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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琰
摘要：作为精神分析学派早期的追随者，荣格受弗洛伊德影响颇深。由于观点的分歧，两人最终决裂。正当荣格思想陷入困境时，理查德·威廉给他寄来《太乙金华宗旨》的德文译本。该书在荣格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为集体潜意识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佐证，而且还为集体潜意识的核心——原型自性提供了例证，进而使荣格认识到炼丹术是西方诺斯替教和分析心理学衔接的重要环节，从而使其理论在西方找到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作者：张琰，女，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他对西方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集体潜意识这一更深层次的心理存在，并把它作为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但由于西方过分推崇理性，集体潜意识在西方找不到理论确证，他转而求助于东方思想。荣格对易学、禅宗、道教和藏传佛教均有研究，并写了大量相关著述，其中对道教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的长篇评述最为引人注目。《太乙金华宗旨》在荣格思想转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了其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对荣格与《太乙金华宗旨》的关系作一探讨对于理解荣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相知与决裂
荣格的一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可避免的和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弗洛伊德是“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1]。两个相距遥远而又互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缘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1900年《梦的解析》出版，布洛伊勒就推荐给荣格阅读，但由于当时荣格不理解而置之一边，直到1903年荣格进行词语联想实验时，重读该书才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竟然殊途同归，他把弗洛伊德这部书称为“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2]。荣格进行实验时发现在人类精神中存在一种压抑机制，当触及与这些压抑有关的事物时就会有异常的反应，他的这一思想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证明，但这并没有给荣格带来多少惊喜，因为在当时的学术界弗洛伊德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要人们’最多只是暗地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只是在过道的地方讨论他，而在会议室里人们却三缄其口。”[3]经过再三考虑荣格决定支持弗洛伊德，公开为其理论辩护，之后不久，两人开始书信往来。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去维也纳做客，两人相见恨晚，一口气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亲密友谊。弗洛伊德非常赏识荣格，称他为“我最年长的儿子”[4]，并把他看成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荣格并没有满足于做弗洛伊德的门徒，没有仅仅拘泥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而是继续独立思考，在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存在——集体潜意识，直到最终与弗洛伊德决裂。二者决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力比多的理解不同。在弗洛伊德看来，力比多是隐藏在潜意识深处的性本能，它常常驱使人们去获得性的快乐；荣格不赞成弗洛伊德把力比多仅仅局限在性驱力上，他认为，力比多是一种普遍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性驱力，还包括其他许多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能力。事实上，这种对力比多的不同理解在他们交往之初就已存在，尽管两人都承认人类精神中存在一种压抑机制，但对压抑产生的原因持不同看法：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原因来自性的创伤，神经症的产生正是因为童年的性本能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而荣格则主张性的创伤在压抑的产生中只起到一种次要作用，其他因素如“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的悲惨事件造成的压迫感、声誉的考虑等等”[5]却占有重要地位。荣格曾在一封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说：“在我看来，虽然癔症的起源主要是性的，但却并非完全是由性欲引起的。我对您的性理论也采取同样的看法。”[6]对弗洛伊德来说，性理论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东西，是只需要遵从的教条和阻挡任何可能破坏其至上地位的堡垒；而对荣格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未经过任何证明的假设。对性理论的不同理解是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荣格自己所说：“弗洛伊德和我本人之间的比较，追溯到本质上，就在于我们的基本前提不同。”[7]因此，当1912年荣格在其《转变的象征》一书中提出了力比多不同于性欲的理解时，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
第二，对潜意识内涵的理解不同。弗洛伊德把潜意识看作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和源泉，认为它由各种与社会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格格不入的原始的本能和冲动构成，完全来自于个人后天的经验。而荣格则认为潜意识包括两个部分：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个人潜意识既包括那些曾经进入到意识层面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遗忘和受到压抑的心理内容，也包括那些微弱的不足以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这些心理内容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它完全来自个人的经验，一旦需要就可以很容易达到意识的层面；集体潜意识则由一系列超越一切文化与意识差异的心理内容组成，它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他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个人潜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8]与个人潜意识相比，荣格更强调集体潜意识，在他看来，集体潜意识是所有意识心理和潜意识心理的源泉。可以说，在探索人类心灵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打开了潜意识的大门，而荣格走进去发现了更深的奥秘。
第三，对梦的理解不同。尽管两人都赞成梦来源于潜意识，但在梦的内容、意义及释梦的方法上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弗洛伊德把梦看成是潜意识中受到压抑的本能和欲望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结果，是被压抑愿望的达成；梦显示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它背后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因而，弗洛伊德认为梦有显像和隐义之分，它含糊不清难以理解，甚至具有欺骗性。而荣格则认为，梦是潜意识的自然表达，它所揭示的意义正如梦本身所展示的一样，不怀有任何欺骗人的意图。其次，由于两人对潜意识内容的理解不同，从而使他们对梦的意义的看法不同，在弗洛伊德那里，梦只被用来揭示受到压抑的原因，而荣格则认为梦除了揭示压抑的原因外还可以预示未来，它能促进人格的整合。再次，这种对梦的态度的不同导致了释梦方法上的差异：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的伪装，表达一系列被压抑的欲望，因而采取自由联想的释梦方法，而荣格则主张以梦的内容为中心进行直接的联想。
与弗洛伊德的交往使荣格受益匪浅，他早期的一些思想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确认，但由于两人在以上思想上的分歧，两颗耀眼的明星在短暂的相遇之后又沿着各自的轨道前进。
荣格的迷茫与困惑
与弗洛伊德的决裂不仅使荣格以前的朋友对他敬而远之，而且自己在心理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找不到前行的方向，于是他决定开始独自探索潜意识。面对诸多无法理解的梦和接踵而至的幻觉，荣格辞去了在大学的教职，决心服从潜意识的种种冲动，迈出了踏进黑暗世界的第一步，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探索潜意识的内心旅程。这种探索是危险的，作为精神病治疗医师，荣格清楚地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他不时被蜂拥而至的意象所吞没，不断感到自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濒于精神病的边缘。为了平衡内心潜意识和意识的冲突，荣格或者在沙滩上建造房屋，或者描绘出种种潜意识意向，或与内心的导师菲利门对话，同时尽量记下每一个幻觉，并认真分析这些幻觉得以产生的精神条件。这种惊险的对人类深层灵魂的探索，最终使荣格认识到人类心理有一个超越一切意识和文化的共同的基底——集体潜意识，它是客观存在的心理事实而不是人的主观假设，它由世世代代遗传下来、但又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行为的各种本能和原型的构成。
但刚刚开始的成就却使荣格落入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到处走来走去，脑子里充塞着种种思想，但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与之交谈：他们只会产生误解。”[9]“把潜意识的这些资料公之于世，结果差点儿把我弄成了哑巴。”[10]荣格甚至丧失了阅读科学书籍的能力，他觉察到外部世界和这些意象所构成的内部世界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何在两个世界之间找到由此及彼的桥梁呢？荣格从一开始就清楚的知道“只要我能够成功地证明……精神体验的内容是实有的，不但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体验，而且对于其他人也拥有的那种集体的体验来说也是实有的，我便能找到与外部世界及与人们的接触点。”[11]但这些内心体验是不被理性所承认的，因而荣格必须找到历史的证明，使它们具体化。
从1918年开始他一边继续探索潜意识，一边在古代诺斯替教的著作中找寻集体潜意识的证明。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使荣格走出黑暗的事情，即他开始对曼荼罗的绘画有所理解，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曼荼罗：“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12]，它是人格的完整性即自性的象征，荣格在自传里写到：“当我开始画曼荼罗时，我便看出，一切的东西，我一直在走着的所有道路，我一直在采取的所有步骤，均正在导向回一个单一点——也就是说，导向那居中的那个点……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一切道路的代表，是通向这个中心，通向个性化的道路。”[13]慢慢的，荣格意识到精神发展的目标是自性，也就是说，自性是潜意识发展过程的终极目标，而曼荼罗是自性得以表现的工具。之后不久，荣格心里慢慢平静下来，从自己的心路历程中找到了解决潜意识和意识冲突的方法。现在，他终于可以使这些心理体验具体化，使它们可以和意识联系在一起了。在荣格看来，自性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接触点，因而证明自性的存在是真实的也就证明了集体潜意识的科学性，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尽管对潜意识的认识在弗洛伊德的推动下有所前进，但精神的核心仍然是意识自我，让理性承认自性的存在没有历史的例证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对古代诺斯替教的研究同样举步维艰：“因为在诺斯替教的体系中，只在一小部分中讨论了直接的心灵体验，而大部分则是思辨的和系统化的复述……几乎没有详尽的原文本……已知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基督教反对派的文章中得到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极其粗糙的了解……再考虑那时与现在之间至少隔了1700年到1800年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从那个领域寻求佐证自然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另外，这种关联在某些方面并不十分紧密，在重大问题上还难以吻合，这使我没有可能利用这份诺斯替教文献。”[14]好不容易找到了意识与潜意识连接的桥梁，却不能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尴尬的局面使荣格陷入了绝对孤立的境地，使其思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太乙金华宗旨》对荣格的意义
冒着被潜意识吞没的危险探索得来的结论，既不能被当代科学理论所承认，又不能在古代诺斯替教中找到证明，处于低谷的荣格是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的呢？这要归功于20年代初他与理查德·威廉的相识。
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中文名为卫礼贤。1895年毕业于图宾根大学神学系，1897年成为普鲁迪斯坦特教会副牧师，1899年作为当时德国“租界”胶州湾青岛教会的牧师来到中国，1920年回国。1922年又被德国政府任命为驻北京公使馆学术顾问，再度来华，先后在中国生活了近25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15]。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威廉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先后把《老子》、《庄子》、《列子》、《易经》、《太乙金华宗旨》等翻译成德文出版，其中《太乙金华宗旨》对荣格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0年初，荣格与威廉相识，犹如“心灵的火花点燃了智慧的明灯”[16]，两个不同专业、不同出发点的人在人文领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荣格在《纪念理查德·威廉》一文中这样评价自己和威廉相识的意义：“威廉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的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我确实觉得他极大的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17]1923年，荣格邀请威廉到由他主持的“心理学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易经》，会面中他谈起自己对潜意识研究的一些成果，威廉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在中国哲学中早已独立存在。因而，荣格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哲学的内容。
1928年正当荣格陷于困境之时，威廉给他寄来了一部中国道教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的德文译本草稿，并请他作评注。这对于打破荣格的孤独是很重要的，他说：“卫礼贤把这部《金华密旨》（即《太乙金华宗旨》作者注）寄给我时，我的工作正处于一个艰难时刻。1913年以来，我一直埋头于研究集体潜意识的过程，也得到了一些结论，但其中很多地方让我感到不能肯定……因为没有什么可能的旁证，我15年的努力成果似乎还不能作为定论……就在这时，卫礼贤给我寄来这部著作，使我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正好包含了我在诺斯替教中费尽心机也找不到的东西。这部文献使我有可能发表一些基本的研究成果，至少以一种暂时的形式发表出来。”[18]荣格终于得以从困扰中摆脱出来，这部中国经典给予了荣格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信心与勇气。
《太乙金华宗旨》是一部道教经典，传为唐代著名道士吕洞宾所著。该书流传甚广，版本众多，“当代学者一般将本书的众多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净明道派系统，以《道藏辑要》为代表；一个是龙门道派系统，以《道藏续编》为代表。《道藏辑要》由清康熙进士彭定求刊行，嘉庆蒋元庭增刊，光绪成都二仙庵重刻。据传《太乙金华宗旨》为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由吕洞宾‘垂示人间’，由受法弟子屠宇庵（屠乾元）于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订辑，乾隆邵志琳加以订定，嘉庆广化子（惠觉）重新厘定，蒋元庭增刊入《道藏辑要》中。此一系统的版本还有民国初年姚济苍刻本、慧真子《长生术续命方》合刊本等。《道藏续编》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由龙门派十一代传人闵一得编辑刊行，据传此本所收之《太乙金华宗旨》最初为明代崇祯举人陶太定刻印。实际上两个系统的版本除第一章外，其它各章文字差别并不大。”[19]威廉译本所依据的是慧真子本，它使荣格摆脱思想发展的困境，对荣格思想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为荣格思想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使其理论在西方找到了历史对应物，从而为其学说树立了牢固的历史基础。以前，荣格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与西方炼丹术的关系。他把《太乙金华宗旨》称为中国的炼丹术，该书使他“被一种欲望激励着，迫切想进一步知道更多的有关炼丹术的文本”[20]，激发起他研究炼丹术的兴趣，进而让他意识到炼丹术是诺斯替教和分析心理学之间过渡的桥梁；第一次把荣格“推到正确的方向上，由于对中世纪炼丹术的长期研究……找到了在灵知和集体潜意识过程中存在的联结点”[21]，从而使其理论在西方炼丹术中找到例证。
其次，它使荣格哲学的核心概念自性得到了证实。荣格一接到《太乙金华宗旨》的草稿即“如饥似渴的一口气把这草稿读完，因为文中所述对我关于曼荼罗及这中心绕圈圈的想法给予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慢慢意识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22]对荣格来说，自性是他找到的与现实接触的关键点，确认了这个点，他15年的理论成果就有了被承认的可能。在西方异教文献中找不到的东西现在在东方经典《太乙金华宗旨》中找到了，这使荣格确证了自性的客观存在，从而使其哲学得以继续发展。
再次，它为集体潜意识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荣格在探索潜意识的过程中遭遇了无数的原型，它们汇集成一股意向的急流，引导着他向最后的意向曼荼罗行进，在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之前他必须正确的理解他所遭遇的每一个原型。理解了曼荼罗之后，紧跟而来的是对自性这一精神终极目标的认识。也就是说，理解了自性就意味着理解了所有的原型。而在荣格那里，只要证明了原型的存在就意味着证明了集体潜意识的存在，他曾说过“究竟有没有这类潜意识的、普遍的形式？如果它们是存在的，那么在精神之中就有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领域。”[23]如上所述，《太乙金华宗旨》印证了自性的存在，也就是证明了原型的客观存在，从而为集体潜意识的客观存在提供了重要证据，它使荣格彻底走出了与弗洛伊德决裂后陷入的思想困境。
[1]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9页。 [2]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7页。 [3]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8页。 [4]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39页。 [5]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8页。 [6]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页。 [7]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9页。 [8] 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著《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9]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7页。 [10]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6页。 [11]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7页。 [12]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8页。 [13]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9页。 [14] 通山译，卫礼贤、荣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德文第二版前言，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5]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52页。 [16] 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著《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17] 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著《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18] 通山译，卫礼贤、荣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德文第二版前言，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9] 张其成《金丹养生的秘密──〈太乙金华宗旨〉语译评价》前言，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0]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97页。 [21] 通山译，卫礼贤、荣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德文第二版前言，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22] 荣格《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90页。 [23] 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著《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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