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诗文平淡自然，情韵醇厚，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倾倒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而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可谓是一部凝结着他四十多年心血的鼎力之作。
袁行霈从小就喜欢喜欢陶渊明，无论就人生追求还是学术兴趣而言，先生生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是他对陶渊明的挚爱。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20多年。2003年他出版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厚达900页的《陶渊明集笺注》。在追求自然和朴实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宁静，另外又向往和追求哲人的那种自省、自觉。他用两句诗总结自己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先生说，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的过程。他曾经为陶渊明纪念馆撰写了一副楹联：“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篱下菊，岂甘了此一生。”显示出他们心灵的相通，也表达了这位当代知己对于前贤的理解和尊敬。夜深人静，喧嚣散尽，先生每每披衣静坐于他的书房中，与陶渊明衷心交契。袁先生致力于陶渊明研究四十余年，正如先生所说：“陶渊明是我喜欢的一位诗人，我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这人……我研究他的过程就是和他交朋友的过程，常常觉得是在和他谈心，研究他的过程也是和他交朋友的过程，常常觉得是在和他谈心；研究他的过程也是用前贤智慧滋润心灵的过程。”[1]这种严谨务实的作风奉献给我们读者一部凝结着汗水、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学术著作。
袁行霈在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地讲授过“陶渊明研究”课程，并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就陶渊明作过专题演讲，《陶渊明研究》收集了袁行霈二十多年来所写的关于陶渊明的论文。结集出版时，先生做了些许修改。共辑论文十四篇，其内容大致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再现了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考证了陶渊明的生活经历及政治思想。陶渊明在短短的六十三年（或七十六年）里，目睹两次篡逆的变乱，亲见东晋的灭亡，五次短暂出仕，最后选择归隐田园、困守田园。陶渊明创作的政治背景相当复杂，但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以超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把晋宋之际那喑恶叱咤、腾挪跌宕的政治风云展现于读者眼前，于激烈的刀光剑影之中，于殷殷鲜血的涌动之下，迎来了我们共同关注的伟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出世归隐确切时间及其急剧的思想变化，袁先生在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之后，给我们提供了变化原因的确切证据。
第二，探究了陶渊明的享年及创作活动。陶渊明的享年历来争论不休无有定说，是陶渊明的一大疑案。但袁行霈用了最为严谨的方法，对已有的全部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通盘的考察，不以枝节害全体；同时对陶渊明享年的资料依据可信度加以分级，尽量使用可信度高的资料，最终以准确的理解陶渊明的作品为基础，以对其作品的理解求其享年的实际。正因有次严谨的治学方法，袁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没有矛盾与冲突的陶渊明享年与年谱，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叫停了千余年聚讼纷纭的局面。
第三，推究了陶渊明的思想本质与创作主题。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前人早已有所论述，但大抵局限于其所受儒家或道家之影响这个范围。袁行霈先生指出：“陶渊明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位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2]。袁行霈先生从人如何保持自然、顺化、养真三个方面对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就进行了认真的令人信服的推究，从而得出了崇尚自然是陶渊明的思想的核心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袁行霈先生对陶诗主题归结出了五个方面的创新：
⑴徘徊――回归主题；
⑵饮酒主题；
⑶固穷安贫主题；
⑷农耕主题；
⑸生死主题。
从袁行霈先生的分析我们会恍悟：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他是旷达而不是消极。他还是想在有限的人生中有所作为，荣木以及杂诗中的一些优秀篇章透露了这层意思。只是生不逢时，欲有为而不可得，他像一切有志之士一样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第四，阐述了陶渊明与相关诗人的异同，释义了陶渊明诗歌的渊源。通过比较，袁行霈认为：陶渊明和谢灵运诗歌的艺术不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差异，也是时代风尚的差异。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变。同时，袁行霈把陶渊明和辛弃疾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一个是田园诗人，一个是豪放词人，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经袁行霈细致考察精心统计条分缕析，使人们深信：辛弃疾既有战士的金戈铁马的豪放，又有隐士的闲逸醉痴的豪放······辛弃疾与几百年前的陶渊明遥遥相期，可谓陶渊明的知音而陶渊明有辛弃疾这样一个崇拜者，使其《咏荆轲》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战士的豪放得以化为实际，他应该感到安慰了。的确，从“老来曾思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3]诗句看来，辛弃疾确是陶渊明的粉丝。
袁行霈先生还旁征博引地辨析了陶诗与应璩诗作的异同及渊源血案。陶潜诗作的渊源并不像钟嵘所说那么简单，与其说“源出应璩”，不如说源出汉、魏、晋诸贤。陶诗源出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又协左思风力”。[4]
第五，考察了宋元以来陶渊明诗集校注的版本。袁行霈考察了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八卷本《陶渊明集》、汲古阁十卷本、绍兴苏体大字十卷本、曾集二册本、汤汉四卷本、李公焕笺注十卷本等，为自己编写《陶渊明笺注》作了充分准备。
第六，再认识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提出了魏晋风流的概念。陶渊明的风流可以概括为“简约”、“玄谈”、“不滞于物”八个字。袁行霈用这八个字概括了陶渊明人生的艺术。的确，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来看，他的一生却是艺术的。陶渊明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滤酒的故事，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袁行霈先生的论证使我们深信：陶堪称魏晋风流的最杰出代表。
总之，袁行霈从陶渊明的生平、陶诗文本、陶氏的内心世界、文学史现状与规律等全方位考察了陶渊明的基本资料和创作的相关情况。对各家之说必详加考辨，择善而从，且断以己意。先生此书既带有汇校和集注的性质，又有很强的独创性，比现有各种注本更加详尽、完整、新颖，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可谓一种新的尝试。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易，实则含义深邃。对于此书的笺注，先生在字词、典故、史实的解释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又不满足于此，对许多含义深刻而被人忽略的地方，必旁征博引，加以阐释。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多有自己的说明，对一些史实也不放过。《陶渊明研究》虽然只收了袁行霈先生十四篇文章，但从中我们不但澄清了有关陶渊明的诸多悬疑，而且解读了袁行霈先生缜密的思维、务实的精神和多样的研究方法。
可以说和陶诗是先生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袁行霈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从资料出发，抛弃任何先人不妥之见，在《陶渊明研究》里突破性的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提出了陶诗更具“魏晋风流”的概念，使陶诗由“枯槁”而为“风流”。第二，考证出陶诗的渊源，结束了渊于应璩的疑案。第三，提出了并肯定了“七十六岁说”，使陶渊明的享年、创作和年谱相吻相合。第四，特别是《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逼真生动地再现了陶氏所处的窘迫险峻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审视陶氏的出仕归隐的频频选择和徘徊彷徨的苦闷心情作了最彻底的阐释。
袁行霈的这部著作的优点畅叙不尽，但亦有不尽人意之处。如《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一文分析的深度不够，基本上停留在“陶氏是哲学家”的层面上，未能使人信服。又如对“陶渊明对晋朝的态度”一文，行文过于莽撞，结语过于草率，令人不免窦疑倍生。
今生若能拜袁先生为师，足矣！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研究·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P408
[2]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陶渊明的哲学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P1
[3]分别出自稼轩诗《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4]钟嵘《诗品》卷中评《宋征士陶潜诗》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甚古。”
――袁行霈与《陶渊明研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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