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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在2014“商业领袖圆桌：把握创新与共赢的新时代”分论坛上，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与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顶尖企业家就商业环境、企业治理等话题展开了精彩对话。 理查德·布罗德本特：我相信中国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去处，但我担心，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保证？比如，行政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尤其是规章制度的执法，很多时候，行政审批手段实际上成为拦路虎。 柳传志：如果您在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而且是自己在做的话，我给您的建议是你的部下要有一个中国人组织的部门，比如公共关系部门，他们主要负责研究你们的业务跟中国的哪些官员和哪些部门有联系，然后你所在的省份，他们的官员具体的人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他们都要负责研究，然后负责把关系理顺，这必须是中国人承担的事情。 搞关系不等于是行贿，因为你要了解哪些部门跟你直接有关系，这在中国本来就很复杂，外国人弄不清楚，你的公共关系部门，请的员工最好是一个中国退休的官员，他对情况会比较清楚，知道上下都是哪些关系，最起码你不要漏了哪个部门。在不行贿的基础上搞好关系是门艺术。 秦智涛：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我们也有合作伙伴关系，在奥运会期间，当局找到我们说，这是中国很敏感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有任何客户他们感到不舒服，住在农村，或者亏钱了，你应该把他们的钱拿回去。就是说你不要去管你的合同做的是什么，你就必须要这样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我可以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我不能理解这种要求。当局是不是也对中国的企业有同样的要求呢？ 柳传志：如果他的伙伴说必须给钱的话，那就说明其他中国企业也是一样的，除非你的伙伴智力不够高。因为在中国，就像马（蔚华）行长说的，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度，有法治，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并不是按照法律执行的，一个是法律本身有空间，第二执法并不严格。这种情况下，你是要纠正他们，还是顺着他们？这要看具体情况，假定你要坚持原则去纠正他们的话，也许这次你可以赢，后面可能遇到更大的麻烦。所以，你的合作伙伴告诉你怎么做，你听他的话就对了。 施纪鸿：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我们最担心的是当两国政治上产生矛盾，我们这些商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 柳传志：如果你是在东南亚的国家，比如法治不很健全，你最好找当地比较有实力的合作伙伴，他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哪怕你在欧美法治很健全的国家，合作或者由当地的投资人加入进去，也是很好的。我们在并购IBM的PC时，有两个美国的PE公司参与进来，对美国的批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所以，其实假定真的要想出去，最好能跟欧洲的比如一些咨询公司或者投资公司能有比较多的交往，然后有他们的利益进来，和你绑在一起就不容易产生国家之间相对的矛盾。 曼德尔森：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情况怎样？尤其是现实的做法方面？ 柳传志：知识产权问题是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直接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在第一个阶段中国人完全不懂什么叫知识产权，很理直气壮地把今天叫剽窃的认为是自己的，比如当时美国迪斯尼乐园米老鼠、唐老鸭这些形象都是有知识产权的，中国人不知道，立刻拿来做了玩具等等，最后打了官司。第二阶段中国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局，当时叫专利局，但是不被大多数人理解，政府在做的时候可能会对中国企业有些偏袒。第三阶段，真的发现假如不解决知识产权问题，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企业也不能发展，比如北京中关村附近有很多卖盗版光盘的，严重影响了写书、写歌曲的人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很多中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这时候政府就认真抓这个问题，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深刻的意义，也非常严格地去做，特别严，会把它提到诚信的高度。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但是确实做的还不够很完美，因为在这里面更多的可能，普通老百姓还是要进行普及，而且在执法的时候还要更严格。但是未来的中国肯定是会往那方面越走越好的，现在有的地方做的不够好，实际上我们作为中国人拿了人家东西的是应该道歉的。 秦智涛：我在40多个国家有过工作经验，做生意有些真理是非常清晰的，比如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董事会，你们是不是认为董事会是一个企业的核心？如果有很好的企业治理，会不会比其他的企业要强一些？ 柳传志：我问你一个问题，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IT公司，他的CE0能力很强，但有人举报他犯了一个错误，董事会经过调查，发现他多花了两万多美元不应该报销的，董事会为了捍卫道德，付了大概四千多万美元把他解聘了，之后，公司连续换了两三个CEO都是一塌糊涂，企业从巅峰就跌下来了。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些独立董事们，企业的主要利益跟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更多的是在捍卫一些比如纯洁性的东西，并没有把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相信美国人能这么做，英国人也差不多。所以，这个问题问您，像这样的董事会应该怎么处理？ 职业经理人一直是美国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我感觉，董事会本身，它的独立董事很自觉地站在小股民的立场上，监督公司的管理层是不是合法合规勤劳地工作，但是如果都是独立董事,没有真正的主人存在，比如跟他利益有关的股东的存在的话，有时候就没有人去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现有的管理团队都是职业经理人，都是有任期的。这样，假如为了将来的收益而进行投资的话，很可能就要减低当期公司的收益。因此很少管理层会这样干。而假如有股东董事在，他就会坚持发展这些长期的投资。 刚才说CEO犯了那样的错误，多花了两万多美元，如果用守节来比较的话，顶多是一个妇女多看了一个男人一眼，并没到不守节的程度，老板本来可以跟他好好谈谈话，然后说你怎么这么做，你应该付出代价，给他以批判等等，然后说你再接着好好干吧，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杀了呢？ 张学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框架究竟何种方式最佳？ 柳传志：在中国还是有一个大股东的代表的力量，代表着主人，但是同时也认为如果在美国，甚至欧洲，这个公司想办百年老店的话，最好也是有大股东的成份在里面，这样的公司才真正有可能往下传承。 秦智涛：西方非常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你觉得改革对我们影响有多快，它会像我们希望的一样成功吗？ 柳传志：我对未来是有信心的，主要是看好中国这届领导人，比如说法治社会，以前也讲，今天也讲，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在执法力度和公平性上跟以前不同。还有对国企改革，如果国企改革真能变成完全像股份制企业那样的混合所有制，上百万亿资产的国企可能会焕发出很大的力量，多挣的这些钱如果能够支持弱势群体，也许中国的白领阶层会越来越多，城镇化的改革等等都会使人民收入提高，这时候中国就真的变成一个内需拉动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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