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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说文》评介（3学时）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以及汉字学，《说文解字》是学者必须反复熟读的经典著作。 第一节 作者和成书 《说文》的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豫州汝南郡召陵县(今河南省郾城县)人。许慎的具体生卒年今已不详。据考证，许慎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65年至公元122年之间。许慎是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30一102)的学生，博学多闻，被时人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早年曾担任过“郡功曹”。由于他在任内“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太平御览》卷二六四)，被推举为孝廉。后来又迁升为洨长(即洨地之长，故治在今安徽省灵璧县南)。又曾担任太尉南阁祭酒，所以人们又称许慎为许祭酒、许洨长。许慎的著述除《说文解字》外，还有《五经异义》、《孝经古文说》和《淮南鸿烈解诂》等书，今天都亡佚不传了。 据许慎《说文解字后叙》及许冲《上<说文解字>表》，许慎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草成《说文》，到了汉安帝建光元年(121)，于病中遣许冲进京，将此书献给汉安帝，《说文》开始广泛流传。东汉的郑玄(127—200)注《周礼》、《礼记》就已引用了《说文》，说明许慎的这部著作在当时就已传开。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李善的《文选注》、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等书，都大量地引用《说文》。字典性质的《字林》(晋吕忱著)和《玉篇》(梁顾野王著)，则是在《说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而形成的。 到了宋代初年，有徐铉(917-992)、徐锴(920-974)兄弟校订《说文》。弟徐锴(字楚金)重新校订《说文》，作《说文解字系传》40卷，世称“小徐本《说文》”。徐锴于书中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世学者多所肯定。兄徐铉(字鼎成)奉诏与其他几位学者共同校订《说文》。徐铉等人在依据不同的版本正误补阙之外，做了以下三件事：根据孙愐的《唐韵》于每字之下增加反切，于是《说文》的每个字下才有了注音；一部分字补充了注释，注明“臣铉等日”字样；增加了一部分新字，附在每部之后，称之为“新附字”。徐铉等校定的《说文》世称“大徐本”，今天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说文解字》即属于“大徐本”。 第二节 《说文》的体例 一、《说文》全书的结构 《说文解字》全书共15卷。第一卷至第十四卷为正文，第十五卷是《叙》、《部首》和《后叙》。按照《说文后叙》的统计，《说文》全书收入9353字，重文1163字，说解字数133441字。许慎分全书为540部，将全书之字分别隶属于540部首之下。即凡从某个部首得义的字，都从属于该部，所谓“以类相从”(《说文解字叙》)。 每一部之内，字的排列先后大体依下述原则： 1．先列专有名词，后列普通名词、形容词等。例如石部，先列专有名词磺、碍、磬等字，次列普通名词碣、磏、碫、砾、碑等字，再次列形容词碚、硍、砝、磕、确、硗等字，最后列动词礙、硩、碎、破、砻、研等字。 2．先列带有美好祥和意义的字，后列含有丑恶灾祸意义的字。例如示部，先列礼、禧、禛、禄、褫、祯、祥、祉、福、祺等，后列祲、祸、祟等字。又如鸟部凤、鸾(皆神鸟)在前，黑部黥(墨刑)在后。 3．由部首叠加而合成的字，或与部首形体相反的字，列于该部的末尾。例如祘(示部)、甡(生部)、磊(石部)、聶(耳部)等字列于每部的末尾。 《说文》540部首的次序，大体上是依据部首的形体相近或意义相关来排列的。即所谓“据形系联”。例如上、示相次，因其皆与“上”意义相关。这样，形成了“始一终亥”的《说文》各部次序。 二、《说文》的字体 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即是说，《说文》收录有三种字体：小篆、古文、籀文。 小篆是《说文》的正体，是许慎据以说解文字形、音、义的基本形体，是秦时官方规定“书同文”使用的书体，相传由丞相李斯对史籀大篆略加省改而成。基本保存了商周古文字的象形笔画和结构样式，大致能够反映出造字的本来的意图。这也是许慎采用小篆作为说解对象的原因。除去正篆外，说解中常附有“重文”(即异体字)。全书重文许慎自己说共有1163个，包括有古文、籀文、俗体、或体等。 古文是战国时期使用于东土六国的文字，其特点是形体比较简省，《说文》中古文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孔壁古文。“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说文解字叙》)二是汉时在民间发现的用古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孟氏易》、《毛诗》和《周官》等书。“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说文解字叙》)《说文》中的古文大部分附在说解之后。也有少数作为部首或正篆(字头)的。全书重文中标明古文的共510字。 籀文的名称是因其来源于《史籀篇》，又称为大篆。《史籀篇》本是西周时的童蒙识字课本，汉时已不完整，全书大约亡佚于魏晋。王国维有著名的《战国时秦国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见《观堂集林》)，影响很大，学者多所遵从。但近年出土的秦国文字与之比较，形体并不一致。此说尚需进一步研究。其特点为形体繁复重叠。《说文》中注明籀文的与古文一样大部分是作为“重文”附在字条之末的，也有少数作为部首或字头。据王国维统计有219字。 小篆是根据籀文略加简化或改动而形成的。“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据此可知，有一部分小篆则是直接取之于籀文的。这一部分与小篆形体相同的籀文，《说文》中已经与小篆混在一起，不可区分了． 综上可以看出，小篆、籀文、古文的差异，主要是在形体的繁省上，属于同一种文字的不同书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说文》在每部之末都注明“文(多少)”、“重(多少)”。前者指该部正篆(字头)的数目，后者指该部中异体字(包括籀文、古文或少量小篆等)的数目。 三、《说文》的说解 《说文》对每个字的说解，包括字义、字形和字音三个部分。 (一)说解字义 《说文》对每一个正篆，首先解释其意义。许慎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说明该字最初造字时所代表的意义。这些解释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以及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黑，火所熏之色也。 筭，长六寸，计历数者。 薅，拔去田艸也。从蓐，好省声。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 《说文》说解字义的方式，主要有直训、描写、譬况和声训等。 1．直训。即直接说解某字的意义。 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 琥，发兵瑞玉，为虎文。《春秋传》曰：“赐子家双琥。” 吾，我自称也。 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脘，胃府也。 秉，禾束也。 2．描写。即对被说解的对象的特征进行描述。 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 籁，三孔龠也。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小者谓之翁。 戟，有枝兵也。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鸾，赤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 3．譬况。即用常见的事物来比方被解释的对象。 熊，兽似豕，山居，冬蛰。 虽，似蜥蜴而大。 4．声训。声训是用与被释词古音相近、意义相关的词来进行解释。声训大多解释该事物得名的原由，具有追寻语源的作用。 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 月，阈也。太阴之精。 户，护也。半门曰户。 房，室在旁也。 帝，谛也。王天下之号。 (二)说解字形 说解字形在说解字义之后，指出该字的形体结构类型，揭示其和字音、字义的关系。《说文》说解的形体结构类型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其常用的术语如下。 1．象形。《说文》的象形字的说解术语有“象形”、“象(像)……之形”、“象(像)……”等等 果，木实也。象果实在木之上。 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 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 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 蜀，葵中蚕也。从虫，从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蜗。《诗》曰：“娟蜗者蜀。” 2．指事。《说文》对指事字的说解术语有“指事”、“象形”、“象(像)……之形”、“象(像)……”、“从某从某”等。 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按：以“、”指示刀刃所在处。) 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按：以“一”表示口中所含的美味。) 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又从一。(按：以“寸口”把脉处至腕为一寸的长度。) 可以看出，《说文》注明指事字时，兼用了表示象形字、会意字的术语，而直接用“指事”的时候是比较少的。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些术语，而将指事字误当做象形字或会意字。 3．会意。《说文》对会意字的说解术语有“从某从某”、“从某某”等等。 具，共置也。从 ，从贝省。古以贝为货。(按：“贝省”的意思是，“具”字形体中的“目”是“贝”字的减省写法，实际上，贝字乃鼎字之讹，甲骨文从双手持鼎。) 《说文》中常用“某省”表示该形体是某一字形的减省写法。减省后的形体既可用来表义，也可用来表音，代表原来字形所表示的字义和字音(参看下面“形声”部分)。 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 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第一例是以“从某从某”说解，这是把几个字的形体合起来表达该字的意义。后二例是以“从某某”说解，这是“连文会意”，即几个字的字面意义合起来表达该字的意义。 4．形声。《说文》对形声字的说解术语有“从某，某声”，“从某从某，某亦声”等等。 吞，咽也。从口，天声。 述，循也。从走，术声。 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上述例中的“娶”字是所谓“形声兼会意字”，即形声字中的声符同时又具有表意的作用(从《说文》对这类字的说解看，是会意字的一个构件同时又是该字的声符)。从字形的发展看，这类字多数是后起的形声字。“娶”，在甲骨文中只写做“取”，后来分化，增加了形符“女”，成了形声兼会意字。也有的学者把这一类字称为会意字中的特例，称为会意兼形声字。 《说文》的字形说解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结构类型有明确的说明。但对转注、假借二书，当今文字学家没有明确的统一认识(参看本书第四章)。 (三)说解字音 《说文》对正篆说解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指明字音。其方式有4种：注明谐声偏旁，即“某声”、“亦声”和“省声”；“读若”；“读同”；声训。 1．注明某字的谐声偏旁，这是《说文》注明字音的最重要的方式。许慎之时，反切尚未发明，有人因此认为《说文》是无音之书，除了少数“读若”注音之外，《说文》收字读音不可知，这种看法我们不能同意。许慎是利用汉字的谐声系统来给《说文》中的字注音的。谐声偏旁代表上古造字之时的语音，反映了上古语音的面貌，利用它来说解字音，正符合许慎著《说文》以；自溯古形、古音、古义的目的。《说文》正篆9353字，形声字占82．7％(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统计)。在许慎指出某字为形声，其谐声偏旁为何以后，《说文》中约7700字我们可据以探求它们的上古音。清代著名的学者段玉裁正是据此提出了“同声必同部”(指有相同声符的字，上古音必在同一韵部)的著名论断，为上古音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注明谐声偏旁的例子见前“说解字形·形声”) 2．读若。“读若”就是用同音字直接注明读音。许书用这种直音的方法仅给生僻字或读音特殊的字注音，约有800多个，占《说文》正篆数的1／10弱。“读若”又可分为三种形式： A．“读若”引同音字。 觛，角匕也。从角，亘声。读若灌。 B．“读若”引经。经书中的语句是汉代人所熟悉的，所以引用经典中的句子也能起到标明读音的作用。 辵(chuò)，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读若《春秋公羊传》曰“历阶而走”。 C．“读若”引方言。生活中的方言、俗语是人们所熟悉的，许慎也引用来说明读音。 ，饥也。从食戹声。读若楚人言恚人。 我们可以看出，有的“读若”不仅仅是注明字的读音，有时还有兼释字义的作用。如上面例子中的“麸”同“伴”，意义都可以相通。 3．“读同”。有“读与某同”与“读若某同”两种形式。“读与某同”是注音，而“读若某同”则与“读若”一样，有时兼通其义。 A．读与某同。 雀，依人小鸟也。从小、隹。读与爵同。 B．读若某同。 丌，下基也。荐物之丌，象形。凡丌之属皆从丌。读若箕同。(兀部) 4．声训。声训是用读音与被说解字相近的字来进行说解(参见前“说解字义·声训”)。这种说解方式实际上也起到了指示读音的作用。 马，怒也，武也。(按：马、怒、武，三者古音相近。) 王，天下所归往也。(按：王、往二者古音近。) 士，事也。 门，闻也。(按：门、闻二者音近。) 裸，灌祭也。(按：裸、灌二字古同音。)《说文》中的声训在全部说解中占了一半以上，结合上古音研究的成果加以探求，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被说解字的音义，以及它与说解字的音义关系(其中有的是同源词关系)。 第三节 清代《说文》四大家 近人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收录迄至当时(1928年)研究《说文》的专著182种，66册。1932年又收集近代研究《说文》的著述256种，编成《说文解字诂林补遗》16册。《说文解字诂林》及《补遗》总共82册，成为《说文》研究资料的总汇。从这部卷帙浩繁的资料汇编中，可以见到历代各家研究《说文》的成果。 在历代的《说文》研究中，清代是成就辉煌的时期。在清代研究《说文》的众多学者中，最杰出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人称“《说文》四大家”。丁福保说：“若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桂馥之《说文解字义证》，王筠之《说文解字句读》及《说文释例》，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最杰著也。四家之书，体大思精，叠相映蔚，足以雄视千古矣。”下面简要介绍这四家研究《说文》的成就。 一、《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县人。乾隆举人。曾在四川富顺、巫山等地任知县。后来辞官归里，潜心著述。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弟子，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用了32年的时间(1776—1807)来撰写《说文解字注》。书成问世，学者公认是自古以来研究《说文》成就最高的著作。同时的著名学者王念孙评论说：“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说文解字注>序》)意思是段氏之书直追许慎，汉以后历代学者皆不及。 《说文解字注》的突出成就在于“就古音明古义”。汉代以来，《说文》往往被看做是形书，人们多从字形去考察古字的意义。“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沾沾自谓得之。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打破了这种局面。在注解《说文》之前，段玉裁深入地研究了古音，对上古韵部系统做了归纳，写出了《六书音均表》，然后用“因形以考音，因声以知义”的方法去研究《说文》。王念孙说：“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典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诘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已经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了音与义才是语言词汇的要素，而汉字主要是通过记录词的声音来表示词和它的意义的。段玉裁活动的年代，正当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发端，结构语言学尚未诞生，而整个现代语言学尚在创立的初期。这时在汉语的研究中，中国杰出的学者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词的音义与文字的关系，明确地提出其声音代表词义而不是字形代表词义。这与后来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不谋而合。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发展来的形体复杂的汉字研究中，独立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段玉裁等人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先驱。 除此之外，在阐明《说文》的条例，订正《说文》的讹误，辨析同义词和清理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等方面，段玉裁都有卓越的成就。段氏“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于诸家小说之书靡不博览”，所以能够在《说文解字注》中广征博引，钩索系联，明辨是非。亦有人批评段氏过于自信，妄改《说文》，失于武断。对于段氏改动说解、增删篆文之处，当一一考察，不能一概而论。有许多地方，段玉裁的改动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二、《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进士。曾任云南永平县知县。桂氏另著有《札朴》10卷等。 《说文解字义证》的特点，是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来证明《说文》说解的意义。因此有人批评桂氏只是罗列古训而没有自己的论断。对此，王筠曾评论说：“桂氏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非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从资料的前后排比中以见判断，客观而不失见地，这就是桂氏的深意。 三、《说文解字句读》和《说文释例》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王氏著《说文释例》，说明《说文》和六书理论的条例、体制，以帮助人掌握读《说文》的门径。在《说文释例》中，王氏常引用当时得见的一些古文字资料补充、订正《说文》，这是前人未能做到的。王氏的《说文解字句读》，是他对《说文》的注解。对于前代的《说文》研究者，王筠认为段玉裁、桂馥两家的成就最高，但两家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余又以《说文》传写，多非其人。群书所引，有可补苴。遂取茂堂及严铁桥、桂未谷三君子所辑，加之手辑者，或增、或删、或改，以便初学者诵习，故名之曰‘句读’。”(《说文解字句读》自叙)后来，王筠根据友人的意见，采辑各家，删繁举要，加上了自己的疏解。《说文解字句读》的特点，是在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博观约取”，即广泛地观览而精要地摘取，并且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因此，《说文解字句读》远不只是“便于初学诵习”的入门书。 四、《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曾做过黟县训导。朱骏声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的弟子。钱大昕精于古音之学，对朱氏影响颇深。 《说文通训定声》共18卷，在“《说文》四大家”中篇幅最多。除《说文》原来的九千多字外，又增人“《说文》不录之字”七千多个。全书改变了《说文》以部首统字的编排方式，从《说文》字形中分析出形声声符1137个，按照古韵将其分为18部。全书之字按声符类聚，声符又按古韵18部归类排列。 每一字下，先列《说文》说解及朱氏自己的按语，以明本义。次列“转注”，以说该字的各项引申义。再次列“假借”、“声训”、“古韵”等项，举例说明该字的假借义、专有名词、连绵字、声训的解释，以及在《诗经》和先秦韵文中押韵的章节和押韵字。总之，是将该字在古籍中出现的各种意义全面地阐释，特别注重声音、训诂相通之理。 《说文通训定声》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舍形取声，贯穿联缀”(《说文通训定声·凡例》)的体例。这种排列方式，使读者能够直接将古音与古义联系起来，方便寻求词与词之间的音义联系。从语言学理论上说，这是抓住了语言以音表义的实质，突出了语音，而把在《说文》原来编排方式中占得很重的字形降到了次要地位。朱骏声说：“天地之间，有形而后有声，有形、声而后有意与事。四者，文字之体也。意之所通，而转注起焉；声之所比，而假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他又说：“造字之假借，不外书皆声。”“不知假借，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不足以识假借。”(同前)这正是对语音在汉字孳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深刻认识。半个世纪以后，杰出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非常赞赏《说文通训定声》，称之为“伟大的著作”。高氏的举世闻名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现代式的《说文通训定声》”。 段玉裁曾经说，《说文》一书可以按形、音、义不同的编排方式做成三部书，其中之一是：“后儒苟各类其同声者，介以三百篇古音之部分为一书，周秦汉之韵具(俱)在此矣。”(《说文解字叙》“知此者稀”下段氏《注》)段氏的设想在半个世纪后被朱骏声付诸实践，并加以增补完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四节 《说文》的价值 一、《说文》在文字学研究中的价值 (一)《说文》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著作 《说文》收集了小篆、籀文和古文等古文字，并对它们的字形结构和意义进行了分析、说解，这为研究古文字保存了极为珍贵的比对资料。《说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基础和桥梁，是打开古文字宝库的钥匙。 《说文·来部》：“來，周所受瑞麦来辫。一来二缝，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 《说文·来部》按许慎的解释，“来”的本义是粮食作物，即小麦，是一个象形字，后来假借为来往之“来”。据此去读甲骨文，像小麦植株之形的正是来字，与许慎的说解相符。 (二)六书理论是汉字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总结许慎将六书理论用于《说文》的说解中，分析每一个汉字的结构，归纳汉字的发展规律。六书从此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成了统率九千多个汉字的内容充实的理论体系，在汉字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抚掌大笑，应之日：今之经典，皆孔子之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之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六书)，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大抵服其为书(《说文》)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义焉。”直至今天，我们分析汉字形体结构仍然离不开六书理论和许慎的分析说解。 (三)《说文》开创了以部首统率汉字的字典编排体例 《说文》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许慎从繁复的汉字形体中归纳出540个部首，将9353个汉字分别隶属其下，汉字字典的部首编纂法由此产生。后世的字典，如晋代吕忱的《字林》、南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现代的《辞源》、《中华大字典》、《辞海》和《汉语大字典》，都是按部首编排法编纂的。只是后代的字典将540部首作了归并，如《康熙字典》为214部首，《汉语大字典》为200部首，基本上仍是沿袭许慎编写《说文》的传统。 二、《说文》与古汉语词汇研究 《说文》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字典，也是我国较早的词典之一。《说文》收录了上古汉语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与上古文献的用例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保存了古义，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整理发掘上古汉语词汇的语源意义上，也具有极大的价值。 一个词有多个义项，有本义、引申义，还有仅仅是同音关系的同音词。记录汉语词汇的词典性质的专著，在《说文》之前有《尔雅》。《尔雅》的体例是将某一个义项相同的词(字)罗列在一起，而不分它们是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使人难以分辨各个词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例如《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与，始也。”十一个词都有“初始”的意义，这是它们的本义还是引申义，或仅仅是借用了另一个同音词的写法?它们之间意义的区别在哪里?对这些问题，《尔雅》都没有解释和辨析。 《说文》在说解词义的时候，追寻的是本义。弄清了一个词的本义，对它的众多的引申义就可以纲举目张，仅仅是同音词的假借字也就清楚了。段玉裁说：“许(慎)之为是书也，以汉人通借繁多，不可究诘，学者不识何字为本字，何义为本义，虽有《仓颉》、《爰历》、《博学》、《凡将》、《训纂》、《急就》、《元尚》诸篇，扬雄、杜林诸家之说，而其篆文既杂乱无章，其说亦零星间见，不能使学者推见本始，观其会通。故为之依形说音、义，而制字之本义昭然可知。本义既明，则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假借，本义明而假借无不明矣。”(《说文解字注·叙》“令长是也”下)前举《尔雅·释诂》中的一组词，在《说文》中是这样说解的： 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 哉，言之间也。段玉裁《注》：“凡两者之际曰间，一者之竟亦曰间。一之竟即两之际也。言之间歇多用哉字。若‘哉生明’、‘初哉首基’则又训哉为始，凡竟即为始。” 首，古文百也。百，头也。 基，墙始也。 肁，始开也。从户从聿。段玉裁注：“凡经传言‘肇始’者，皆摩之假借。”(按：《尔雅·释诂》“肇”为后起字，见段氏“肇”字注。) 祖，始庙也。 元，始也。从一兀声。 胎，妇孕三月也。 叔，拾也。(按：《人部》：“俶，一曰始也。”) 从《说文》的说解可以看到， 《尔雅·释诂》这一组训为“始”的词，是本义各不相同的词，只是都含有“初始”这个意义。把《尔雅》和《说文》两相比较就会看出，后者对于词义的异同分辨得更清楚。因此，段玉裁曾说：“后儒苟取其义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类为一书，其条理精密胜于《尔雅》远矣。” 词的最初的意义与字的本义是有区别的。然而，《说文》对字的本义的揭示能够帮助我们追寻词的比较早的意义，使我们能够参考文献资料清理词义发展的脉络。《说文》是探索词的语源义的不可或缺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文》是世界上最早的“词源词典”(Etyrnologimal Dictionary)。 三、《说文》和上古音研究 (一)《说文》和上古韵部研究 上古韵部的划分是清儒古音研究的重大成果。他们研究古韵部的主要方法是联系《诗经》韵脚来划分上古韵类。但是，《诗经》韵脚字有限，怎样把《诗经》的韵类归字扩大到整个汉字系统呢?《说文》原文是没有反切的，这种注音方法当时还没有发明。许慎对占《说文》总字数80％以上的形声字的“某声”、“亦声”、“省声”的说解，以及对一些字的“读若”的说明，就是用当时的注音方法给汉字注音。《说文》在字书、词书之外，又是一本韵书。清代的学者把《诗经》的韵类划分和《说文》形声字联系起来，如“怙”字在《诗经·秦风·鸨羽》中与“所”、“黍”、“羽”、“杜”字押韵，属于上古音鱼部，那么凡是和“怙”一样以“古”为声符的字，如固、涸、罟、沽、姑、辜、酤、胡、居、据、踞、苦、枯等字都应归人鱼部。同理，以户(“所”字的声符)、羽、土为声符的字，如扈、雇、妒、诩、栩、杜、社、吐、徒等字，也都应归人鱼部。这个规律，段玉裁总结为“同声必同部”。他说：“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先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易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六书音均表·古十七部谐声表》) (二)《说文》和上古声母研究 《说文》在上古声母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王力先生曾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音韵学家一般只能根据五种材料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第一是谐声偏旁；第二是声训；第三是读若；第四是异文；第五是异切。”(《汉语音韵》)《说文》兼有上述五种材料的前四种，为研究上古声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研究证明，汉字最初是以象形字为主的表意文字，后来经过把汉字当做音节符号使用的假借阶段，发展到以形声字为主的语素——音节文字阶段。我们知道，假借的条件就是古音相同或相近。因此，同声符的形声字之间就不仅仅是韵母相同或相近，它们的声母也应相同或相近，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说文》中的形声、读若、重文、声训等现象，就为上古声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再结合《切韵》所反映的中古声母系统，我们就可以对上古音进行构拟(或称重建)。 在中古读为不同的声母，这种现象正是我们观察上古汉语声母的窗口。 四、《说文》和古代文化研究 许冲《上<说文解字>表》说：“慎博问通人，考之于(贾)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通过《说文》，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情况。 《鹽部》：“鹽，咸也。从卤监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段玉裁引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说文》：“天生曰卤，人生曰盐。” 从盐字的解说里我们知道，在远古的时候，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海水的技术人工制盐了。并且《说文》还记载了这位古代制盐技术发明家的名字“宿沙”。 《肉部》： “腥，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从星，星亦声。” “腥”的本义是猪肉中长出的像星星一样的小颗粒。这是猪包囊虫病(俗称“米猪肉”)的特征。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寄生虫病，人吃病猪之肉也会传染上，难以治愈，常致死亡。可见汉代以前中国的医生已经认识了这种疾病，让人们不食病猪肉来防止传染。可是对于发病的原因却不明白，解释为“星见食豕”，当夜晚天上有星星的时候去喂猪食，猪就会生这种病。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 《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蛇，它或从虫。” 远古时代，森林茂密，荒草丛生，人类侧身其间，常常遭遇毒蛇猛兽的侵害。人们相见互致问候时总是说：“没有蛇吧?”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的情景历历在目。 鸟部：“凰，神鸟也。天老日：凰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鹩鸳思(腮)，龙文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 传说中的凤，高贵优雅，仪态万方，斑斓绚丽，光华四射。举翼则高山大川莫能阻挡，万里之遥，朝发夕至。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黑暗逃匿，阳光普照，洪水归流，五谷丰登，人民安宁祥和，尽享太平。许慎对凤的描写，反映了在困厄中苦苦挣扎的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殳部》：“殳，以杸殊人也。《周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贲以先驱。”’ 《木部》：“杸，军中士所持也。” “殳”、“杸”实际是一字加形符而分化的古今字。殳是一种长兵器，竖立于战车之上。战车上执殳的军人是军队中最勇敢的斗士，作战时驾车执殳，冲锋在前，用殳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道路。读了许慎对“殳”的解说，我们才更确切地领悟了《诗经·卫风·伯兮》女主人公对英勇的“伯”的倾心赞美：“伯兮朅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总之，《说文》的内容涉及了历史、哲学、军事、地理、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和人体解剖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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