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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那年，还不知道 “不公” 这个词的意思，但我却对它感同身受。
那位政府官员已经来过我们家几次了。那是1985年，我们住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郊区 Kimihurura。那位官员希望说服祖父把地卖给他，好在上面上建房子。祖父想跟他商量价钱，但他似乎并不想出钱。
一天，装着砖块的工程车、推土机还有挖掘机出现在了我家附近。邻居们打电话来通知我们，但一个无钱无势的图西人家庭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挖掘机挖开我们的地，把木薯还有土豆扔进工程车。邻居们都跟在车后面，伺机捡起掉在地上的庄稼，我也想去，但祖父抓住我的胳膊，说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不捡。
抢走我们的地的，是一个为国家情报局工作的胡图人。从那起，我们几次三番上访均无果。他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申诉一直被忽视，那总有一天我们会放弃。
如今，那位官员已经移民到了欧洲。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过怎样的错误。
二战后，人类对那场犹太人屠杀感到痛心疾首，都说不会再让类似的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还是发生了。可是，旁观者们不能 —— 或者说不愿 —— 阻止罪恶的发生。
历史学家说得很对：1994年对图西人的种族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卢旺达1962年从比利时独立以来，国内种族关系一直很紧张。殖民政权厚此薄彼，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统治阶级煽动种族歧视，而这种行为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日益猖獗。理论分析很对，但是大屠杀前，卢旺达的普通图西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即便是大屠杀之前，我也能觉察到我的祖国像是一个炸药桶，顷刻之间就会爆炸。
“14岁的我得知了我家人死在何处，杀害我家人的凶手是谁，对凶手的法律制裁无法减轻我的痛苦，或仇恨。”
地被抢走后一年，祖父卖掉了剩下的地，还有我们的牛、房子。祖父快80岁了，种不动庄稼了。我们搬到附近一个叫 Kanombe 的地方，算是 “战略转移” 吧。卢旺达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国王不杀人，杀人的是百姓。” 胡图族族长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也住在 Kanombe。图西人搬到那里，是为了寻求哈比亚利马纳的庇护。
接下来四年的生活称得上安逸。我的学校离家不远，我们家也有那么点地来种庄稼。但1990年10月，一切都变了。1987年，流亡乌干达的图西人发起了 “卢旺达爱国阵线运动”（RPF），他们要求重返卢旺达，恢复权利。内战爆发。4天后，军队和警察假借搜查 RPF 共犯之名，洗劫卢旺达境内所有图西人的家。他们带走了我祖父的弓箭，因为那是 “武器”。
那对弓箭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的，是我们家族的珍宝。
接下来的4年，与别的图西人还有中立胡图人一样，我们遭受了无休止的凌辱。我母亲找不到工作，没有胡图邻居愿意出席我表姐的婚礼。1993年的一个周日，祖母和我高高兴兴地去赶集，在路上被胡图士兵拦下了。他们要看我祖母的身份证，发现她是图西人，便用嫌恶地眼神看着我们。其中一个士兵命令祖母坐在地上，等他们决定放不放她过去。地上的红土弄脏了祖母漂亮的礼拜裙和她耀眼的黄鞋。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双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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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6日，星期三。我14岁生日前两个月。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在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在接下来的100天里，约100万图西人和中立胡图人被他们的胡图邻居亲手杀害。我的家人首当其冲。是哈比亚利马纳族长的卫兵动的手。
当时哈比亚利马纳族长从坦桑尼亚回来，胡图政府和 RPF 的和平谈判已经在那里进行了两年。如今，人们对谁击落了那架飞机依旧争论不休，没人知道到底是谁。而我已经不在乎。很多人都说是他的死引起了大屠杀，说如果他没死，一切都会变好的。但在飞机坠落前，就有许多图西人被杀害了。屠杀不是一夕之间爆发的，而是精心规划，意在清除所有图西人。不管族长有没有发生意外，屠杀势必会发生。
飞机被击落前2天，我母亲托我给住在 Kacyiru 的姨妈送信，姨妈家住在城市的另一头。我本来该在4月6日回家的，但我决定再和姨妈待一晚，这个决定救了我一命。
“国家发展革命会的人会时不时地从房间里挑几个人，带出去杀掉。”
住在族长家附近的有大约100个图西人，屠杀结束后，不到12个人生还。在我们家的12个人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胡图政府和法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早已不是秘密。胡图邻居说过，族长的飞机被击落后，曾有法国士兵来到我们社区。
屠杀持续了三个月，我一直和姨妈待在一起。屠杀第一天我们在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国家电台只让人们保持克制，待在家中。两天后，姨夫的一个胡图朋友让他快逃，不然必死无疑。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个邻居让我们藏在他家。之后屠杀蔓延到我们所在的社区，那位邻居说他怕被抓住。
于是，我们逃到了附近的一个红十字中心，一个胡图朋友赶紧领我们进去，怕我们遇上国家发展革命会的人 —— 他们是政府操控的胡图民兵组织。进去了我们才发现，中心里全是图西人。大部分图西人会逃到基加利郊区，那里有 RPF 的人，但也有许多图西人不知道能去哪里。
但国家发展革命会的人终究还是发现了这里。他们让所有图西人待在一个屋子里，然后时不时地从房间里挑几个人，带出去杀掉。两天过去了，姨夫觉得我们必须得逃走，不然只能等死。晚上，我们逃了出去，回到了自己的社区。
那位收留过我们的邻居又留我们住了一晚，但要求我们第二天趁早离开。他说不想看我们死在他家里。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灌木丛中穿行，一有人来便赶紧躲起来。我们的计划是从 Kacyiru 逃到 Kimihurura，我最年长的姨妈住在那里。正常情况下这段路只要走一个小时，但我们这一路，边走边躲，走了五天。终于我们到了，从那时起到屠杀结束，我们都住在那里。但我姨夫，还是被杀害了。
每一天，我都在想母亲经历了什么，我弟弟又经历了什么，他那时才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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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4日，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率领 RPF 军队攻进基加利。他们到的时候，基加利已是一座空城。胡图人逃去了刚果。幸存的图西人已经躲了好久，以至于不知道枪声已然消失。
姨妈和我是幸存者，但姨夫被杀害，表弟失踪。基加利的山上全是腐烂的尸体。还来不及自怜自哀，我们便赶紧去找自己的家人。
我们返回 Kanombe，发现我的家已经被拆了。我姐姐的裙子和我妈妈的衣服就那样挂在一个胡图邻居的窗户上，后来我得知那家的女儿拿走了我家人的衣服首饰，她儿子是国家发展革命会的一个头目，他帮着族长的卫兵一起杀人，还拿走了我家的家具、食物，甚至是他根本读不懂的书。后来他死在了监狱里，我还没来得及见他一下。
14岁的我得知了我家人死在何处，杀害我家人的凶手是谁，对凶手的法律制裁无法减轻我的痛苦，或仇恨。
但卢旺达人还是试图寻求公平与正义。政府设立屠杀法庭，审判参与屠杀的暴徒。我得知了我家人是怎么死的，他们死后，尸体被装进了卡车，和其他图西人的尸体一道，被运到了一个军营，那之后的事有两种说法：一是尸体被烧了，而是被盐酸溶化了。不管怎样，我的家人被杀害了，尘归尘，土归土。
在法庭上，我遇到了凶手的家人。她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说我长大了。我想知道更多关于我家人的事，她一定知道。我妈妈死的时候痛苦吗？他们死前有说什么吗？他们祈求过怜悯吗？他们走的时候平静吗？他们都是被枪杀的吗？我的小弟弟害怕吗？
但我没问。我离开了那里。再也没回去过。
姨妈继续参加了听证会，法庭要求那户邻居赔偿损失，但他们没钱，所以不赔了。这就是所谓的 “法律制裁”。
族长的妻子现在居住在法国，2010年卢旺达政府发出逮捕令，称她参与屠杀，是暴徒的同谋。她认识我们一家，每年的丰收节，族长都会邀请图西和胡图邻居去她家。说她知道点什么并不是空穴来风，你的邻居都死光了，你可能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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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过去，我十分痛苦。但我也能感受到幸运与爱。
大屠杀过去后10年，我一直试图用忙碌的工作让自己活下去。1995年，我重新回到高中，虽然成绩不算好。那时候，没人知道什么是创伤后遗症，所以我被看成疯子。整整三年，我睡不好、学不进，实际上是什么都做不了。姨妈每年都得给我转校。活着，让我心存愧疚。
最终，学校里的修女看出我需要见心理医生。没有她，我撑不下去的。2005年，我幸运地被加大拿一所研究生院录取，并在那里生活至今。
我几乎不相信这世上有公平正义。他们说会带来和平与安宁，结果只带来了死尸。我家人死后，我的心就死了，对于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最难的便是继续活下去。
去年11月，我幸存的两个姨妈之一去世了，她早就不想活了。屠杀发生，她的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4岁，正待在家里等着庆祝复活节。她们和她别的家人都被杀害了。姨妈常说自己胸口疼、膝盖疼、头疼，但我知道这都是因为失去了两个女儿。
对姨妈来说，什么是公平正义呢？公平、正义，能抚慰她内心的伤痛吗？
我的许多表兄妹如今都酗酒，20年前，和我一样，他们还只是孩子。大屠杀迫使我们迅速长大，孤独地长大。我上一次和一个表兄聊天时，他都记不起我前一年来看过他，他还不到40岁。
对他来说，公平正义又是什么呢？能让他好好照顾自己的三个孩子吗？能让他觉得不那么沮丧吗？能让他忘记失去哥哥的痛吗？
几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离开卢旺达，去英国读书。到了之后，她告诉我她不想和任何能让她想起那场屠杀的人联系。从那以后，她消失了，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是死是活，我们都是心死之人。
10年前，我遇到 Valentine Iribagiza 时，她还是个笑容很有感染力、声音温柔沉静的姑娘。但大屠杀毁了她。她左手的手指被砍掉了，就在 Nyarubuye 教堂，她的全家人几乎都死在暴徒手下，只有她和弟弟活了下来。他们得向前看、上学、生活。
大概1年前，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 Valentine 姑姑家，说自己是她的弟弟。她以为他死在了教堂里，那时他才5岁，竟然逃到了坦桑尼亚。他几乎死于饥荒，但最终长大成人，还找了份工作。他遇到一个人，讲起大屠杀的事，唤起了他的记忆，于是他回到卢旺达寻找自己的家人。
对他而言没有公平正义。他姐姐去年回家看他，他们几乎没有交谈。他的卢旺达语说的不是很好。总之，他们失去了彼此。这比死还让人痛苦。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那便是 “恢复”。尽管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我们还是向前看了。我们背负着一种责任感，不能浪费自己的人生。大屠杀那年我朋友 Kayitesi 刚16岁，带着3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活了下来，如今她在加拿大读完了博士。她帮忙成立了 Tuhebo —— 一个为大屠杀年幼幸存者提供帮助的组织。Tuhebo 在卢旺达语里的意思是 “活下去”。
一年前，我儿子出生了，我们叫他 Ishami，意为 “大树的一支”。尽管屠杀斩断了我的家族之根，但幸存下来的人会将这一脉延续下去。 儿子的出生，让我战胜了仇恨与死亡。
翻译：陈思源 作者：爱丽丝·马萨班迪（Alice Musaben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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