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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冯骥才从法国回来后说，巴黎真正的历史感是在城中随处可见的那一片片风光依旧的老街老屋中。找一位街上的老人聊一聊，也许他会告诉你毕加索经常和谁谁在这里见面；莫泊桑坐过哪一张椅子；哪一盏灯传说来自凡尔赛宫或爱丽舍宫，当然最生动的还是那些细节奇特的古老的故事。读完淳子《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突然想起“蒙太奇(Montage)”这个外来语。《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的许多篇幅，通过几个女人的身世和命运，叙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作者大概自己不认为这是一本小说，所以没有小说中的技巧———平铺、伏笔、高潮，只是以自己惯常的笔法做叙述，间或一两句点醒，意味深长。许多篇目合拢在一起，书中的“老房子”只是道布景，醒目的是“点点胭脂红”。 (◎文/薛理勇) 青衣·绍兴路9号 作为上海市保护建筑的绍兴路9号，属法国警察博物馆。博物馆内设俱乐部，有舞厅、剧院、咖啡室、吸烟室，供法国公董局的警察以及家属消遣。细节部分ArtDeco的风格，比如一个个唇印，遍布在这里、或者那里。 五十年代，绍兴路9号改作京剧院，这样，这栋房子的下半段就和一个带着戏班子移居上海的女人勾连起来了。 在三、四十年代，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四块玉”，曾经名噪一时。她们是该校第四科的四位女生：李玉茹、李玉芝、侯玉兰、白玉薇。李玉茹的韵致是令人过目不忘的。 1947年，那个秋天，她22岁，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 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了两位气度不凡的观众。其中一位以十分内行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序化，要化程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观众，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巴金。 曹禺的名字，于李玉茹，如雷贯耳。渐渐，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或是兄长。 临近解放，党为了保护进步知识分子，安排曹禺等人经香港到北平去。这时，社会上谣言很多，秩序混乱，李玉茹只会演戏，不懂得时局，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曹禺怜香惜玉，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是一个演员，没有田，没有地，应当留在上海，好好演戏。你是很有希望的，前途一定会更好。” 李玉茹很乖，留在了上海。 天下有情人要终成眷属，先要相遇，再要相知，然后还要老天给出缘分。虽是处处有机缘，但也是常常被莫名地错过。 等到李玉茹从朝鲜回来，曹禺已经有了妻室。 黯然神伤，但是无法抗拒的。 1978年深秋。李玉茹依然青衣的身段，踏着遍地黄褐色的梧桐落叶，沿着黄浦江畔的护堤墙，匆匆向上海大厦走去。她要去见自己的师长和老友———来沪客居的曹禺同志。 临别握手。李玉茹道：“曹禺的手很小，很软，仔细翻检，纹路细碎。”握着这双手，李玉茹刻骨铭心。 千山万水，峰回路转，李玉茹和曹禺终于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绍兴路9号的京剧院搬走多年。道具仓库改作了饭店。去那里吃饭，总是幻觉，仿佛听见花旦李玉茹在那里吊嗓子。 绿屋 北京西路与铜仁路交界处，一幢浅绿色的建筑。这幢别墅最初的主人吴同文是旧上海的颜料大王，也是苏州颜料巨贾贝润生的女婿。几十年来，上海人习惯称这幢别墅为“绿房子”。 绿房子的主人好客。入夜，客厅里的枝形吊灯如火树银花，女的像赫本，男的像格利高利·派克，耳边有爵士，唇边是香槟。女主人美丽非凡，游云一样，优雅轻盈地穿巡在宾客之间。她遮掩得好，不让人看到空白的心。 男人在外面先只是逢场作戏，遇上了一个贫民女子，竟是欲罢不能，任性地带了回来，娶为二房。二房太太进了宅子，宅子里就像有了镇基的宝物，男人足不出户，绣榻罗帐，与二太太厮守缠绵。 哪个女人没有嫉妒？哪个女人爱得不自私？看上去相安无事，其实骨子里一个酸楚，一个得意。酸楚的是大家闺秀，强迫自己做得更加宽容，二太太贫寒之身，遇到宠幸，则小心翼翼，更加地百倍侍候。可怜她嫁给吴同文时，只有16岁。 两个女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依旧是孤傲的孔雀，一个依旧是温驯的羊羔。 1966年8月，有钱的人都成了有罪的人。 猜想是在晨的雾气中吧，吴同文携了二太太，从后楼梯去厨房。他们先是在餐桌前坐了一小会儿，好让往昔的好日子一一地浮现在回忆里。一行清泪从男人的脸颊上滑落下来。换了平日，二太太必定会捏了手帕的一角轻轻的沾拭了去的。但是今个儿是不必了的。打开了煤气，二太太煮了咖啡，端着，上了四楼的小客厅。路过三楼的时候，她在正牌太太卧房前站了一站。她是姨太太，一直住在四楼，在正牌太太的头顶上。 等着吴同文坐了电梯上来，二太太用托盘托了一个药瓶子来。早就备下的安眠药。习惯了，这些事总是女人做的。她开了药瓶子，把药片悉数倒进了两个咖啡杯子里。小勺子在里面搅动着，那种熟练优雅的样子，比如惯常的下午茶。 他们决意要死。 穿旗袍游弋在街道弄堂间 她叫盛佩玉，曾住在淮海路1754弄，是清朝邮传大臣盛宣怀的孙女，丈夫是盛宣怀的外孙、诗人邵洵美。他亦住在附近的弄堂里。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只好搬家，很多家具丢失，没有弄丢的，也因为房子太少，搬不进来，舍弃了。在炮火声里，这个女子还是很镇定地在玻璃橱里拿出了一套喝咖啡的杯碟装进了逃难的箱子里。为了这些个东西，盛佩玉送掉了一个清宫里的翡翠戒指。没有进账，只有典当了。一天，盛佩玉收到典当行的通知，典当的钻石已经到期了。佩玉没有钱把东西赎回来，又不愿意去借钱。借钱是失身份的。佩玉狠了心，就让那些宝贝的东西给当铺吃进了。佩玉凛然道：“没有珍珠玛瑙，也没有什么的！”现在的有钱人断是没有这股子清高的凛然的。盛佩玉是对的，他们家的房子先是给居委会去开食堂，这些年，索性拆了，建起一些个伪古典的别墅，这个美丽的女人再也回不了家了。难怪陈逸飞拍《海上旧梦》，用了一个穿旗袍的女鬼游弋在上海的街道和弄堂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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