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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往悉大那条漫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坡路上的时候，我想到了斯捷尔纳克那首著名的诗《唯一的日子》，“情人们仿佛在梦中，彼此急切地吸引，在高高的树梢上椋鸟晒得汗涔涔。睡眼惺忪的时针懒得在表盘上旋动，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
从我住的Burwood区到Redfern原著民区的悉尼大学，走路加上乘火车的时间大概要一个小时。那一年二月最热的一天，我第一次走在悉尼的烈日下，时间从来没有如此漫长又急不可耐过，长而陡的坡路两旁是像林格伦笔下小飞人卡尔松住的红砖小房子，桉树散发着干燥的气味，两个穿着纱丽的印度大妈拎着巨大的Woolworth购物袋，赤脚从街角处的教堂走出来。
虽然后来我搬过两次家，从广东人最爱的Burwood区到韩国人横行的Strathfiled区再到悉尼北湾，但仍然对Burwood区抱有最深的印象，因为在靠近Burwood火车站西侧耸立的一座希腊人小教堂外面，永远有几个金发碧眼的老太太摆免费餐桌和教堂小册子，上面放着周末教徒带过去的蛋糕、饼干、番石榴、沙拉拌面还有面包。那个下午我大汗淋漓地走过，被人莫名其妙塞了一个苹果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条路给了我最初的勇气。我始终觉得，我接受了他们的食物，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祝福。
从中国各个城市来到悉尼的留学生，首先能注意到的恐怕都是悉尼人生活的惬意。这是所让人心旷神怡的现代都市。碧蓝的天空，精致的酒吧，恬静的海湾，巨大的白色帆船，还有Darling Harbour酩酊的周五之夜。人们仿佛永远在度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曾经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经历过痛苦的战争。1788年开始侵入渗透的英国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奴役了在这片大陆上生活了四万年之久的澳洲土著，把悉尼当做英国流放犯的终老之地。很难想象悉尼曾经是一个流放犯肆虐并强奸土著伊拉族妇女，伊拉族人猎杀英国流放犯的混乱之所。它把自己的伤口掩饰的如此自然，仿佛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悉大选修的Narrative Journalism课上，年轻的澳洲小说家兼专栏作者Alice Newman很多次跟我们提到那个在旅居美国二十七年后，从纽约回到故乡悉尼的布克奖获得者彼得·凯瑞。他对于故乡悉尼的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在他第一本书里，光是写悉尼的砂岩就用了十几页。在他的眼里，各地旅客把澳洲当做一片未经开垦，毫无苦难记忆与漫长历史的世外桃源简直是不可原谅，但这又怎么能怪他们呢，大多数对于澳洲的人文了解也仅限于米兰达可儿和妮可基德曼，连后来居上的凯特布兰切特都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澳大利亚人。我从悉大图书馆里借了彼得凯瑞的所有小说，看着他喋喋不休地絮叨着自己对这一片大陆无以复加的深情，我想，这个在异国他乡生活了二十七年的孤独的人，原来他也有着自己的出埃及记。
也是因为彼得凯瑞的那种堪称固执的感情，我学着他像他刚回到悉尼那样，开始坐着对我来说价格不菲的公交车，从悉尼的一端漫游到另一端，以为如此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城市原本的样子。悉尼公交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北京或者上海，光是车票的种类就有Blue,brown,red,orange,green五种，绿票里又分成single, day return, weekly。作为一名苦逼的留学生，我不能买只对澳洲籍学生打折的学生票，只能买成人票。买了几次对我来说几乎是天价的43刀(大概三百块人民币) 的weekly车票之后，我开始在悉大的咖啡馆打工。因为只有weekly的票可以一周之内无限次坐车坐船，在我从悉尼北区的manly到North Sydney纠结转车旅途中，也就不用绞尽脑汁精打细算从哪个junction转车才比较划算。
在国内时，只要我想散心就坐公交车，比如在北京，花两毛钱就可以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从海淀紫竹桥到北苑立水桥，再从望京大山子到国贸，我会数着一路上经过了多少家徽菜馆，多数一家心里就暗暗高兴，同样高兴的时刻还有在昆明坐公交车从翠湖到滇池，在数过了十家米线店之后，兴高采烈下车到其中一家小的没有门脸的店吃了一碗四块钱的肥肠米线，以及在广州坐53路公交车从中山大学站一直做到桃园西路站，看到一座石砌大教堂，听见里面大妈们用粤语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公交车线路涵盖了一座城市最接地气最有人气的风景，有多少个站点，就有多少故事。在中国各个城市坐公交车，唯一共同之处是夜幕降临之后，每一座街心公园里都有大妈大爷在跳广场舞。从五六岁的小孩到五六十岁的大妈大嫂，他们和着兔子舞或者霹雳舞迈着几乎统一的无师自通的步伐，永远士气昂扬面带笑容，再深的夜幕也遮不住。
在悉尼，我最经常坐的公交车是M20公交车，从北区的Walker街到市中心，然后再坐436路从York街到悉尼大学。从北区干净的如同水洗过的街道上转出来，两处高耸着黄色岬角的悉尼湾若隐若现，开过悉尼大桥之后，海湾迅速消失在巨大碧绿的灌木丛里。北区每隔几个街道就有小咖啡馆，咖啡馆外面的棕色圆桌旁坐着几个高大的穿黄绿色工装的小伙子们，或是一个拉着手推车的老太太。和西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这里每一家小咖啡馆外面都会徘徊着几只很凶的海鸥。他们对桌子上摆的一切食物虎视眈眈，时刻扑腾着翅膀，准备飞起来抢吃的。公交车一路叮叮咣咣开到市中心，在维多利亚政府大楼外面，有个披头散发的流浪汉在那里睡觉或者对旁边的人大声说些什么。有时候他领着两个孩子唱圣歌，旁边每每有好心而肥胖的老妇人驻足聆听，并且慷慨地拿出二十刀塞过去。有一次我下课想去York街吃东西，那次我终于看清楚了，那个流浪汉根本不是在乞讨。他旁边放着自己录制的专辑，希望遇到伯乐。
我曾经在悉尼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个丈夫曾经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老奶奶，她在途径的15个街区的时间里跟我完整讲述了自己丈夫在和英军打仗时是如何受伤的，又是如何辗转来到悉尼和她相识的；也曾经无数次在walker街一栋房子前看到一个长宽都相当于半个汉子的女人在跳舞，反复练着一招过于夸张的孔雀展翅，但一直能做到旁若无人，原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我天朝子民有着如此一致的爱好，只不过前者是一个，我们是一群；最惊险的一次是我从昆士兰做晚班飞机到悉尼，那时候已经快晚上十一点，我出来搭了一辆公交车，车上四五个明显喝醉了的澳洲中学生坐在最后一排大声唱歌吆喝，整辆车的沉默让他们变本加厉，在经过burwood区的时候，他们爬上座位，把车后面的灯管卸了下来，拿到手里边挥边叫。司机把车停了下来，让他们下去，但是这帮完全喝高了的中学生开始骂F打头的字眼。坐在前面的老头偷偷报了警，两分钟之内五六辆呜呜叫的警车飞一般地包围了我们，弄得整条街上的居民全都跑了出来。结果出人意料，警察在听了车上乘客众口一词的陈述之后，把几个小孩带下车，然后继续打着闪灯跟着我们这辆车一直到终点站，确保车和乘客一切无恙之后才回警察局。那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之后我心有余悸地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用极其夸张的描述带着哭腔把刚才的事情说给她听，可她很不理解地说，你为什么不打车呢？这简直就是玛丽皇后的感慨，没有面包吃的人民啊，你们怎么不去吃蛋糕呢？
我一直觉得，那些不喜欢坐公交车，不喜欢走路以及一切耽溺在路上的活动的人的生活有一种苍白感，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中间的那部分，起点和终点大抵不过如此，何不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风景？
和我有几乎一模一样兴趣的是我在悉大认识的日本老头Yasu Takeshi. 所有学生和老师对他都有种强烈的兴趣，因为他是我们这个课堂上年纪最大的学生，虽然没好意思张口问，但我估计他最少有六十岁了，而其他学生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岁。我对他感兴趣倒不是因为他的年龄，而是因为他姓takeshi，北野，导致我每次上课都想冲过去问他和北野武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课上Miss Newman主要跟我们讨论非虚构类新闻写作，让学生两人一组互相评价对方写的报道，我和Yasu分到一组时心里很是忐忑，怕他问我钓鱼岛或者对中日关系怎么看，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喜欢我那篇采访悉尼街头涂鸦艺术家Dai Cameron的文章，他说，从他住的Kogarah区走到悉大，每天要提前两个小时出门。在四条不同路线的路上，他发现了至少六幅街头涂鸦作品出自Dai之手。我说我喜欢坐公交车看悉尼的风景，他笑着说，你要学会去走路，用手去摸它们。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日本人都喜欢走路。
他身上秉承了日本人一贯的严谨作风和近乎显微镜一般的对事物的细致观察，跟他混熟了之后，他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说他的家乡京都的清水寺以及所有大小街道的樱花树和面店，他还开玩笑说，日本的老太婆都希望自己丈夫早点死，能拿到一笔不菲的保险金之外还有国家负责养老。她们会结伴出国旅行，就像他的太太，足迹遍布拉丁美洲和非洲。在最后一篇作业里，他描述了一个日本老太太的晚年旅行。他文章结尾说道，走过了那么多的国家，她觉得最美丽的地方还是那个有小小杂货铺，有着两千日元一碗的乌冬面，总是闹脾气不开花的老樱花树和五六只经常怀孕的野猫的窄窄的街道。无论她走到什么地方，都觉得自己身在日本。
后来我把这个我认为动人得一塌糊涂的故事说给我的同事阿ken听的时候，他大声抽着鼻子说，讲笑啊，没可能他行到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在日本啦，你一定是听错了。阿ken是我在悉尼一家华人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今年快七十了。阿ken是地道的香港人，小时候住在天水围，97年的时候携家带眷来到澳洲，现在女儿在墨尔本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儿子在悉尼当医生，自己在Burwood区买了两栋房子。我对于他如此高龄仍然上班感到很困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总编，主编乃至编辑，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至少占了一半。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简直是在“废寝忘食”的工作，澳洲的工作日是周一到周四，但是每逢我周六周日来一趟报社，永远都能看到总编辑和主编，最令我受不了的是，他们可以从早工作到晚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这对于闲散惯了又爱找人聊天的我来说简直如堕地狱。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香港人爱麦兜，因为每个香港人都或多或少在麦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电影里面镜头飞过旺角破败的大楼，仅能转身的鸽子笼里，人们梦想一夜暴富却永远落空，最后还是照样勤奋工作，小职员们在天台上大叫励志口号“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香港人来到以生活悠闲著称的悉尼，仍然还是典型的香港草根，崇尚工作至上，只有勤奋工作，生活中的梦想才能永不落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埃及记。三千多年前，神为他的子民们安排了拯救者——摩西，带领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走出埃及，走过红海，到达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圣经里说“Exodus”，这也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希腊单词，“出去的道路”。三千多年之后，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神的带领，开始选择自己的道路。然而不同的出埃及记有不同的终点，有些人离开家，有些人回到家，不论我们的终点如何，家乡给予的一切永远挥之不去。就像那个逃跑了二十七年的澳洲作家彼得·凯瑞在梦中无数次真实的闻到故乡悉尼那些灌木有毒的气息；六十岁仍在悉尼上学的老头Yasu笔下的日本人在走遍五大洋四大洲之后，还是觉得日本拥有最美的风景；香港同事阿Ken从不承认自己想香港，但每天中午他都会抱怨“悉尼间间餐馆放酱油，比不上天水围的一碗鱼蛋”。
那些离开故土的人，并没有真的完全拥抱了此时此地的完美生活，我们都是在另一个地方过着相同的人生，在出走得越来越远的道路中紧紧抓住另一个停靠的可能性。对于所有那些试图离开中国，试图从国外回到中国，试图放弃现有任何一种生活的人我都将为他们喝彩，因为得到的一定比失去的珍贵，未知一定比已知更富有挑战性。我鼓励他们，因为我想鼓励自己，召唤直至重现那尚未到来的最好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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