲自担任审判长，家乐福仅仅销出3只假LV包，获利36元，法院却判决家乐福赔款30万元，相当于平均售一只女包赔10万元。沈志先表示，作为国际知名品牌，原告真品女包质量上乘，平均每只价格高达人民币8950元，而被告促销的侵权女包仅售49.9元,价格低廉，必然给原告涉案注册商标的良好声誉造成严重损害。由于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和原告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商标的声誉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被告应承担的上述赔偿数额。 有意思的是，在上海各有关部门在大力进行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同时，大洋彼岸，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邀请一起招待胡锦涛主席的贵宾名单中，还包括了“星巴克集团”董事长霍华德·施瓦茨。比尔·盖茨之所以邀请施瓦茨，是因为星巴克集团今年1月刚刚在上海打赢了一场商标侵权官司，获得了62000美元(约5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桩案件被国际跨国企业视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尊重知识产权的象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