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有风险：系好安全带，不能急刹车
观察员
□陶短房
(专栏作家，旅加学者)
□陈 方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
□马想斌
(《华商报》评论员)
春游事故真的比以前严重了吗？
陈方：最近一周，有两起事故让人痛心。10日，海南澄迈县一所小学织学生春游，旅游车在文昌县侧翻，8名小学生当场死亡，32人受伤。16日，韩国一艘客轮“岁月号”在海上沉没，船上多数都是前往济州岛修学旅行的高中学生。记得我们小时候也经常春游，但那时候，好像不像现在，动不动新闻就出现春游安全事故，让人担惊受怕的。
周东飞：春游事故看上去比以前多，这也算是一种基于进步的烦恼。在我的记忆里，读小学在乡村，读初中在镇上，读高中在县里，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学校组织的春游啊。到我女儿这代人，小学、初中，每个学期都会有春游、秋游。而且，早已不局限于在城市里的公园里玩玩，而是要到其他城市，或者远郊的风景名胜区去。这种选择，其实是增加了风险的。
陶短房：其实我们小时候春游事故并不少。只是过去的春游大多是近程，熟门熟路风险低，而且当时交通不密集车少人少。再说，过去人们的安全意识也差，公众信息交流不畅，即使出了事故也不会有很大响动。
陈方：现在春游的活动半径大了，风险自然也大了。刚才陶老师说到了信息传播的影响，现在信息传播扁平化，任何一处的春游事故都会传播开来，甚至媒体图文并茂呈现事故惨状，受众“零距离”接触事故现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我们对春游安全事故的负面感受。
陶短房：1993年10月韩国也沉过一艘船，死了300多人，船上也有秋游的学生，但没有像现在这样，两小时内震惊世界。现在是因为网络时代，任何一次事故都可以造成全国甚至全球影响。所以对春游风险要全面看待，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因为舆情和网络的变化而过分大惊小怪。
陈方：但是有一点，和以前相比，现在一旦发生春游安全事故，悲惨的程度要比以前大得多。
马想斌：没错，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受，第一是现在的人口结构，独生子女注定了社会对孩子的安全更加关心，稍有磕碰就划入了安全事故的行列；第二是媒介发达了，很容易把事故集纳在一起；第三，学生组织春游的规模比过去大多了。我们小时候，三三两两就出去野外玩了，现在不行了，学校组织就只能是以班级以年级为单位，一次出去很多孩子，所以一旦发生春游事故，就格外严重。
陶短房：这个悲惨程度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说起。一方面自然是孩子和家长，中国这种独生子女家庭不用说，像韩国、北美，都发生过修学出行碰上海难空难的悲剧。交通工具和过去不同了，不再是徒步、自行车，也不再是时速40公里以下的巴士，而是高速大巴，飞机，滚装船，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国外很多小学都是学区制，这意味着一旦出事，整个社区一半家庭都受影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则是学校和主管部门，因为责任变大，舆论关注度和信息传播度也不同以往，一旦出事，都势必承受巨大压力。
马想斌：我们一直在说春游的风险，我觉得得分情况，像交通事故这样的春游事故，可能放在哪里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陈方：交通风险其实也只是春游风险的一部分。
马想斌：没错，发生春游事故更多的地方，恰恰不是这种偶然的交通事故。比如，现在春游的地方，景区一些配套设施设备不够完善，不够人性化。像前不久西安这边，公园内一个五岁的小孩掉进花肥池中淹死了。这些设施、围栏、警示牌的缺失，导致一些并不起眼的春游事故，虽然不够惨烈，但对于当事家庭来说，却是异常的痛。
另外，现在学校为省事，把春游基本交给了旅行社，旅行社为了利益，把不能省的也给省了，例如包车的时候，不找经验丰富、有资质的司机。这也导致春游事故的发生。
春游事故的板子打向谁？
陈方：一旦出现事故，必须追究责任。17日，针对海南“4·10”小学生春游交通事故，警方认定，肇事司机赵才森对本次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在此之前，这起事故中有7人已经被刑拘，其中包括学校的校长。但是刑拘校长之后，有舆论认为，对这起事故的责任追究有些扩大化了。
周东飞：春游出现安全问题，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一个圆滑的回答是，该谁的责任谁去承担。但是，这种说法，等于没说。比如说，海南的这起事故，校长应不应当负责？从媒体曝光出来的信息看，学校是有过错的。当地教育部门规定，春游要上报审批。但是，学校并未按要求审批。此外，学校作为组织者，理应尽到组织者的责任，比方说路线的勘察。为什么途中修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线，可能学校没有提前进行过勘察。但是，我也反对因为社会影响大，就非得要学校或校长担负他们原本不该担负的责任。
陶短房：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此，这些工作本来是该未雨绸缪，不合规格的车辆不该上路，没有资质的单位不能接待小学生春游，这些本是该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如果说追责，责任应该首先集中在没有制订或制订了没有严格监督执行的职能部门。因为这些才是问题重复爆发的关键，这个责任不追究，漏洞不补，处罚再多司机、校长、修路工，也不会减少事故的发生。
陈方：在这个悲剧链上，监管部门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说实话，司机作为直接责任人，他怎么就意识不到自己拉的是一车学生？一旦发生意外，将会是什么后果？
马想斌：大家注意到没，我看到前两天，那个校长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表示很委屈，不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任？
或许这里有学校和校长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从校长不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任来说，我们对这类事故的责任鉴定，太草率了。现在只要出事，最大的责任方就是学校，就是校长，就像有的人说的，如果都一味地把责任归咎在校长身上，那以后谁还敢组织春游呢？总之，事故不能理性的看待，责任不能清晰的捋顺，那么这种偶发的事故，无形中增加了学校领导的重担和责任。
陶短房：如今很多舆论存在片面性，政府部门又有行政惰性，春游出事就给春游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的中小学生恐怕是全世界户外活动最少的，如果因噎废食，最终影响的是整整一代人的素质。
陈方：学校必须做好踩点工作，在包车方面，必须对司机的运营资质和车辆情况有所了解，这些基本工作必须做好。如果学校在这方面不能尽责，那么，风险的第一道关口就没能把好。不过，出现事故之后，在赔偿方面，倒是有人为学校支招，通过与旅行社合作或通过投保的方式避免一些经济上的风险，只承担民事责任。
周东飞：所以，现在关于学生春游就是要建立起一套规则，如果学校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那么学校就可以不承担额外的责任。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则，事情一大，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人来解决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要替海南的那所学校开脱。没申报，没勘察路线，这些硬伤是没法回避的。但对更多的学校来说，到底做到了哪些之后可以免于被追究，这些规则的明确是很重要的。否则，只要出事就一定要学校负责，学校就只好消极下去。
陶短房：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各种规则越来越繁琐，到了上级无法认真落实，下级难以全部贯彻的地步，另一方面，该做的事却没做，最关键的规则没确定，比如什么样资质的车辆、司机和旅行社可以接哪个年龄段学生的春游，这本该是规则来约束的，但没有。
有风险春游就可以取消吗？
陈方：其实我挺理解现在舆论为何为学校说话，比如央视的节目里就挺同情校方，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学校的处理扩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担心，学校因为怕出事，以后再也不组织学生春游。所以，有舆论说，要想保证学生的出游权，就必须豁免学校的无限责任。现在大家对春游是什么态度？九个字：学生盼，学校怕，家长忧。
周东飞：春游可以有，甚至必须有。但是，不负责任的春游不该有。孩子们整日被圈在教室里读书，有一点户外活动是必须的。若干年后，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学校读过的这些书，说不定还记得一次春游期间发生的故事插曲。像春游这样的集体活动，最能够锻炼和陶冶孩子们，因为安全问题一律取消春游、秋游，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
陶短房：当然必须要组织，关键是，政府和职能部门要为春游制订责任规则；要抓效率、抢时间，在事故未发生前把工作做到位，而不是事故发生后匆忙抓几个人。好多人推崇国外经验，但并没有说到点子上：第一，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孩子户外活动的比率都远大于中国同龄人；第二，学校组织春游，甚至平时校内集体活动，会要求家长签署免责声明，不该负的责任不负，如果不签是不会带出去的，这个中国没有，学校很为难，出了事责任也无法界定；第三，国外春游因为规则明确，很多事不会出，比如我孩子学校组织去田里摘南瓜，车必然是租专门的校车，不够数就让家长用自己的车来带，有专门座椅，旅行社也要有相应资质才能接活，国内这些都没有，等出了事才发现旅行社没资质，车连年检都没过，为时已晚。
陈方：家长签署免责声明，首先必须明确学校的责任吧？
陶短房：免责声明的意思，是不负不该负的责任，并非该负的也不负，而且家长不签字孩子不会被带出去，如果没有这一条，春游是根本组织不起来的。而且很多国家都有春假，目的就是让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春游的选择，在中国，这样春游的责任和包袱，就都甩给学校了。
马想斌：海南春游事故后，陕西规定，要求组织中学生外出原则不得出省，小学生外出不得出市，幼儿外出不得出县。事实上，不只陕西，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规定，比如春游活动报批制，这让学校很难有效或者有胆量去组织学生春游。
但我记得2013年国务院发布《国民休闲旅游纲要》提出，要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教育部也找了四个城市作为试点，西安就是其中一个。教育部的规定，甚至还要求试点学校，将春游等自然教育纳入学分制，要入档案考核的。但是西安似乎没几所学校组织学生春游。所以，一边是政策倡导，一边却是种种阻碍，两厢对比，就显得很尴尬了。
陶短房：关键就在这，行政惰性的另一面是推卸责任，其结果是该制订的规范依旧没有，春游在裸奔，而有关方面的药方是索性杜绝春游，剥夺中国孩子本就是最少的户外集体活动机会。
周东飞：我很奇怪，我们的教育部门到底有没有一个关于学生集体外出旅游(活动)的标准预案，像春游这样的活动，学校到底应当如何选择旅游目的地，路线的选择是一个什么标准，学校如何与家长说明此事，如何与家长签订相关协议，学生们要接受哪些事前教育与训练……这些好像都没有，至少是没有成文的和成熟的规则。我们这个社会做事情，就是一个大而概之，按照一个大致的惯例来办事，不出事大家都好，出了事大家都不好。
一个社会能不能平稳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依靠各种处理事务的经验和预案。无论说这个个案中学校罚重了还是罚轻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的学校在组织春游方面的确是有很大漏洞的，没有一个成型的经验。这一课，必须补。
游不游不是问题，怎么游才是问题
陈方：到底该不该春游，舆论其实是一致的，有，必须有。其实春游这样的活动，不光是游的问题，而是和谁游，怎么游？再往深里说，春游更是一件“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大事，如果连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的契合都不敢追求，我们要培养的究竟是温室的花朵，还是搏击天空的鹰隼？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春游必须有，我不知道东飞，如果孩子的学校组织春游活动，你是什么心情？
周东飞：我会支持她去，但也会担心一直到她安全归来。像我这样的家长，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祈祷坏事别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估计很多家长都像我这样的矛盾。因为，实在没有更多东西来支撑起我们的信心。
陈方：对春游到底该什么态度，有一个比喻特别好：系好安全带，不能急刹车。如何系好安全带，刚才我们已经谈论了一些，我补充一点。学校的责任必须尽到，但是家长是不是也可以参与进来，比如，学校找来的车，以及参与的旅行社，家长是不是信得过？家长方面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什么机构，一方面监督学校是不是尽责，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建议之类的。
陶短房：这个也难，加拿大这边实践过，结果家长还没讨论出结果，春天已经变秋天了，哪个家长都不愿被别人代表，结果就是每个家长的意见都不一样……后来才出现了免责声明，愿意签的参加，不愿签的走人，当然，免责声明的条款是经过家长委员会讨论的，但讨论条款比讨论每次去哪儿怎么去，就容易了。
马想斌：我朋友有个自然教育基地，设在西安一小时车程外的山里，交通很便利，丹霞地貌。跟朋友商量之后，加上了这样一条规则，小学生组织过来自然教育的，必须家长陪同。因为我觉得，家长陪同，不仅仅是让家长放心，而且也是促进家长和学生之间共同的进步。
陈方：春游说到底是一个学生的权利，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风险，但春游的意义和分量远远超过可能的意外事故。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待春游，还是那句话，系好安全带，不能急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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