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严歌苓的两部小说，分别是《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小姨多鹤》读完之后，感觉是明显的女性小说，写两个女人一生无悔地爱着同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两日读完《陆犯焉识》之后，发现严的小说还是有其鲜明特点的。不妨归纳如下：
语言细致绵密，严谨中不乏灵动。在顺畅的阅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极具美感的句子点缀其间，犹如华服上的美钻，不过，那些美丽句子一般不会令读者停下来细细品味的，因为作者的故事叙述还在滚滚前进，不停地推着我们往前读去。她科班出身的优势应该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叙事的节奏，情节的取舍裁剪都被不着痕迹地精心设计过了。
人物的选择，时代背景的选择自由随性，严歌苓最擅长写的似乎都是那些她没有切身体验过的生活。但是我们在文中又丝毫感觉不到她因缺乏生活体验而产生的力不从心，这应是她最大的能耐，敏锐的生活感知力，让她可以自由地穿梭在时空隧道里，一切情节都被她描述得真切细腻，令人无法质疑。很佩服她的记忆力，大脑中装了那么多可信手拈来的细节。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代里，人们的吃穿用度、言谈举止、思想潮流以及当时的环境风物都有其合理的描写。
关于女性人物的特点，在《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中，我发现两位女主角居然有不少相似之处。她们与丈夫的爱都历经了一个由远到近，逐渐加温的过程，她们的心是单纯的，爱来得也是热烈执著而持久不息的。她们的形象突破了我们以往阅读经验中的那些传统东方女性印象，另外加上了一些属于人的本性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成熟女性对性爱的渴望，她们将这种渴望全部投向了她们爱的那个男人，在爱中获得满足，并继而回馈给男人更多的深沉的爱。《陆犯焉识》中的婉喻将这份爱放在她为狱中丈夫准备的食物中。“她把半个月的工资都得花出去，买来的螃蟹才够剥出一罐子蟹黄蟹油。……深夜，她躲在厨房里，就着十瓦的灯光蒸蟹剥蟹，她怕自己一不忍心就把螃蟹给孩子们吃了。”这看似不近情理的行为背后，藏着的是怎样的一往情深？作者反复书写的这种执著的爱，成为她作品的又一大特色。在这里我们已顾不得去细究其中的合理性了。
作者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努力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物之间的关系，顺其自然地将人物矛盾一波波地带到我们面前，既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这也成为她的作品一再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一个先天优势。
总之，扎实的科班训练，再加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记录，是她成功的两个先决条件。另外可能还有一条，就是作者长年的海外生活，让她的心单纯得多。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她出国后，国内的激荡三十年基本没有波及到她的思想，她早年的那些见闻和经历得以长久地积淀下来，成为她创作取材的一片沃土。我们看《幸福来敲门》，感觉她笔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真的是纯粹的，人的穿衣打扮很纯粹，人的所思所想很纯粹，每一个细节都像是被封在琥珀中似的，纤毫毕现，原汁原味。因为那些都是她恍如昨天的记忆。中间的三十年于她都是隔山隔水的，所以那些年里的那些事对她是免疫的。而生活在国内的与这个时代并肩前行的作者，是无论如何都不具备这种纯粹感的。
再说回到《陆犯焉识》，并不是一部完美之作，总感觉它的份量不够。作者想用这对患难夫妻一生不渝的爱来加重它的份量，但是还是缺少了些什么。当现实和历史两条叙述线渐渐合拢之时，我开始担心她接下来怎样写，果然，故事从陆焉识被特赦开始明显不那么吸引人了，让人读了不舒服。特赦那段情节就有些故弄玄虚，为了制造一种情节上的前后对比和呼应，明明是要被释放了，还非得一直担心是要上刑场了；被特赦后陆焉识明明应该马不停蹄回上海去找婉喻表白的，却一直在青海的那个招待所里盘桓良久。因为，作者要故意让他们“永不相见”，这种“永不相见”不是时空上的，而是思想上的，因为婉喻得了老年痴呆症，回来得晚了那么一步的陆焉识永远不再有机会让妻子婉喻认出自己，并感知自己的忏悔和爱了。这让我想起了现在的一句时髦语——“再不相爱，我们就老了。”在这里，换成了“再不表白，我们就呆了。”于是，本不该有的遗憾就这样产生了。
这份遗憾一直被带到小说结尾，并且又加了一层，因为陆焉识到最后也没有和儿女们和解，他卑微地“寄居”在儿女家中，任劳任怨地为他们作佣人，却依然没有把儿女们对他的深重怨恨抵消掉。最终，孤独的陆焉识带着婉喻的骨灰从上海城里消失了。作者暗示我们，他带着她又回到了青海的大草漠，因为二十年的牢狱与磨难，他竟然离不开那个孤寒绝冷之地了。这个结局让我不满意，但我也不知道，最合理的结局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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