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黜墨学
陈捷夫
孔学的核心是复辟周礼。墨学是反对孔学的伟大的先秦学派。“君子不器”主张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孔子的“礼治”而排除障碍。先秦实践证明，孔学之所以为“天下莫能容”，是科学昌明的缘故。因此，要实现孔学当道，孔儒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即是伺机铲除墨学。西汉大儒董仲舒的“皆绝其道”，终于在政治上实现了孔子反对所谓“异端”和孟子反对所谓“邪说”的夙愿。
墨学被黜，其中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科学、几何学等中国古人的先进观念和先进知识，也就随之遭到废弃，且一厥不振，以至于二千余年。这是孔儒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进行严重摧残的历史铁证，是中国人民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孔儒贬黜墨学的历史罪责，不可逃脱。
1、西汉对墨子与墨学的贬黜
墨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象征。墨子与墨学在西汉之所以遭到贬黜，虽说“君子不器”作为反对科学的政治大纲，其作用不可低估。但孔儒是“贬墨”的罪魁祸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公元前134年，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行孔学、废百家的建议。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又“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同前）至公元前140年，西汉武帝刘彻予以采纳实施，如“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916年易白沙发表于《青年杂志》上《孔子评议》语），即成为西汉以来孔学一尊的历史性标志。而“扬孔抑墨”，更是“罢黜百家”的重中之重。从此，自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一直与孔学相抗衡的墨学，却首当其害，被打倒在地，一厥不振，蒙尘二千年，几乎为中国人所遗忘。
从传世文献上看到，西汉扬孔抑墨的基本措施，体现在史书不为墨子立传，对墨学的介绍几乎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传本《史记》相关列传里，仅存下寥寥24字，即“盖墨翟，宋大夫，善守御，本节俭。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孔子后。”且被附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处。这与《史记》里一篇《孔子世家》万余字的“高贵”待遇相比，墨子所受到的“卑微”待遇，可见一斑。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孔学同称为“显学”，且其影响力比孔学还要大得多。这说明，不论传本《史记》这24字，究竟是司马迁的原文，还是原来有了《墨子世家》一文，但由后儒所删损，孔儒对墨学的仇视，已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西晋人鲁胜为《墨子》书里的《墨辩》作注，以作为“振兴”墨学中纯科学部分的一种大胆的尝试，结果是仅存下一些“序言”，而注释之文全部“亡佚”。这历史事件上又一次证明，科学成了孔儒的眼中钉，肉中剌。
大儒董仲舒的“皆绝其道”，一语道出了贬黜墨学的“天机”，那就是因为墨学是科学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说，贬黜墨学，即是贬黜科学之道，这就体现了“君子不器”的重要作用。而大儒董仲舒的“媚上”对策，是西汉武帝刘彻之所以下决心贬黜墨学的唯一原因。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大儒董仲舒的“媚上”对策，正是王者前来“取法”的历史典型事例。由此可见，墨学之所以会遭到贬黜，孔儒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2、古今人对墨子与墨学的基本评价
为了进一步了解墨学的基本历史概况，这里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古今人对墨子与墨学的评价。
（1）战国诸子对墨子与墨学的基本评价
战国诸子对墨子及其学说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尤其墨子其人，有“北方贤圣人”之誉；墨学则有“显学”之誉。
先秦诸子对墨子的高度赞扬。如《庄子.天下》记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才士也夫。”这是对墨子济世救人和对社会的献身精神的基本肯定。曾把墨子诬之为“禽兽”，把墨学诬之为“邪说”的所谓“亚圣”孟子，同样也称道墨子的个人优秀品质。如《孟子.尽心上》记称：“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大意是说，孟子说：“墨子主张人人平等，那怕从摩秃头顶到抛弃脚跟，只要有利于普天下人，也会坚决地做好。”孟子反对墨学，却肯定墨子的为人、品质和基本出发点等，即充分说明墨子其人具备了正面形象。又如《吕氏春秋.当染》记称：“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说明墨子的声誉，扬遍南北方。而清孙诒让引《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墨子北方贤圣人也。”可见，墨子的人格和品质等，获得广泛的赞扬，是不容置疑的。其次，在墨学的受众和影响力问题上，孟子有着客观的评价。如《孟子.滕文公下》记称：“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盈”，满。大意是说，孟子说：“杨朱和墨子的学说到处传播充满了天下。天下的学说不是归于杨朱之道，则归于墨子之道。”这说明，墨学与杨学两种学说，战国时受到广泛的认同和欢迎。又如《孟子.尽心下》记称：“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大意是说，孟子说：“脱离墨子学派的人一定会归到杨朱学派中去，脱离杨朱学派的人一定会归到孔子学派中去。”从孟子这些言论里知道，战国时期名排第三的学派，是孔儒学派。也有将墨学与孔学并称为“显学”的。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称：“墨子者，显学也。”《韩非子.显学》记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显学”，即地位显赫、影响巨大、声名远播的学说。大意是说，韩非说：“人世间的显学，唯儒学与墨学两家。儒学的创始人，是孔丘；墨学的创始人，是墨翟。”这说明，至战国末期，墨学仍然是“显学”之一。至于两大“显学”的学生，更是布满天下。如《吕氏春秋.有度》记称：“孔、墨之弟子徒属满天下。”又《吕氏春秋.尊师》记称：“孔墨徒属弥从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二处记载，反映了时至战国末期墨、孔两个学派的弟子，仍然遍布天下。可见其时中国的思想领域里，人们的思想是何等活跃，竞争是何等激烈。
值得指出的是，韩非把墨学与孔学两派的关系，描述为“冰炭不同器”。如“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即说明墨、孔两派的对立，不仅始终如一，而且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孔、墨两学之间的对立的性质，甚至为后世视作所谓“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水岭。但孔学仅仅代表王者和贵族的利益，而墨学则代表着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当孔学一旦得势，墨学即必遭殃。
（2）西晋人对墨学中《墨辩》的基本评价
西晋鲁胜对《墨辩》的评价极高，认为不仅是“政化之准绳”，而且对战国孟子等诸子的影响巨大。如《墨辩注序》记称：“名者，所以列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名”，指墨子的名学，即《墨辩》（也就是当今的逻辑学）。大意是说，墨子的逻辑学，能区别同与异，判明是与非，是道义的入门，是治政的准则。又“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大意是说，战国惠施公孙龙最先阐发墨家名学之说；孟子反对墨学，但他的思维方法等，却因袭于墨学；而荀子和庄子等诸子，也是反对名家的，但却仍然因袭而改变不了其方法论等。可见，战国诸子虽不完全同意墨家的名论，但又要承袭墨学的思维方法等，如《孟子》、《荀子》等书，基本上均因袭了墨学的方法论，即说明墨学对各学派的重大影响力。
（3）近人对墨学中《墨经》（《墨辩》）的基本评价
今人曾总结了近代以来学者对墨学逻辑学的重要评价，评价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里仅略举诸例。如清末孙诒让说，墨经逻辑“为周名家言之宗”，是中国古代逻辑的根本。胡适说：“六篇《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称《墨经》作者提出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和科学的方法，是伟大的逻辑学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谭戒甫说：《墨辩》开了“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沈有鼎说：墨经逻辑“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光辉成就”。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见杨武金《墨经逻辑研究》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同时认为，“以墨经逻辑为典范的中国古代逻辑，是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并列的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是世界逻辑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上，第11页）
从战国诸子对墨子与墨学的基本评价，西晋人对墨学中《墨辩》的基本评价，近人对墨学中《墨经》（《墨辩》）的基本评价中，可见看到，古今人对墨子与墨学有着相当高度的基本评价。即墨子其人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而墨学中的科学逻辑，则不仅对诸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被誉为“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并列的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
3、墨子与墨学遭到贬黜的基本原因
墨学之所以会遭到贬黜，其基本原因，在于墨学阻碍了孔学的推行。正因此，孔子把墨学诬之为所谓“异端”，孟子把墨学诬之为所谓“邪说”，董仲舒把墨学诬之为“邪辟之说”，恨不得把墨学置于死地而后快。
笔者在前面曾经谈到，尤其墨子对待孔学更是针锋相对，批判得更为具体而全面。如《名辩》抨击了孔子的“正名”观，《非儒》抨击了孔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非命》抨击了孔子的“天命”观，《兼爱》抨击了孔子的封建等级观，《尚贤》抨击了孔子的政权嫡子世袭制和“忠君”制，《尚同》抨击了孔子的王权利益至上观，《法仪》抨击了孔子的“礼治”观，《节葬》抨击了孔子的“厚葬”观，《非乐》抨击了孔子的“礼乐”观等等。墨子那些坚定而深刻的反孔、批孔思想，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是理性和正确的。据此可以推断，孔子到处推销自己的“复礼”主张，之所以会连连碰壁，“于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至于子贡、颜回皆异口同声地哀叹：“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这与墨学等的广泛传播，各国人民的科学素质的提高，不无关系。据此可进一步推断，墨子与墨学等之所以会遭到孔儒的刻骨仇恨，视之为所谓“异端”，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当与其学说中所根植的科学性有关联。换句话说， 孔子讲“天命”，墨学讲“非命”；孔子讲“等级”，墨学讲“兼爱”；孔学讲“世袭”，墨学讲“尚贤”；孔学讲“至尊”，墨学讲“尚同”；孔学讲厚葬，墨学讲“节葬”；等等。孔学讲“义利”分离，墨学讲“义利”“壹同”。处处相反，处处相抗衡，这也许就是墨学与孔学两者关系上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学是孔子鼓吹和宣扬所谓“礼治”的巨大障碍，是孔学的克星。即是说，墨学的存在，有阻于孔儒推行孔儒之道，有阻于“教化”。
孔、孟分别把墨子与墨学，诬之为所谓“异端”、“邪说”等。首先，孔子把墨学诬之为所谓“异端”。最早把墨学当作“异端”的，是孔子。如《论语.为政》记称：““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记称：“攻，专治也。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大意是说，孔子告诫学生说：“专心研治杨朱、墨翟等与我相抗衡的学说，就会有大害了。”孔子的“异端”论，为后儒和专制统治者剿灭不同观点的学说、文献等，提供了恶劣的历史理论依据。战国孟子即是继孔子之后把墨学视之为所谓“异端”的第一人。其次，孟子把墨学诬之为所谓“邪说”、“禽兽”，恨不得把墨学彻底地予以消灭。如《孟子.滕文公下》记称：“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息”，停止，消灭。大意是说，孟子说：“杨朱学说的重点是为了自我，是目无君王；墨子学说主张人人平等，是目无父亲。目无君王和父亲，这是禽兽。杨朱、墨子的学说如果不予以消灭，则孔子的学说便不能生存和立世，这就是让歪说欺骗庶民，而堵塞了仁义的传播。”因此，孟子主张，“距（拒）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又主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同上）大意是说，孟子说；“要抵制杨、墨之道，抛弃杨、墨的学说，使之不得有所作为。而那些能够著书立说以反对杨、墨学说的人，便是孔圣人的门徒了。”把有利于天下人的墨学，诬之为所谓“邪说”、“禽兽”，同时叫嚣着要消灭墨学，这不仅是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异端”论的历史铁证，而且是反对平民大众的狰狞面目的自我暴露。再者，董仲舒把墨学诬之为“邪辟之说”，叫嚷着要“皆绝其道”。如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等，更是含蓄地针对着墨学。
由此可见，从孔子的“异端”，孟子的“邪说”，到董仲舒的“邪辟之说”，“皆绝其道”，均是一脉相承。后世之所以对于不同观点，动辄即诬之为所谓“异端”、“邪说”，并加以压制或消灭，孔子固然罪责难逃，孟子也负有不可推脱的历史罪责，而董仲舒更是难逃历史罪责。换句话说，孔儒贬黜墨学的历史罪责，不可逃脱。
从百家遭抑、墨学遭贬的问题上看到，大儒董仲舒的相关建议，是引诱王者走上反文明、反人民的邪路的基本成因。儒家借权势排斥“异端”，窃夺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是屠灭中国百家思想文化的历史刽子手。墨学代表着全社会普遍人民的根本利益，儒家反对墨学，彻底暴露了儒家是普遍人民的敌人。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王者并不是以普遍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重，这才轻易听信儒家的谎言，掉进儒家所设置的政治陷阱，让儒家揪着鼻子走，把自身推向与人民相对立的历史前沿上。换句话说，由于孔学的反人民的本质，一个王朝崩溃了，新的政治力量在儒家的教唆下，又成为新的王朝，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