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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思”到“汇师” 追溯汇师小学的历史，必须穿越时光隧道，定格在早期徐家汇地区天主教办的一个蒙学班，传教士称它为“外学堂”，这是为了区别在天主教内西方洋修会直接管辖的“内修堂”。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时外国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上海徐家汇成为法国教会势力最集中的地区。清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教会就在上海徐家汇，也就是后来的蒲西路120号处建造了一座小教堂，称为“始胎堂”。顾名思义，始胎即寓圣母初怀耶稣之意。除“始胎堂”在此传教外，本文开篇提到的蒙学班也办在这里。蒙学班则主要供学子边读《圣经》边学习其他文化，当然以前者为主。 到了1904年，法国教会觉得小教堂已不敷应用，于是就在“始胎堂”附近另外选了处地方建起一座气派的大教堂。这也就是今天的徐家汇天主堂。大教堂是以意大利彼得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为蓝本，历时六年建成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哥特式建筑。大教堂建成后于1910年开堂。此后蒙学班便迁至蒲西路221号当时的天文台原址。其时辛亥革命风云骤起，教会为适应当时形势，给“外学堂”正式冠名：类思小学。类思也译为圣路易斯，据知类思本是天主教一位年轻圣人，以“类思”之名命名小学，用意不言而喻，就是倡导师生都要以类思其人为榜样，做到“抛弃俗世，安于神贫，绝对服从”。这也是教会给类思小学制定的办学宗旨。 类思小学首任校长是法国的舒神甫，后来随着民主革命热情高涨，影响所及，类思小学开始改由中国神甫任校长。他们分别是潘谷声、李问渔、杨维时、朱者赤等。随着岁月流逝，经过以上数任中国校长努力经营和管理，学校规模逐渐发展，学生人数日渐增加，教师队伍也日趋整齐完备。在此情况下，教会开始考虑类思小学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就有了1925年教会在类思小学北面建造徐汇师范的举措。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是徐家汇耶稣会神父的政治活动家马相伯回到徐家汇以后，就住在类思小学内，并在此接待过蔡元培、黄炎培、梁启超等著名人士。 徐汇师范建成后，由杨维时兼任校长，类思小学则成为徐汇师范的附属小学。后来由于民国政府明令不准私人办师范教育，徐汇师范遂于1934年改为汇师中学，类思小学也同时易名为汇师小学。从留存下来的老照片档案中可以看到，当年汇师小学的大礼堂或许称不上气势恢宏，壮观雄伟，但它的整体建筑留给人们的印象，显然已有别于早期类思小学那种以意大利彼得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为建筑蓝本而建成的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它所呈现出的已是飞檐瓦顶，琉璃溢彩的中国传统砖墙梁柱样式，这和中国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长年浸淫融入不无关系。如这里小学高年级的国文内容就有《古文观止》；还有学生参加市书法与朗读比赛等。尤其是在学校易名汇师小学后中国校长任职期间，出现了教育的全盛期，教学科目堪称齐全。其中有国文、算术、英文、公民（修身）、美术、音乐、体育、历史、地理、劳作等课程。教材则由土山湾教会的供应所出版。学校注重培养学生多方面才能，如组织学生演文娱节目，开展体育运动等。学校组织机构完备，规章制度齐全，文书档案正规。笔者曾见到过一份当时的会议记录档案，格式规范，要言不繁。学校管理也很严格，尤其对学生的行为管教，堪称严厉：平时要求学生一律穿长衫，说话走路要斯文得体；同时还设立每周一报的“功课册”，用以评定学生在校表现。而说起这类档案，笔者对一张老照片印象尤深，那是一张摄于1938年的“汇师小学五年级学生合影”。照片上的清一色小男生都穿着长衫，许多孩子都剃着干净的板寸头，脸上多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其中站在第一排左侧的一个学生笑得特别开心，还露出整齐的牙齿，搞笑的是他居然还学着老学究的样子，一手叉腰，一手煞有介事地摇着一把折扇，扇面上竟然写有“仁者寿”三个大篆字。显然是他从哪里临时拿来作为拍照留念的道具的。这名学生的顽皮和聪明伶俐也由此显现。照片最右边站立着的一位目光随和、神情平静的青年男子显然是他们的老师。学校对教师实行聘用制，按所任学科、年级的不同与课时的数量给予相应薪水。在级差上，教高年级的高于教低年级的；教国文、算术的，高于教副课的。校长神甫对教学管理也十分重视，平时经常巡视课堂。据说建筑中将教室面向走廊的一面墙设计成玻璃门实属有意为之，目的就是好让校长随时视察检查。教师在业务上稍有差池，很可能会在下一学期遭解聘。严校严师严生，确实使学校人才辈出，中国近代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即就读于这一时期的汇师小学。 控制与反控制 有一个现象应该正视，那就是外国传教士在给中国带来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而且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以宗教课程作为学校最重要的主课这一点始终雷打不动。学生其他功课成绩再好，只要《教理详解》成绩不达标就要留级，这就不乏有强加的况味在内。阅读相关文献资料还可得知，当年作为教徒学生，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念经；六点三刻至七点半到教堂望弥撒；八点开始进教室上课。每天下午放学后还得学半小时经文，也称作念晚课，或者听教理。星期天上午再得学习两小时经文，下午还有一小时“拜苦路”、“望降福”、“读问答”、“听讲道”。除此以外，更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念玫瑰经”、“领圣体”等活动。查阅一下前面提到的学校专设的每周一报“功课册”档案即可发现，排在前面的课程内容首先是“到堂”和“神业”，其次为“到校”、“品行”、“勤学”。所谓“到堂”就是指每天早上参加“望弥撒”的记录，“神业”则是测评学生在参与宗教活动的过程中是否虔诚。法国神甫程万里任训育主任期间，管束之严就有过度之嫌了，如学生三日不到堂，或表现出对宗教活动不感兴趣就评为不及格。不言而喻，不及格的学生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不仅如此，程万里神甫对学生体罚最厉害，体罚学生的方式也最多。如罚跪、罚关地下室、罚打耳光、罚在嘴上画红圈；其它用板尺胶尺打手心打屁股更是司空见惯。 1940年，汇师中学并入徐汇中学，汇师小学与徐汇中学小学部（下院）合并，由徐汇中学校长张家树兼任校长，法国神甫程万里任汇师小学训育主任。20世纪40年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此时法国教会也从政治和经济上加强了对学校教师的控制，对法国神甫程万里等的重新任职，即是鉴于这样的背景。与此同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教师进行的反控制、争民主的斗争也在蓬勃开展，包括跟教会的体罚制度作斗争，进行民主管理教育的实践；同时通过组织教师篮球队、歌咏队等，冲破了教会学校相对封闭的局面。 校情大改观 至1948年春，连续几任校长及程万里神甫相继被调走，是年教会任命曾在解放区传过教的中国神甫梅乘骐任汇师小学校长。在此期间，上海市成立了小教联合进修会，许多进步教师通过师资轮训班等平台，传递进步书籍，交流时事形势；还秘密编印进步杂志，开展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 上海解放后，情况出现大改观，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直接向教会叫板，要求经济公开、同意招聘女教师、拆除校内小教堂，使学校与教会分离；再是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另外还参加小教联合进修会举办的《社会发展史》学习等。此后，汇师小学由人民政府接管。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汇师小学也积极参与到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1952年12月，汇师小学由私立改为公校，更名为徐汇区蒲西路小学。1955年改名为徐汇区中心小学。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校还开展种葵花、种蓖麻、养小球藻等“小五年计划”活动，这些都无不彰显出学校爱国自强精神的传承和延伸。学校此后又几经沿革。1988年8月，因地铁一号线规划从校舍中穿过，原校舍被拆除，另立新校址。2000年时坐落于蒲汇塘路55号的蒲西小学并入，成为分校，学校扩展为南北两个校区。两年后，宜山中学进行调整，该校坐落于文定路170号的原校舍经扩建，成为汇师小学新校址。 上海市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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