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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回到上海，我们就住在南京西路今中信泰富对面的一幢老公寓，该公寓有幸属煤卫独用的居所。回忆我的童年，好像总与那股淡淡的来苏味皂香和微辣的痱子粉的味道有关。特别暑假时分，痛痛快快地洗完澡，带着一股很卫生的浴皂（我们小时候称“药水肥皂”）香味，然后极不情愿地被在额头和颈脖处抹上一层雪白的痱子粉，换上一套干干净净的方领衫，拿着一把蒲扇，就到阳台乘风凉了，等着开西瓜。那时节，开西瓜可是一天中很期盼的。 但到了冬天，洗澡就变得没有那样悠闲了。虽然我家的浴缸和洗脸盆上各有两个水龙头，龙头上一个标着C（冷水），一个标着H（热水），但那个H龙头永远没有一滴水出来。听爸妈说，以前确有热水二十四小时供应，整幢公寓里设有一个庞大的锅炉房。自从抗战开始，煤炭紧张，就再也没有热水。以后也没有了。所以，即使住上煤卫独用的房子，冬天洗澡也要大劲动：先去老虎灶叫一担水，记得是3毛5分钱一担，妈妈总是另付1毛5分给挑水的师傅，这1毛5分钱包括小费和师傅回头再取桶的劳务费。这可是个累人又危险的活，挣的是辛苦钱。老虎灶就在近在咫尺的陕北菜场附近，热水盛在两个硕大的木桶里，为保暖上面盖着蒲包。先将四分之一桶滚水倒入浴缸，因为天冷，再加浴缸本身也是冰冷的，因此不能加太多冷水了，所以浴缸的水也只是浅浅的，现在想起来洗得一点也不煞爽。尽管水蒸气弥漫了整个浴间，看着温暖，其实温度还是不够暖和的。爸爸总是第一个下“海”，然后是妈妈、哥哥，最后是我。因为越到最后，浴间的室温越高。现在想起，父母之爱从这小小的细节都充分流露，真是十分甜蜜美好的回忆。为了怕水冷掉，洗澡的速度必须很迅速，根本没有泡澡的享受。因为冬天洗澡的动作实在太大了，所以要每隔一周十天才能洗一次，而且要预先张扬，以保证一家四口在举行“洗澡仪式”的那一天都准时出席。 文革十年，先生家扫地出门，我们在一间14平方米的假三层（有一边天花板是斜顶的）蜗居。原屋主是赫赫有名的会计界泰斗立信会计学校创办人之一，人称“尚公”的诸尚一先生。原来独住一幢的尚公夫妇被紧缩到一间房，一下子搬进了四五户人家，房子虽属钢窗蜡地、煤卫齐全，但氵大浴间是公用的，苦不堪言。试想一下几家人家共用一个浴盆有多恶心，多不卫生。我们就采用了广东人冲凉的方法，穿着拖鞋站在浴缸里淋浴，当然这似乎有点违反公德，但也是迫于无奈。不幸中的大幸，是和尚公做邻居的那几年，对我日后的做人和写作，受益匪浅。 70年代末，衡山饭店率先开始向社会开放，而且可以半天起算。以前上海的星级酒店是只向港澳同胞、外宾及高干开放的，老百姓即使出了钱也没资格住。记得那时一天的房费好像是五六十块，上海人就是聪明，冬天就去包半天的房间，把七大姑、八大姨一家大小都叫来，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还可以孵暖气、嗑瓜子、聊天吃点心，还是划得过来的。一度成为当时很奢侈的一种休闲方式。 而今上海人生活质量飞快提高，家里有两个浴室都不稀罕，天天洗澡已成为像一日三餐一样的方便和必要。年轻人可能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不会想到光洗澡这么点小事都可以折射出我们这个城市走过的艰辛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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